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塑造

2．5．1　英雄的塑造

纵观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建筑保护实践，对于历史名人的纪念和国家主义成为首要的出发点。以此为名的建筑遗产保护也是最多的。

美国被称为新世界（the New World），清教徒们认为自己是一群称之为美国人的新人，命中注定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为人类建造一座“山上的光辉城市”，一个全新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在美国创立伊始，其民族性和国家感仍远未形成。一般来说，民族精神先于国家存在，而在这里，一个国家却是在还未具备自己的民族精神之前就出现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所言：“国家象征和民族英雄往往是悠久历史（争取国家地位而进行的战争和奋斗的悠久历史）的副产品。没有已经充分发展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有《亨利五世》和其他历史剧，而这些戏剧则是表达这种民族精神的工具，莎士比亚既是英格兰的产物，又是英格兰的创造者。在欧洲，如果一个民族想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思维方法和独特的智能，以及善良、美德、丑恶和英雄事迹，它可以去研究自身的文学作品，即用自己的语言写就的古典文学，而美国人却发现，他们的母语———英语的语言宝库以及他们的绝大部分历史都根植于旧世界。所有这些在他们构想自己的国家之前就早已形成了。美国人应当怎样去寻找或造就自己本身的英雄而又不摈弃历史的遗产呢？他们应当怎样在历史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呢？”^[42]因此，对于自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历史事件，美国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强调其纪念和象征性，以及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以期增加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华盛顿在世时，就已经被奉为美国的传奇和英雄。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华盛顿最终成为了半神半人和美国之父，而是把华盛顿理想化的过程竟然如此迅速就全面展开，美国人怀着满腔热情很快把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华盛顿奉为圣人，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事实更好地说明他们是多么迫切的需要一个崇高的、可向其顶礼膜拜的民族英雄。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新世界在信仰欲方面存在着特殊的潜力。在欧洲历史中，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把一个人奉为神明，而在新世界，这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43]

对于英雄的塑造是和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初，在被誉为“吹捧文学”的《乔治·华盛顿生平事迹》一书开篇，梅森·威姆斯即用鼓动性的语言写道：^[44]

时至今日，很多善良的基督教徒仍然很难相信华盛顿当真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什么？他是个乡巴佬？”他们笑了，“华盛顿是个乡巴佬！哎！不可能！他当然是个欧洲人：这么伟大的人绝不可能出生在美国。”

这么伟大的人绝不可能出生在美国！———呵，这正是他所以出生在这里的最好原因！我们知道，大自然所喜爱的就是和谐；pariaparibus，意思是说，伟大的事物总是在伟大的环境中产生，这是大自然所乐意遵循的法则。例如我们在什么地方寻找自然界最大的动物———鲸呢？我想，不是在贮水池之中，而是在汪洋大海之中……

同样道理，除了在美洲，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华盛顿呢？美洲是最大的陆地，破极地之冰而出，延伸开来，直至南方，几乎“纵贯地球南北”；它的两侧，经受着占地球表面一半的海洋的无情冲击。与美洲大陆的面积相匹配的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山山水水：全能的上帝在这里造就了白云盖顶的高山，烟波浩淼的湖泊，浪涛翻滚的河流和咆哮轰鸣、一泻千丈的瀑布。所有这些使其他大陆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业绩注定要产生在美洲。

从这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对于由移民发展而来的美国而言，迫切需要通过对于本土英雄的崇拜来建立国家认同感。与此相应，许多美国历史政治人物的故居被作为纪念和教化的场所而受到保护。除弗农冈外，与华盛顿相关的其他一些建筑遗产也受到了保存，包括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一些指挥部甚至其家人的故居。同样受到保存的还有像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詹姆斯·麦迪逊、林肯等许多著名人物的住宅（图2．24、图2．25）。

图2．24　1937年的杰斐逊故居———蒙蒂切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