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

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

中国的道家哲学,历来有劝人“守雌”的教训,认为安于恬退者,不仅能避祸全身,抑且能守拙反达,做到热心进取者反不能做到的事情。民间俗话,也有巧不若拙、智不及愚之类的说法。这些教训或说法,说的总是人生固然要积极进取,但有时积极进取未必能成事,安于恬退反而易于成事的道理。

《鹤归楼》(《十二楼》九卷)所致力于表现的,便是这样一个主题。其中展示了两个书生的对比:对于功名利禄,他们都看得很淡,结果两人在这方面都一帆风顺,这便是“安恬退反致高科”;然而对于男女之情,两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一个以冷处热,结果白头到老,一个以热处热,结果吉始凶终。

两人所娶之妻皆为绝色佳人,原是徽宗皇帝选中了要作妃子的,因臣下劝谏而无奈罢手,后来“转嫁”于两个书生。徽宗皇帝知道此事后,不免拈酸吃醋起来,于是百般摆布两个书生,派他们出使金国,使他们不能与妻子团聚。面对当头横祸,两个书生的处置截然不同,一个与妻子痛哭而别,日夜思想,刻刻盼望,结果妻子郁郁而死,自己也未老先衰;另一个则将生离作死别,临行时故意对妻子作决绝之言,断了妻子的想望,自己也无所牵挂,结果最终重逢之日,夫妻都健康胜于昔时。小说家指出前一个书生的悲剧的原因道:

总因他好色之念过于认真,为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不肯使人满志。后来官居台辅,显贵异常,也是因他宦兴不高,不想如此,所以偏受尊荣之福。可见人生在世,只该听天由命,自家的主意,竟是用不着的。

小说家指出人生处世之所以宜冷不宜热的原因,在于“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不肯使人满志”。这看起来有点荒诞不经,但其实却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世情的本质。

“偏要颠倒英雄,不肯使人满志”的,其实是世情而不是“造物者”。人性原本是争强好胜的,总不愿看见他人比自己顺遂美满,也不愿看见自己比他人偃蹇坎坷。过分明显地显示自己的欲望,之所以会招来意外的阻力,正是因为这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之心的产生,并因此而产生阻挠的冲动。在上述小说里,人性的这种嫉妒本质,被夸张化和戏剧化为皇帝对臣子的拈酸吃醋,其实它原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只因为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因此常常是你越想要的,人们便越是不会给你,一直到你心灰意冷为止。如果不能打破这个迷关,永远以进取之心待之,则难保热心肠不变作死心肠,结果一生耗费在近乎徒劳的追逐上,这便是“物于物”的生存方式。如果能够打破这个迷关,先能自置于死地与绝地,使热心肠变成冷心肠,则人们的嫉妒之心对之亦将无可奈何,结果反有可能实现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目标,这便是所谓“物物”的生存方式。但是,人性常常是甘于“物于物”,却不愿“物物”的,这也是人的一种宿命吧。

像《鹤归楼》的作者,对于人性的嫉妒本质,其实也不会没有认识,所以他才写了这篇小说,并把嫉妒心理夸张化与戏剧化为皇帝的拈酸吃醋;不过他却不愿明说这是人性的阴暗之处,而把它归之于“造物”与“天命”。我们现代的读者,当然不会被他的障眼法蒙住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