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存在论批判

第二节　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存在论批判

马克思之所以能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批判，是因为马克思此时的存在论根基已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基础，这样他才能展开对政治经济学前提、范畴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从具体到抽象;二是从抽象到具体，这种方法是剥去抽象概念的表象深入到丰富关系的具体。马克思指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6]它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那种把从思维抽象出来的范畴、概念当作存在本身，当作事情的本源、前提和出发点的方法，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共同之处。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然后从中找出抽象的一般的关系，从抽象到抽象，也即从空洞到空洞，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黑格尔哲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哲学本质上是一致的。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把实在理解为自我运动的思维结果。把现实的人当作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把被理解了的世界当作现实的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概念、范畴出发，把范畴的运动看作现实的生产行为，把世界看作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范畴不等于存在本身，马克思就要廓清这些被范畴、概念遮蔽了的存在本身，去除范畴遮蔽，揭示被政治经济学所遮蔽了的人的真实的存在方式。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经济逻辑的演绎是不成立的。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存在论批判，揭示出经济范畴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任何抽象的经济范畴无非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对存在关系和存在形式的抽象和反映。它们的真实基础在活生生的人们的感性活动中。抽象一般是对具有丰富内容的现实的概括，它的产生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任何范畴、概念都是经过历史的具体发展之后才得出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脱离人的真实生命的抽象是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的，它们至多只是思辨式的玄想。马克思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要看到一定社会中一定生产和生产关系是占支配地位的，范畴只是表现一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而不是存在本身。“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7]资本是资产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不懂资本，就无法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切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18]经济范畴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因此，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在于它们的“观念”上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主义社会内部的结构。

1．对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形而上学的批判

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关系看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范畴，看成非历史的东西，不理解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虽然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生产的，但不明白生产关系也是被生产出来的，看不到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蒲鲁东把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把生产关系的演变放在范畴、理性中讨论，把后一种生产关系看做是从前一种生产关系的概念、范畴中产生的，用范畴的运动来描述生产关系的变化、运动，在他看来，生产关系的运动就是范畴的运动。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这种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实质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19]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展开了深刻地批判。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是紧密相连的，是在人们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人们按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那些关于社会关系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正是人们按建立了的社会关系抽象概括出来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0]生产关系不是范畴、概念，而是人们活动中的关系，是人们的一定活动方式。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与经济范畴、财产关系、经济关系区分开来，指出经济范畴只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这一区分意义是重大的，说明生产关系是范畴前、理性前的，不能用纯理性的运动来描述生产关系，也不能以概念、范畴取代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一章中对蒲鲁东主义的“劳动货币”概念进行批判时，指出他试图通过对流通进行改造而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这本身是一种基本前提的荒谬，是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仅希望靠对银行和货币进行改革是不可能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发生革命的，生产关系变革的真实基础在于生活的生产。

2．对政治经济学劳动范畴的剖析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方法批判中，着重对劳动进行了剖析。劳动这个简单的范畴，并不是原初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过程。劳动范畴的得出及其劳动价值论的形成是伴随着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直接的理论产物。这个经过斯密抽象出来的现代范畴，是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的，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关系的产物。所以，它才表现为适用于一切时代，才不是空洞的范畴，才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作为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历史中的。“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然后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21]对一般劳动的理解，不能撇开其历史发展过程而孤立地观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批判时，指出古典经济学所得出的劳动是现代的范畴。因此，对于这个现代范畴的理解，不能撇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而把它看成原初的存在，而要深入到它具体存在的历史中才能理解。劳动这个抽象的范畴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作为现代经济学起点的劳动一般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22]政治经济学抽去劳动的任何社会历史规定，把劳动当作在任何人类历史阶段上都存在的事实，把劳动仅仅当作肌肉运动的操作，这只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23]而从生理学上考察劳动、生产，还只是在知性范围内的考察，还根本没有触及事情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