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外贸关系的相关理论综述

第一节　金融与外贸关系的相关理论综述

一、早期对金融与外贸发展的理论探讨

有关金融与外贸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14世纪。早在14世纪一位法国学者尼科尔·奥雷斯姆在《论货币的最初发明》一书中，曾指出当时盛行的减少货币重量和降低货币成色的行为不利于货币兑换和贸易发展，“国外的商人既知那里通用的是劣质货币，将相戒裹足不前，不再以他们的优质商品和优质货币运往这个国家，因为最足以鼓励商人把自然资源和优质货币运往一个国家的是在那里使用的货币质优而价格稳定这一事实”。⁽¹⁾奥雷斯姆认识到货币质量下降会干扰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的正常开展；16世纪的卡罗律斯·莫利诺斯（曾任法国宫廷和议会法律顾问）探讨了商业经营与借贷融资问题，他指出，“从事经商的人，往往需要用别人的钱，合伙经营也不是处处相宜的，于是发生了由个人经营的业务，但是没有人会愿意无偿地借出资金，”⁽²⁾因此经营资金的不足不利于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因此，借贷、融资活动应运而生。他提出借贷融资活动的三条建议：债权人的所得不应以资产收益的最低额为限，否则就利于延期还款；应该对延期还款行为进行惩罚，否则即使规定给债权人以平均收益额作为限度也不合适；为应付贸易活动的千变万化，不应规定绝对的借贷利息率，应允许存在例外。他的这些观点为借贷融资活动以及金融贸易活动的开展准备了理论依据。

15～17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航路的转移，国际贸易迅速扩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就是重商主义，它们展开了关于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最早的理论阐述。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源泉，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国内商业也有好处，但不能增加一国财富；而对外贸易则以向国外输出商品、换回金银，增加国内的货币财富存量。在对外贸易中，应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才能求得对外贸易顺差。在如何保持贸易顺差、增加货币财富的问题上，重商主义者存在分歧。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要扩大国内货币存量，多卖少买或不买，因为一切购买都减少货币，一切销售都增加货币；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海尔斯，他认为保持对外贸易顺差，要设法保留国内货币，不让货币流向国外，因此不要向国外购买超过他们自己的国家向国外卖出的商品，他既反对从外国输入商品，也反对向国外输出初级产品。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林斯支持政府对货币进行管制，主张禁止金银输出。晚期重商主义者坚持贸易差额论，认为应扩大商品输出，限制商品输入，因此要通过发展贸易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因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认为货币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增多，国家要允许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要保持贸易平衡，尽量保证对外贸易出超，只有出超才能使国家积累货币财富，出超越多，国家就越富有。贸易差额论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他提出总贸易差额论，认为对个别国家的贸易允许存在贸易逆差，在某一个时期里，也可以允许取得逆差，只要总的贸易差额保持顺差就可以。贸易差额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米塞尔顿，他指出，应了解进口货与出口货的关系，计算出盈利，将国家贸易量列入“贸易结算”，以显示国家间的贸易量差额，争取贸易出超，防止入超。

二、古典经济学对金融与贸易关系的讨论

18世纪中叶，英法古典经济学取得重大发展，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是作为流通的媒介来克服流通的困难和评价交换的物品；一国每年流通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他提出银行活动可提高资本利用率，还可节约流通费用以增加生产要素，利于经济发展，他说：“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³⁾后来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则非常重视银行的信用媒介作用，他指出：“虽然信用只是资本从甲手到乙手的转移，但资本通常自然是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地利用资本的人手中……随着信用基础——信任——的扩大，（利用信用的）各种方法将得到发展，借助于这些方法，甚至数额极小的资本（每个人留在手头以应不时之需的金钱）也可以用于生产性用途。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是储蓄银行。”⁽⁴⁾大卫·休谟则在18世纪提出货币数量论，他认为一切物品的价格由商品与货币的比例所决定，任何一方发生变动都会引起物价的升降。具体而言，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流通货币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的成比例上涨，反之则引起商品价格的下跌，他指出：“货币过多所造成的物价昂贵，对现存的一切商业都不利。”⁽⁵⁾

