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再塑造民族精神的历史经验

三、中国共产党再塑造民族精神的历史经验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10]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继续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旧社会的彻底革命是再塑造民族精神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民族精神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状况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生产关系制约的。从具体的社会生活条件来看，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发展最深刻的方面就是社会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下的社会存在。近代以来，中国一次次改良运动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存在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那些国民劣根性的东西仍然存在、生存和繁衍。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精神或叫“元气”，所以不振，国人所以尚属“部民”而无“国民资格”，爱国精神隐而不彰，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长期统治的结果。“观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乃在政府”^[11]。因此，要改变其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社会意识，就必须首先改变其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世界。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详细考察，认为只有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包括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行为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肩负起民族的责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一方面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另一方面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确立和培养造就新民主主义新人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机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制度能够激发或促进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而不良的社会制度往往会限制和阻挠民族精神的发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社会主义所蕴涵的价值标准，引导着全体中国人对其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同，同时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士气，激发了昂扬向上的精神，使全民族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所。实践也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才提供了中华民族精神创新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塑造民族精神的理论基础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不断丰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最关键的，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来培育和提升民族精神。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3]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离开理论思维，个人和民族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物质生产能力就会从根本上受到影响，个人和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最高智慧的凝结和体现。纵观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就其精神生产和精神发展而言，在没有作为民族思想智慧结晶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时，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就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的状态，并且极易陷入散漫、疲弱甚至变异的境地。依靠科学理论作指导，民族精神的发展就会呈现良性状态，其所反映和代表的思维境界也能得到合理提升。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它是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代表着先进阶级的崭新的世界观。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4]这个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宁也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自从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正是有了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才开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九十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都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能否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决定革命和建设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因此，再塑造民族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否则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促进民族精神发展的推动力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同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成果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和灵魂，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培育出以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精神和新时期改革创新精神为代表的新民族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理性认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和时代要求而形成的指导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使之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原则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进步的思想杠杆。它们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进步和提升。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因素和精神支柱。新时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彰显了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推动。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国共产党人把以人为本转化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体现了对人民生命权和生存权的高度关爱。党中央把人的生命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坚持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最大限度地抢救了人的生命。这一指导思想实现了国内的总动员，最大限度地凝聚了人心、凝聚了力量，抗震救灾的胜利是以人为本这一新时期人性精神的胜利。因此，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的进步与发展。

（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再塑造民族精神的基本路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指明了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它以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为文化方向的选择和民族精神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理性归结，从理论高度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要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所有这一切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他指出，要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决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又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要注意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这事实上是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涉及文化选择的标准问题。毛泽东认为，文化选择的标准就是现实的需要，即看其是否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相符合、相适应，是否有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确立和发展。这就科学地阐明了批判与继承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与指导思想上解决了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的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为建设中国新文化指明了方向，即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为建设中国新文化提供了指导原则，即批判继承、辩证吸收的原则。这也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文化建设原则。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成为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总结了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既超越了“华夏中心论”，又超越了“西方文化论”，主张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49年9月，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方向作了明确规定。在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中，也依然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塑造新人是再塑造民族精神的立足点

虽然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作为整体所表现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道德水准和思维智慧，但其主体仍然是每一个个体的民族成员、每一个具体的人。民族精神是通过民族的个体成员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的实质就是人的精神。培育民族精神，在最普遍意义上，就是对人的塑造，塑造新人既是培育民族精神的起点，也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归宿。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5]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造就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地探索塑造新人的基本途径。

从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中可以认辩出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作是一种“合力”。由此也可以把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塑造视为“合力”演进的结果。关于这个“合力”可以看作三种要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其中，共产党在再塑造民族振兴伟大精神的这段历史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于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倡导和表率。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再塑造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因为，每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发展总是与时代课题的需要相联系，总是围绕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而开展。对民族精神传统的筛选、扬弃以及新的诠释，其价值标准的核心就是看是否有利于时代课题的需要、主要任务的完成。离开了时代课题和主要任务，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创新就失去了本质意义。生长于活动于中华大地的人民大众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真正的民族精神只有被提炼出来并深植于具有主体自觉意识的现实人之中，内化于个人心理意识、言论行为之中才有意义。离开了个人的接受与认同，民族精神难以传承和创新，更不可能成为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之源。

（第一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第二作者为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党群工作部教师）

【注释】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2]邵华泽：《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3]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4]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邓小平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396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8]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9]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9-03/2511627.shtml.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页。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