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比较及其背后根源

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客观存在，可在多层面进行观测和比较，如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行业间差距、城乡间差距和地区间差距三个方面。

(一)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问题

制造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了全部工资总额的绝大多数，经计算2008年以上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了全部工资总额的49.11%，2009年此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也占了全部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48.49%。据统计局计算，2003-2008年间，行业收入标准差由5445元上升到12156元，年增长率为17.4%，社会比较关注的是垄断行业收入增长过快。例如，以2008年以来各行业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率指标来看，建筑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增长率分别达到22.66%、20.7%和21.64%，建筑业是各行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最快的行业，房地产业紧跟其后成为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此外，2003-2009年间各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金融业相对于农林牧渔业由3.2倍上升到4.21倍，就业人员工资平均水平达60398元，是各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中最高的，远远高于农林牧渔业的14356元。可见，我国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化的变化趋势。

目前我国行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仅仅体现在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方面，也体现在同一行业内部的差距方面。进一步分析，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行业高层的收入增长过快。与之相对应，普通员工的薪酬增长率往往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工资薪酬可能并没有增加，从而导致实际的购买力反而是下降的。例如，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近18倍，超过两成职工近五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已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遵循价值规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下，行业间收入差距存在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生产力发展也很不平衡，行业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与按劳分配原则并存的还有其他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统一的分配原则，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2)垄断行业的优势日益凸显。例如，如前面数据分析，垄断企业职工一年收入可以是普通企业职工10年的收入。收入比较高的电力、煤气、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与收入差距存在较大的农林牧渔业行业相比显示出我国行业间发展很不平衡。据中国统计局相关资料显示：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人员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垄断行业占了大部分资源，其成果却没有为广大人民所服务，反而转化为内部职工的奖金和福利，垄断行业凭借其高高在上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抬高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提高行业职工收入，从而引起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的存在会导致相关行业竞争的缺失，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二)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问题由来已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日益扩大之势。城乡居民间存在生产条件、资源禀赋以及生产力的不同，共同决定和影响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条件的分配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机制将生产条件的分配和收入分配紧紧联系在一起，市场的竞争引起的优胜劣汰将影响生产条件在城乡居民间的分配与再分配，由此影响收入在城乡居民间的分配和再分配。城乡间生产条件分配状况若不能尽快改善，那么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必须看到，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长期存在是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分割体制，人为地将城镇居民和乡镇居民划分开来，长期以来，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城乡各自独立发展的经济制度，城乡发展起点就已经不一致了，如决策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农村歧视和产业政策的“重城轻乡”。财政对农村支援的少，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农产品价格得不到有效地保障。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城市从农村“积累”至少万亿元以上。这些从农村转移过来的资金，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城市工业的发展。虽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这一“剪刀差”政策被废除，但是由于发展资金历史积累下来的路径依赖效应，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总量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仍处下降的趋势。由于我国的财税金融政策倾向于城市发展和工业化，造成了本来属于农村发展的资金大量外流。在这种不平衡的财政体制下，我国农村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得不到满足，农村发展乏力，使得本已相当严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也必然使得农村居民不能跟城镇居民一起分享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我国各地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地区差距不可避免。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倾斜政策使我国各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有关资料，从城镇看，200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3375元、8809元、8783元和8730元，东部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1.52倍、1.52倍和1.53倍。从农村看，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46∶1，提高到2009年的1.47∶1；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91∶1，提高到2009年的1.92∶1。

上海、北京、浙江三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837.78元，北京为26738.48，浙江24610.81元，最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929.78元，最大差距达2.42倍。农村人均纯收入沪京浙三地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分别达到12482.94元、11668.59元和10007.31元。农村居民纯收入最低只有2980.1元，其差距更是惊人，最高纯收入是最低纯收入的4.19倍。

概括起来，造成地区间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1)“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实行了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指导下，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大量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迅速向东部沿海地区集结，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受到削弱而发展缓慢，结果造成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尽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但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局面的产生。从城镇看，2009年，上海市人均收入是28837.78元，山西人均收入是13996.55元，前者是后者的2.06倍。最低的甘肃省人均收入是11929.78元，仅占上海市人均收入的41.4%。从农村看，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之冠，达到12482.94元，是最低的甘肃省人均纯收入2980.10元的4.19倍，是山西的2.94倍。(2)东西部经济发展基础条件的差别。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经济基础好，对外开放早，水陆交通发达，具有较长的海岸线，开展对外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开放早、教育水平高。所有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倾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农业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农业自身积累受到严重影响后，进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存在并不断拉大。个人的家庭基础、先天禀赋条件、后天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也是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原因。(3)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发展经济学认为，落后国家发展本国经济时，主要的选择就是均衡增长战略和不均衡增长战略两种。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不均衡发展战略，我国亦如此。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各种经济资源，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都十分的有限，不能将有限的资源同时投放到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地区，所以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发展东部地区及其相关产业。改革开放后，国家又在投资、财政上缴等各方面向东部地区倾斜。在一些重要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有些政策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地区倾斜性质。诸如设立经济特区、产业调整、建立市场体制，都是为了更加适应东部地区的需要，故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这种战略的选择，就促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不均衡增长战略认为应该集中发展一些大城市，使之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之后，“发展极”地区又通过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等方式，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我国现阶段状况十分符合不均衡增长理论，东部大城市如上海、广州、杭州等，目前已发展成为具有资本雄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发展极”，我们现在要努力做的就是让这些“发展极”真正发挥其带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