马克思对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破译

第四节　马克思对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破译

使康德研究专家们始料不及的是，在康德之后的哲学发展进程中，正是马克思批判性地综合了黑格尔和叔本华的思想，从根本上破译了康德的两种因果性概念。

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等论著的批判性借鉴，马克思的目光从康德注重的自然因果性转向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因果性(亦即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在其一生理论探索的最重要结晶——《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6]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人类对自由这一最高目标的追求，并努力把自由奠基于对历史因果性的理解之上，但在其历史唯心主义的语境中，包括世界历史在内的一切现实都不过是单纯的精神活动，都不过是他戴着睡帽的头脑里酝酿着的思想风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曾以讽刺的口吻写道：“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37]这段话无疑是对黑格尔及其门徒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的深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超越黑格尔的语境意味着：不是停留在单纯的精神运动上来谈论自然因果性和历史因果性，而要把这两种因果性综合进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特别是市民社会发展史的解剖中。那么，这一解剖活动的具体出发点是什么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马克思的答案包含在下面这段重要的论述中：“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8]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为我们破译康德的两种因果性概念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通过对生产劳动这一基本的生存活动的考察，来揭示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秘密。

另一方面，通过对叔本华的意志哲学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对康德的自由概念进行了透彻的解析：“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39]在这段极为精辟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出康德自由观念的来源，而且启示我们，康德的这一观念，也像其他观念一样，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

在这里，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见解被阐发出来了，即意志是“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与叔本华在意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在叔本华看来，既然意志是绝对自由和万能的，它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因果性的约束。而在马克思那里，答案是完全不同的。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意识到：当人们脱离康德的“实践理性”语境，从现实生活出发去探索意志问题时，就会发现，意志自由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意志源于人这种有生命的存在物，而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命(活下去)，就得先生产出供自己消费的、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时所指出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40]在马克思看来，只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人们对其意志的投放决不是任意的。事实上，无论人们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先把自己的意志投放并消耗在得以谋生的生产劳动中。越往前追溯历史，越处于不发展的生产关系中，人们就越是被迫地把自己的大部分意志投放到这样的生产劳动中。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发现了意志与生产劳动、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关系，从而引申出物质生产关系决定意志这一划时代的重要结论。

上述两方面的批判性考察，为马克思彻底揭开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秘密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秘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一方面，生产劳动蕴含着目的性和自由因果性的维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1]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但人们希望在未来理想社会中加以实现的正是“自由的劳动”^[42]。另一方面，生产劳动要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必须遵循因果律。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劳动过程本身则不外乎意味着通过对于具体的因果关系的这种影响而切实地实现目的。”^[43]然而，卢卡奇在这里注意到的只是自然因果性。事实上，任何生产劳动都是以下面两种因果性的同时展开为前提的：一是自然因果性。康德已对这种因果性做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康德与马克思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没有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基础来考察这种贯通于自然现象中的因果性；二是历史因果性。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4]实际上，历史因果性就是由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无数个人意志交织而成又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由此可见，正是在物质生产劳动这一生存实践活动中，康德的两种因果性——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被综合在一起。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忽略了后来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加以补充的历史因果性。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因果性也可以被理解为自然因果性的一种衍生形式。无论如何，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真正谜底被揭开了，它就是马克思语境中的物质生产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告诉我们：“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5]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构成人类生存的必然(因果性)王国，也构成人类所追求的自由王国的基础。事实上，也只有把关于自由和因果性概念的叙事安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它才真正是现实的。现在我们才发现，马克思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把康德抛在后面了。同时，我们也发现，把德国古典哲学与叔本华哲学、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分离开来是一个多么大的理论失误，因为正是叔本华和马克思揭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概念——自在之物的本质，尤其是，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的引入，为历史上的因果性和自由关系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解释模式。

【注释】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参见陈嘉明的《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章第3、4节；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诸问题》(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章第4节和第3章第4节等。

[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7页。

[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5]正如安东尼·肯尼(A.Kenny)所指出的：“先验演绎的核心就在于：如果没有范畴的概念，包括实体和原因的概念，那么即便是最零星、最混乱的经验，我们也不可能理解，不可能将其概念化。”参阅安东尼·肯尼编：《牛津西方哲学史》，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6]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康德在这里说的“第四个二律背反”实际上指涉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在李秋零先生的译文中，“dogmatic slumber”被译为“独断论的迷梦”，为与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中的说法保持翻译上的一致性，我们把“dogmatic slumber”译为“教条主义的迷梦”。众所周知，“dogmatic”这个形容词既可译为“独断论的”，也可译为“教条主义的”。A.Zweig edited and translated：Philosophical Correspondence(1759-1799)，The Press of Chicago University，1970，p.252.正如亨利·阿利森(Henry E.Allision)所说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不仅是《纯粹理性批判》讨论自由问题的重点，而且也是康德后来在其道德哲学著作中探究自由问题基础。”参阅亨利·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A445B473。

[8]正如H.J.帕通所指出的：“自由的概念是一个理性理念，没有它道德判断也就无法存在了，正如自然的必然性，或自然的因果性，是一个知性范畴，没有它也就不能有自然的知识。然而这两个概念很显然是互不相容的。从第一个概念看来，我们的行为必定是自由的。从第二个概念看来，我们的行为，作为已知自然世界的事件，必定为因果规律所制约。”参阅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

[9]I.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2)，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8，B472/A444.

[10]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103页。译文略有更动。

[1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

[1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3～104页。译文略有更动。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也有类似的陈述：“如果自然界的必然性仅仅指现象的自然界的必然性，自由仅仅指自在之物的自由，那么如果我们同时承认或容许两种因果性，也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尽管后一种因果性是很难理解，或不可理解的。”参阅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

[13]转引自亨利·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1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1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1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9～60页。

[1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页。

[1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1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康德对自由概念的一个类似的表述是：“自由这一理念仅仅发生在理智的东西(作为原因)对现象(作为结果)之间的关系上。”参阅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页。

[20]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4页。

[2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注①。

[2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注①。

[2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0～51页。

[24]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5页。

[2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0页。

[26]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页。

[2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2页。

[28]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8页。

[29]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08页。

[3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3页。

[3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2页。

[3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3页。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本身根本就是自由的，完全是自决的；对于它是没有什么法度的”。参阅该书第39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212页。

[3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7页。古留加在谈到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概念时，这样写道：“叔本华也嘲笑了这一点。他把康德比作一个在化妆舞会上为了找对象而去向素不相识的美女献殷勤的人。在舞会结束时这位舞伴摘下假面具，原来就是他的妻子。”参阅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8页。

[3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3页。

[3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这种从意志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做法在晚年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典型的表现形式。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这样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43]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