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转向

新启蒙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转向

张治江　刘　莹

近代中国发生了几次启蒙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人们对这一场运动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不过人们往往对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另一场启蒙运动——时人称之为“新启蒙运动”，又被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了解与研究不够。

翻检关于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很难看到关于新启蒙运动的研究。这场运动虽然不是中共中央发动的，也不是毛泽东或共产党其他重要领导人发起的。但从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来看，这是一场由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发起的文化运动^[1]。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党史界对新启蒙运动的研究似乎更为稀落，我们甚至在国内出版的党史书籍中找不到任何相关论述。

一、救亡和启蒙

1936年9月，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号召进行“哲学上之救亡民主大联合运动——也即是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并号召建立联合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纲领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应该开展大量工作，包括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系统的批判;揭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介绍世界民族解放理论等9项工作。^[2]

不久，陈伯达又在《新世纪》第1卷第2期上发表《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一文。此文对《哲学的国防动员》里的观点作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3]陈伯达当时的身份是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他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但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至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共当时的文化政策乃至政策的方向。

显然，新启蒙运动的首倡者强调两个目标:救亡与启蒙。^[4]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文化战线上的具体表现——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文化启蒙运动中来，号召他们加入救亡阵线，号召新启蒙运动者批判各式光怪陆离的汉奸思想、借“尊孔”行侵略之实的思想、愚民思想。总的目标就在于“救亡”。

在高举救亡大旗的同时，陈伯达还提出应该“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接受“打倒孔家店”等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也就是说要继承新文化运动的遗志。在这里他认为“孔子的哲学，无疑地，是统治者的哲学，是服从的哲学，是愚民的哲学。孔子最厌恶‘反抗’(犯上)，最厌恶民智的开通”。^[5]因而他主张“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就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

新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发起者，在五四时代就已成名的启蒙老战士张申府提出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理性运动”:不仅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而且需“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6]他认为，“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因而他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几步。”^[7]

新启蒙运动的提倡者充分强调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一方面强调它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性质，高举爱国救亡大旗。同时，它也非常注重继承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继承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等口号，要求对传统文化作进一步的深入批判，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且在他们看来二者并不像我们这些带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充满矛盾，二者是相互为用的。

新启蒙运动在五四运动18周年之际，达到了一个高潮。北平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士与团体提出一个口号:“纪念五四，展开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19日，在北平的张友渔、张申府、吴承仕、程希孟、黄松龄、寂郁光、田佩之、吴觉先、谭培桢等九位教授发起成立“启蒙学会”，并发表《启蒙学会宣言》，专门讨论新启蒙运动的问题。很多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的文化界人士包括艾思奇、胡绳、何干之等人纷纷加入了这场运动。

陈伯达等人一方面高举救亡救国大旗，另一方面打出“新启蒙旗帜”。正如陈伯达所说的:“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8]

胡绳认为:“尘封了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这新的形势下又重新露出了它们的战斗的光芒了。……新的政治形势要求新的文化运动，这种文化运动，在两年来的实践中，被证明，一定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以民族的生死存亡为前提的)大团结。”^[9]

显然，新启蒙运动的提倡者一方面积极呼应中共中央高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号召民族团结，一致抗敌，在文化阵地上也应该“唤醒并推动全国民众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民主的实现。”^[10]另一方面坚持五四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大旗，挺起启蒙大旗。

二、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显然，以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共党员方面，对救亡的大旗更为感兴趣。他们虽然将救亡与启蒙并提，不过更多地强调“争取民族的解放”。不过他们认为这场新启蒙运动是继承了“五四精神”的一场启蒙运动。当时年轻的何干之也参加了这一场运动，他在1938年1月再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12月初版)一书中认为“五四文化运动是肯定，新社会科学运动是否定，而新启蒙运动却是否定之否定”，“它是过去启蒙运动的综合，经过扬弃的作用，已把启蒙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了。”^[11]

