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的很多著名企业诞生在那个时间段。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中国企业史上很多被铭记的名字从那时开始涌现。

那是一个孕育奇迹、创造传奇的年代。

而传奇能延续至今的不多，波司登是其中之一。波司登的缔造者高德康也因此令人充满好奇。

成功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波司登总部大楼全景

中国人的重土安迁让“老乡”这个词有了格外的含义，出门在外，一说是本乡本土，似乎人与人的距离立刻就近了许多；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经常让血缘、地缘上的亲近变成了合作中的机会。所谓“抱团取暖”，情意、生意很多时候很难完全割裂，因此，形成了很多以地域命名的商帮——当然，这在世界商业史中也绝非孤例，“犹太人”在商业上的天赋几乎让他们成为精明和财富的代名词——远有晋商、徽商的赫赫威名，近有浙商、苏商的声名远播，而粤商更因为长久以来身处对外贸易的开埠之地，一直在商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是崛起的时机有别，也许完全是个性使然，与人数众多、且不乏个性张扬、喜欢行走在风口浪尖上的浙商领袖不同，江苏商人似乎要低调得多。与浙商的遍地开花、风头强劲相比，苏商堪称踏踏实实、埋头做事。

改革开放以来著名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不同似乎是这种情况的缩影。

常熟，地处长江三角洲，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而得名，自古就有“江南福地”的美誉，是吴文化发祥地之一。常熟城历史悠久、环境秀丽、经济发达，历来即属“东南财赋重地”。

近代以来，常熟有两大特色最为出名，其一是著名的红色“样板戏”《沙家浜》原型的诞生地，其二是毗邻著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与其山水相连，也是著名的湖蟹产地。但在经济学家看来，常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与“温州模式”齐名的“苏南模式”的代表之一。

“苏南模式”由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苏南”，顾名思义是指江苏省南部，通常涵盖长三角中部太湖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也包括南京和镇江，共12个县市，苏州市下辖的常熟正处在“苏南”的核心地带。所谓“苏南模式”，是指在这一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经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简而言之，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

与资源稀少、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的温州相比，苏南的地理环境要优越得多，所以两者的发展模式有显著不同。

温州模式可以说是被自然条件逼出来的——地少、人多、资源匮乏，所以逼着人们向外走，挖掘自身的每一分潜力。所以温州商人遍及世界，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温州经济又被称作“小狗经济”，描绘了其生命力顽强、无孔不入的特点，也是温州小企业、小家庭作坊遍地的形象反映。

苏南则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它不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但从老百姓的角度讲，它是一个群体富裕的地区，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发展比较全面、和谐。优越的环境也使得苏南人多在本乡本土讨生活，没有闯世界的动力和欲望，也给外界造成了苏南相对保守、缺乏闯劲儿的印象。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长期以来的重商风气使得苏南从来不缺乏商业活力，也不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只不过，由于物质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比较高，他们更倾向于做“儒商”——行事更为低调，更有谦谦君子之风，也就更不为人知而已。从苏南模式后来被总结为“能人模式”的说法即可见一斑。

自古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苏南文化以“务实”为基本特色。从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诞生以来，苏南涌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实业家，中国最早的、最大的一批民族实业资本家基本以苏南地区为主，也是他们最早提出“实业救国”。远的比如“文人下海”第一人状元张謇，开一代风气之先，率先投身商界开办企业，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里，实为石破天惊之举。后来如荣氏家族，家族人才济济，且精英辈出，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代表，乃至荣氏后人成为新中国的副主席，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这种历史和环境的熏陶下，可以看出温州文化与苏南文化的分野。可以看出，温州和苏南距上海都很近，都能够享受“大上海”带来的信息、资源、人才辐射，但在改革开放后，苏南马上想到的是制造产品、搞实业；而温州则普遍选择做贸易、跑生意。两者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做实业的依靠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诞生了很多大型企业；而做贸易的则是遍地开花，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但“皮包公司”也为数不少。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苏南文化是务实的，倡导“实业救国”，讲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承担这个责？这里面是有道义的。苏南并不如同人们印象中那样固步自封、小富即安，它哺育大企业和大企业家的能力毫不逊色于其他商帮：苏商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京东商城的CEO刘强东、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明、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均出自这块热土。颇可玩味的是，比之浙商，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建立的企业或品牌比本人更知名，而他们自己，似乎更愿意隐藏在幕后……

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更可以说将这一风格推向了极致——他所缔造的“波司登”品牌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打破了羽绒服的地域限制将市场拓展至全国，同时还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排头兵；而他本人，却一直保持低调，虽然在行业内赫赫有名，却从来不事张扬，无论“波司登”品牌形象力有多深远，他却并不热心争取聚光灯下的某个画面。永远关注下一步、扎实做事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这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也可以说是家教熏陶，亦可最终归因于这块土地先天所具有的君子之风。

高德康身上有一种担当。在波司登起步之初，他就深刻地意识到了企业家和作坊主的区别，除了赚钱，他还将社会责任、道义置于很高的地位。他说，这是支撑波司登能够走到今天，且走得好、走得远的先天因素。

可能有的人觉得这有点“玄”，是“唱高调”，但当我们走访了波司登，近距离接触了高德康之后，却发现，此言非虚。

让我们将镜头拉得更远，从更远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待那些曾经的人和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早成立的企业存活下来并健康发展的不多，而第一代企业家更是命运多舛：要么跌至人生谷底，要么触犯底限蹲了大狱，要么个人还算安逸却被剥夺了企业控制权，甚至有的性命不保……很多煊赫一时的名字没过多少年就湮灭在历史中。这甚至成了一种“魔咒”。波司登是这些企业里的先行者，并无先例可循，而能够躲过重重暗礁，从弱小发展壮大并取得长治久安，其秘诀何在？恰是本书将要描述和回答的内容。

计划经济时期，“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曾煊赫一时，但两者又几乎南辕北辙，差异很大：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而几乎与苏南地区背道而驰，温州当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无为”者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政府对民间的经济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让那些不符合主流的事情和现象存在和发展，而非压制和取缔，当地政府及官员为此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政府仍然需要面对外界对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的指责。

时至今日，“苏南”与“温州”模式都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事实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们发生了嬗变，且变得越来越相似，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直至几乎分不出彼此的差别。苏南日益摆脱了被人诟病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在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上做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成功；而温州也在企业规模小、散、乱上痛下决心，花费巨大精力整合资源，促使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从作坊主心态向企业家转变。

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殊途同归的较量。或许应了那句话，最了解你的人是对手。而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可以使双方都更加焕发活力。

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融合，即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大至国家、小至企业，概莫能外。

这也许是我们本书的主人公——波司登集团和它的掌门人高德康先生所要表达的一层意思。他和波司登近40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

➢波司登品牌创始人高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