休谟作为18世纪中期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工业资本的代言人，主张自由贸易，在金融与贸易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工具，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他论述了货币、商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提出价格—现金流动机制，指出商品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动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商品增加，价格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则结果相反。他认为，与其说价格取决于国内的商品货币的绝对数量，不如说它取决于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商品的绝对数量以及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绝对数量，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而不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休谟还认识到了汇率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只要世界各国相互保持贸易关系，则一国的对外贸易的货币收支差额之有余或不足将自动调节，汇率变动也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而自动调节贸易收支。

19世纪著名的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弟认为生产的前提是消费，生产应服从于消费，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直接依从于他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得到的收入，用收入购买商品，所以生产应该与社会收入相适应。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使资本家寻求国外市场的利润。他指出，在对外贸易中，一国应该尽可能快地、稳妥地进行购销，保留货币不能使人生利，只有使货币较快地转化为实物进行商品交换，才能获得较多的利润，他反对重商主义“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

三、20世纪经济学家的有关观点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1842～1924年）以有形贸易为研究主体，分析了影响有形贸易差额的因素，如劳务输出、输入，国际间资本流动，资本利息和利润的汇入汇出等；他分析了信用波动对商品进出口的影响，认为如果某一外国信用良好，会吸引本国资本家到国外投资或放款；如果某一外国信用波动，本国投资商可能会收回其国外资本，即使国内投资机会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同时，他把国际收支宏观分析与国内的微观商业活动相结合，得出进出口商的：

商品的输入－商品的输出＝支付给本国生产要素的费用－支付给外国生产要素的费用＋商业利润

此外，他提出进出口变动的弹性分析法，即用进口条件改善所导致的进口货物增加量，计算一个国家对进口货物的需求弹性，而影响进口需求弹性的因素主要是一国的经济力量，进口商品本身的欲望弹性和需求结构、供给因素三种。

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1883～1946年）着重论述了对外投资的双重效应，他提出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贸易条件会发生变化，因为贷付国的生产要素必须转化到生产效能（交换外贸产品的能力）比未变化前较差的商品上去；同时用于对外投资的资本效能会由于所获利率较高而增加。凯恩斯提出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有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有减少国民收入的作用；但只有当贸易为出超或国际收支为顺差时，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提高国民收入，此时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为贸易顺差的若干倍。

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俄林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实质上是借贷两国生产的调整，流动的结果必然导致两国生产和收入的变化；借贷两国的贸易条件会伴随着资本的国际流动而作相应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资本流入国的价格将上升，而资本流出国的价格会下跌，这就影响到两国的出口商品价格。资本流入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和资本流出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反映了贸易条件的变化，同时又促使两国的资源配置发生变化。

勒纳（1903～1982年）提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的资源最优配置原则，即要素的价格等于边际产品价值（Pf= VmP）。对进口而言，从国外购得的货物所用的外国货币，可以看做是生产这些货物的一种要素，并且做到相当于一美元的外国货币购买的外国货币数量可在国内卖得一美元；对出口而言，值一美元的出口货物卖得的外国货币能够兑换成一美元。只要进出口商遵循这一原则，各国就可以普遍实行完全竞争，就可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瑞典经济学家纳·缪尔达尔针对著名的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H－O原理，一国应出口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短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会使各国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互相得到较大的经济利益），指出在对外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生产的外部经济效应大，产品成本低，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他提出“扩展效果”和“回落效果”两个概念以解释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扩展效果”指某地区兴办新兴产业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回落效果”指某地区不但不能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反而引起周围地区的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回落效果”强烈，“扩展效果”微弱。国际贸易只有在贸易双方工业化水平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才是互利行为。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管制，认为对国际收支实行数量控制就是对价格和分配的控制，存在弊端，但它可以使一国的国际收支避免危机。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么吸收更多的直接投资，要么把外国直接投资看作昂贵的资本来源，依靠自己经济独立。

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指出银行具有信用创造的能力，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在于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的源泉既不是银行储蓄，也不是真实票据的贴现和抵押，而是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一个银行家与其说主要是商品‘购买力’的中介人，倒不如说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⁶⁾银行信用使新组合的实现成为可能。当然，熊彼特过分强调了银行的信用创造作用，忽略了银行在信用媒介中可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合理安排资本流向的作用，有失偏颇，不过仍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