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对五四运动评价的一次戏剧性转变。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宣传上要求不仅与民族传统彻底决裂，而且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因此，“五四”的传统也在30年代早期被否定。1931年8月在《前哨》编辑委员会所编辑的《前哨·文学导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的文章，作者认为“‘＇五四’的一切思想及其口号都成了时代落伍”，“‘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历史上曾尽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运动，到后来成为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复如此。”“所以一方面我们固然论定‘五四’早已送进坟墓，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那些依旧潜伏于现代的腠理中的‘五四’渣滓，甚至尚有‘五四’的正统派以新的形式依然在那里活动，例如‘新月派’。这一些，在现今只有反革命的作用。扫除这些残存的‘五四’，也是当今革命工作的一项课程。”^[12]这一时期，连“五四”也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传统乃至“五四”的决裂态度。^[13]

不过这时共产党人开始表示要完成“五四时代未曾完成的任务”^[14]。在这里，“五四”精神被共产党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从而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民主与科学同样也成为这次启蒙运动的口号。对“五四”传统的重新认识与挖掘成为中国共产党转向民族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也成为中共政策疏离于国际主义而趋向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变。

1939年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中，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彻底为之正名:“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15]同时，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以5月4日为青年节。^[16]

这时在中共的心目中，“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象征，“五四精神”也成为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正如凯丰(何克全)所言，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表现了中国民族自觉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是反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这个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是中国近代青年运动的发端，这个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先声。”“当今年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继承五四反帝国主义反亲日派卖国贼的精神，接受五四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教训。”^[17]

就这样，“被埋入坟墓的五四”成为中共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而复活，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作为“民族解放”、“反帝国主义亲日派”、“反日民族联合阵线”而复活了。这成为中共整合抗日资源的重要旗帜。

三、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向

显然，新启蒙运动的提倡者，毕竟还是意识到这场运动必须进行启蒙，当时更多的非共产党人士虽然是以抗日救亡相号召，但以张申府为代表的一批“五四志士”还是试图走“五四”先辈之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思想文化本身，号召国人反对礼教、反对复古、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专制、反对独断，他们认为新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18]。齐伯岩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联合全国的知识阶级，落后的和前进的;号召着全民族从愚昧的无理性的传统思想中解脱出来，一齐走上民族解放大路。”^[19]

抗战以前，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人士，对于传统文化都一致地持批判态度，他们表示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就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地批判”;“‘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批判”;“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呢?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所要做的事完成。‘五四’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任务:反对迷信愚蒙，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之下停滞着了。……传统文化屡次地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民众的文化生活里”^[20];“五四的反儒教运动，不是做得太过火，而是还做得不够，还不够广泛，还不够深刻。”^[21]

可见，新启蒙运动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继承了五四精神，而张申府本身在五四时期就已成为著名的“五四斗士”。他们认为要唤醒民众，要救亡，必须反对迷信、反对专制、反对旧传统，驱除迷信、盲从、传统对国人的毒害，而以理性、民主、科学代之，从而塑造“新民”。

如果说抗战爆发以前，新启蒙运动强调启蒙与抗战的结合，非共产党人士更多地强调将精力集中于思想文化的启蒙上，号召理性、民主、科学，打倒迷信、专制、盲从。并且新启蒙运动者都还能平心静气地从事深入细致的思想文化运动，也试图完成“五四”运动未曾完成的任务，也试图将自己的启蒙工作与民众结合起来。那么，一俟抗战爆发，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使得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人士都无法平心静气下来，熊熊战火迫使他们走出象牙塔和亭子间，离开北平、上海，奔向西南、西北，奔向乡村原野。

因而，新启蒙运动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启蒙与救国并重，而向救亡倾斜。这种转向不仅表现在新启蒙运动者割弃“自由主义运动”和“理性运动”等方面的内容，而且他们将运动的目标直接指向“爱国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洛甫在1940年1月的一个报告中直接将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归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之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22]

这种转向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新启蒙运动者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变化。在面对空前的国难面前，他们意识到，以“反求诸己”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挽救国难是于事无补的，甚至是给了敌人以把柄。因而，他们开始对于自己以前对待传统、传统文化的“反求诸己”的态度进行反省，进而改变对传统的态度。

陈伯达在1937年一篇名为《思想无罪》的论文中，其副标题就是《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可见，他对传统文化态度变化之快。他在此文中没有像以前那样高呼“打倒孔家店”，而是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必须反对的，如“吃人的旧伦理和旧教条”，但“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的传统。我们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23]

