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方针、目标、措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必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全面持续健康的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谈一点认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使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由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20世纪和21世纪伟大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带来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昭示了光明的前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它不仅创造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产生了有自己特色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是在世界格局多次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反过来又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已有许多重要成果，但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来看，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所不足，在一些并非细节的问题上还有不少分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继续研究，从中挖掘出更丰富的思想财富，使我们达到与这个过程的实际意义相称的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自觉性和规范性，是我们应当担当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认为这一研究可以考虑分几个层次。
首先是对一些前提性问题的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大问题。这两大问题在许多人心目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论点是存在的，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论点也是存在的。不能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之理而不予理睬，而要认真地加以论证，从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否则其他问题的研究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规律问题的研究。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从实际材料出发总结经验，别无他途。总结经验就有方法问题。方法不同，结论就会有种种歧异，甚至相去万里。我以为以下几点是值得讨论的。
(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标准
凡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有其事的研究者，都不否认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但具体谈到何谓成功，何谓失败，看法就往往颇不相同。分歧的原因之一是判定成功和失败的标准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的标准比在真理问题上的标准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价值问题，单说以实践为标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人们实际上采用的标准归结起来似乎有两种:(1)看中国化的成果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文本是否符合，从反面说也就是看是否“走样”。比如，与斯大林和前苏联有瓜葛的，便是歪曲了马克思，算是失败；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结合的，就是“儒家化”、“封建化”，也算失败。我以为这种标准是不合理的。至于为什么不合理，我在去年《学术月刊》第十一期的一篇文章(8)中陈述过我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2)看中国化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否有利。我以为这个标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比如毛泽东思想与王明的理论、邓小平理论与“两个凡是”的思想何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说到底就是用这个标准判定的。当然，仔细分析起来，情况也并不那么简单。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数学或自然科学的定理与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那样单纯；它与具体实践之间往往隔着更复杂的中间环节，受到更多的外来因素的干扰，以致理论上并无错误的人可能办错事，理论上有错误人也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一时的成功。所以，如果机械地从某一具体实践的成功与否来反推出理论思想的正确与否，又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与否，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第二，对中国革命建设有利与否这件事本身也需要判定，这种判定也很复杂。对某方面有利可能对另方面不利，一时有利可能长远不利，反之亦然。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又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在不同领域里衡量有利不利又有更具体的尺度，这就更为复杂。但是，这两重困难的存在只是告诉我们运用这个标准的时候要防止简单化、线性化，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标准根本不合理或者不可操作。以宏大的视野看历史的长过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最终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与否还是可以判定的。
(二)总结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
任何经验总是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经验。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即语境)，经验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也无法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的认识，从而不能使今天在另一种具体条件下实践的人们得到教益。例如，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发生过许多错误。有些错误确实是理论上的错误造成的，或者至少与理论上的错误有关，对这些错误(特别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就必须深入地揭示它的理论根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训。有些错误则并不是由理论上的错误造成的，就不应往理论上“上纲”。即使是与理论错误有关的错误，也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简单地看待。有些错误在当时就是可能避免、应该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交学费”之类的托词来为之辩护；有些错误则是在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下不可能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今天的条件和今天的认识为尺度来苛责前人。当然，既同为错误，就都有教训可以吸取，但吸取的教训的内容是不同的。总之，不论对待何种错误，都需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它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剖析，这才有助于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三)研究的视角和视野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中国思想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的视角来进行。只要不是违背事实的臆说，都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都有价值。但是，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这一问题，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我个人的想法，觉得似以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侧面地考察这一问题为好。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虽然在西方，但它的理论内容本质上却是世界性的，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但这种世界性的内容要为世界各国度、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在现实上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又必须有一个世界化的过程。而这个世界化的过程与自然科学的世界化过程是不同的，它必须结合各国度、各民族、各地域的特殊实际，实现本土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本土化就是世界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发生的一切问题，都与世界的全局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离开了对世界全局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世界各种思潮的了解，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可能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探求到支配它的规律。在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首要的是要有鲜明的当代意识，有鸟瞰世界全局的眼光，然后才能高屋建瓴，大处着眼。其次，还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线性化的毛病，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其他外来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再次，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时，也要放宽视域，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的研究，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也应该予以关注。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过程。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建设实践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写于2004年，原载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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