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三、创新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创新问题的凸显，催生和促进了创新理论的研究。一般说来，人们都把经济学家熊彼特作为创新理论的创始人，这从其讨论的直接话题和明确指向来讲，确实是事实。但是，在研究创新理论时，切莫忘记了更早论及这一理论问题的马克思。有些学者将创新思想的源头追溯到马克思，不无道理。

马克思有关创新的思想主要是和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紧紧联在一起的，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创新的看法和观点并不是专就创新问题加以专门论述的，而是在研究、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加以具体阐发的，有些思想是显性的，有些思想则是隐性的(即隐含其中的)。这正是马克思创新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和体现的：一是关于创新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般理论分析；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创新的具体研究。

就创新与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而言，主要是通过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较而予以阐述的。在马克思看来，在一个社会中有无创新，对于该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有无创新或创新的强弱。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坚持不懈的开拓、创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9]正是凭借这种不断的变革、创新，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的文明成果，“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10]一句话，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现代社会。与此相反，传统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恰好就在于缺乏这样的创新动力。“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11]马克思曾以印度社会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印度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社会，但却是一个“根本没有历史”的社会。所谓“没有历史”，就是说它长期没有什么变革或变化。“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12]这种封闭落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3]由于缺乏“历史首创精神”，满足于“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和“消极被动的生存”，结果“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14]这样，消极苟安与落后野蛮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可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发展上的巨大落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待创新上的差别。

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创新而言，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而予以阐述的。在其巨著《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专门研究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科技创新活动及其社会作用，尤其在题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的笔记中，研究了1500年至1850年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以流体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创新，研究了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大工业的制度创新即组织创新，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作了比较具体深入的分析。正是借助于这些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革命。如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5]这些作用综合的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

马克思虽然着重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问题，但其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研究也是适用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虽然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解决发展、创新问题的一些原则、理念和方式则没有什么改变。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马克思的创新思想愈益显示出它的重大价值。

当代创新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同时又结合新的发展实际而发展起来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而后又在30年代和40年代之交，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何谓创新？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一种组合比率，也就是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列举了创新的五种存在形式：(1)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新技术或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来源；(5)实现企业组织的新形式。熊彼特就是按照这样一种创新模式，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新中毁灭的生命过程，强调变革与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把这种变革与创新视为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而认为：如果没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没有资本主义产生，也就没有现代社会的发展。显然，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不是某些单纯的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一种不息运转的机制；它是一种经济概念、社会概念，而不是技术概念。随着世界范围内市场取向改革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这种创新理论逐渐受到高度关注。

对于熊彼特与马克思的关系，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曾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熊彼特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熊彼特也明确认为自己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指出，提出创新概念会克服传统经济理论的“一系列根本困难”，而“对这个问题的陈述同马克思的陈述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部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情况相适应”。^[16]

20世纪中叶以后，创新理论的研究开始引起各国政府包括产业界、科技界和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并异军突起。不少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组织，制订专门计划来研究创新问题，应对各种挑战。在此期间，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创新理论。经合组织经济顾问克里斯托夫·弗里曼1974年出版了《工业创新经济学》，1982年出版了《失业和技术创新》。他吸收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把经济增长看作是技术创新的同时，强调技术创新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并将创新看作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到了90年代，国家创新体系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众多国家都在考虑、实施国家创新体系。以美国为例，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提出了科学创新报告，大力推行科学技术创新。技术的创新和政策的调整，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连续110多个月的增长，而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这些情况表明，创新已经成为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创新问题在我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世界创新潮流，最早讲到创新问题。早在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就指出：“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时间，但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17]1978年9月，在谈到鞍钢如何改造时，邓小平又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18]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9]1984年2月，在视察宝钢时，邓小平又欣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20]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在谈到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发展时，更多谈论的是创新问题。1995年5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作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论断。同年7月，在接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代表时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创新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我们必须有超越别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决心和勇气，而创新是最有力的超越手段。”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提出，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1998年3月，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时又重点阐述了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问题：“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并要求“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21]2000年6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江泽民进一步论述了创新问题，强调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在全国兴起一个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高潮。同年8月，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讲话中，又高度概括地指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22]这就把创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创新问题予以特别重视，尤其是把求真务实、加快发展与开拓创新联在一起来对待。为此，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大问题时，总是反复强调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并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等重大创新提出了许多具体、深刻的论述。在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又向全党全国发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奋发努力、扎实苦干，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23]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这些重要创新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紧密结合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并自觉吸收当代创新研究的有益成果，这不仅对于推进创新研究，而且对于推动创新实践，都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28页。

[7]B.M.梅茹耶夫：《人是科学的对象》，《哲学译丛》1991年第6期。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页。

[16]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73页。

[17]《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3页。

[20]《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21]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22]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216页。

[23]《光明日报》200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