陈伯达对文化传统的戏剧性的变化颇能代表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胡适、周作人等五四斗士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24]他们意识到一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在抗战时期可能只是授日本以侵略口实，同时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强化、民族自尊心的提高与自信心的树立都是无益的。因而在国事危难之际，他们认为再醉心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继续对中国传统作全面系统地批判是不合时宜的。

在国势危难之时，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民族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一无是处的话，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抗敌精神的底气的，这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对民众也是没有号召力的。因而他们以对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的颂扬代替了对民族落后因素的批判。“民族主义”、“统一”、“集中”等呼唤代替了“科学”、“理性”、“自由主义”等口号。一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备受攻击的观念又被重新发现与挖掘出来，成为受到肯定而必须继承与发扬的观念。因而新启蒙运动在高呼抗日救亡的同时，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富于创造性、富于反抗性、富于爱国性、富于民族性。

张申府对五四运动的批评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颇具代表性:“五四运动的第三点重大缺欠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缺欠认识。五四运动最直接的对象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然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壮烈表示不愿受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东西的迷信却是只有增加，并没减少。知道要开明，知道要开放，知道反对自己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礼教，这是好的。然而却因此，把不必真与旧观念旧思想旧礼教有不可解的关联的也反对起来。中国的旧礼教当然产生于中国。但因此就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不相信了。旧礼教好像煞与孔子有关，于是要打倒“孔家店”便将孔子先打倒。这真像托盆倒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外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什么都要不得。因此弄得自信心完全丧失，自觉更谈不到。不管自己的历史，不管自己的传统，弄得自己全无基础;自己既不成一个民族，建不起自己的国家，仅仅跟着人家跑。”“现在应该更开放，更开明，更理性，更批判，更提高，更深入，更充实，更切实，更大众化，更带民族性，在一切思想文化教育学术运动上。”^[25]

陈伯达、张申府等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转变也颇能反映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4月26日的《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对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爱信义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藉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26]

以前一直被批判的儒家伦理道德，已经成为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道德。不论中国共产党对其中的改造与扩充的程度有多大，单就重拾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党员的道德标准这一点而言，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传统作为民族认同与象征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已经开始复活。中国共产党由割断传统向与传统衔接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也为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国化”、“民族化”政策的出台准备了条件。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文化传统作为民族象征，在加强民族认同、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旗中的重要地位。因而肯定与颂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强化民族凝聚力、抗日救亡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注释】

[1]这些参与者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后来成为共产党员。陈伯达当时是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张友渔、艾思奇、何干之、胡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申府是一名自由主义报人(当时已经退党)，但参加过党的早期组织工作。

[2]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59—160．

[3]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1999:164．

[4]在新启蒙运动的首倡者看来，救亡与启蒙是并行不悖的，是相辅相行的。这不像后来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与启蒙共同发展。

[5]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1999:163．

[6]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也可参见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一．读书:第2呈，1937年6月．

[7]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实报·星期偶感，1937年5月∥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1999:169．

[8]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

[9]胡绳．论近两年来的思想和文化．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

[10]艾思奇，吴清友等．“新启蒙运动”座谈．读书．创刊号．1937年5月．

[11]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1938:195、204．

[12]丙申．“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5号．

[13]王桧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14]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

[15]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558．

[16]不过国民党后来又改定3月29日(即1911年广州起义的农历时间)，但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一直以5月4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青年节．

[17]凯丰．五四运动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读书月刊，第1卷第4期，1939年5月．

[18]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一．读书，第2号，1937年6月;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

[19]齐伯岩．五四运动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二．读书．第2号，1937年6月．

[20]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第1卷第8期，1937年．

[21]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

[22]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六大以来: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88．

[23]陈伯达．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第3号，1937年7月．

[24]关于胡适、周作人等人对传统文化的在抗战前后的态度变化与矛盾心态，可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研究取向与反思》，《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序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2—23页;《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人士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25]张申府．五四的回忆．读书月报:第1卷第4期，1939年5月．

[26]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六大以来: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