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榜背后的收入差距悬殊化的现实及其后果

二、严峻：富豪榜背后的收入差距悬殊化的现实及其后果

不论是“财富榜”还是“创富榜”，它们广受关注的背后，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在于社会成员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等等收入分配的不公。不能不看到，“财富英雄”在增加的同时(2003年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数目已达23.6万人)，弱势群体也在增加(2003年我国贫困人口又增加了80万人)，双方增长的速度都非常快，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公平大幅度失重。而“富二代”的崛起及阶层化，则进一步强化了收入悬殊化的态势。据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公开透露，2002年20%的存款大户，占有人民币存款的64.8%和外币存款的89.1%。而城乡差距最大，城市与农村收入比1995年为2.8∶1，2002年发展到3.4∶1，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保障计算在内的话，城市与农村收入比高达5.9∶1，垄断行业与其他非垄断行业收入的差距也是触目惊心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世界银行1984年在一研究报告中提醒我国发展改革中一定要注意收入分配公平问题，1997年则是提出“严厉警告”，到了2003年则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世界银行2003年在《中国：促进公平的经济増长》的发展报告中称，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低估：一是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二是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不平等扩大的程度。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了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的研究认为，如果考虑黑、灰色收入的话，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高达0.59。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25年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速率为世界之最。众所周知，基尼系数一旦超过警戒线，如果不从根本上及时解决的话，很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据世界银行专家预计，如果听之任之，中国的基尼系数还会继续扩大。即使从现在开始着力处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到2020年也只能降到0.395。

发展改革需要支付成本，根据市场法则，谁是发展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谁主要承担发展改革的成本。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20%的富人，纳税却不到10%，没有成为纳税主体，而工薪阶层纳税却占了60%以上。其次，城市低收入阶层纳税额高于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变成“累退制”。另据统计，城市年人均纳税37元，而农村年人均纳税却达90元。从广义上看，广大人民群众、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却过多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这是当前最大的分配不公，也是极不人道的。

收入差距悬殊化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这里我们仅强调一点。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训之一，长期的贫困和普遍的低收入，是构成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历次政治运动、乃至十年“文革”赖以存在和肆虐的经济社会基础。在贫困面大的社会里，强烈渴望改变卑贱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是政治上产生“翻烧饼”心理的直接经济动因。因此，广大人民群众被边缘化，不仅会形成社会稳定的冲击波，还会成为孕育极左、暴力乃至恐怖的温度和土壤，这一点为国内外大量的实践所证实。由于激化了收入分配的矛盾，加之腐败，颠覆了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和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贻误了工业化进程，教训是血淋淋的。各国体制转轨的实践表明，如果漠视“沉默大多数人”的利益，改革没有不“翻船”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快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对我国发展改革和稳定的战略意义重大。

最近陆续推出的若干“版本”的富人榜，大体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社会对少数富豪和高收入者的关注度过高了。在改革开放25年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要谈关注度，我们认为当今中国短期应当高度关注广大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并给予强势援助；中长期则应关注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这对我国的发展、改革和稳定，走向现代化太重要了。就民营企业家而言，我们更关注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他们创业极不容易，深受“三乱”的盘剥，发展非常艰难。即使在大民营企业家中，我们认为全社会应该推崇和表彰的是孙大午式的民营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