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决离古典主义

凯恩斯决离古典主义

20世纪上半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一套理论，推翻了17世纪以来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古典“货币数量论”。

凯恩斯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1936年，他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被认为是堪与亚当·斯密《国富论》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论》相媲美的著作，是经济学中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凯恩斯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认为正是古典货币理论的指挥不当和货币政策的失灵才导致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萧条”后，人们都希望能找到避免“大萧条”的途径，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的抨击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共鸣。

凯恩斯是先出版《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后出版《通论》的，他对经济的研究也是从货币、金融开始，然后过渡到“实体经济”的。凯恩斯认为货币不仅仅具有交换价值，是交换的媒介。他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对货币的研究，开始背离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关于产出的货币理论”虽然最终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但却是20世纪对传统“真实分析”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

凯恩斯的两部货币论和《通论》写作的初衷是很明确的，他在《货币论》前言里这样写道：“在本论文集的第三篇和第四篇中，我提出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决货币理论中的根本问题。我的目的是找到一种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描述静态均衡和失衡状态时的各种特点，而且能够发现制约着货币体系从某一个均衡位置向另一个位置转移的动态规则……但是，尽管我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全世界各所大学竞相教授的一个课程，但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发现使用任何一种文字出版的论文集对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代表货币的理论和各种事实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介绍。”［9］

他后来写《通论》，与传统古典理论决离的意图更为明显了，他在序言里这样写道：“不过我想：我不仅应该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应该指出我的观点在哪几个方面与通行的理论相悖。我预测：那些与‘古典理论’已经结下不解之缘者，或者认为我完全错误，或者认为我毫无新见，在中间态度上摇摆。孰是孰非，或有第三种选择，只能让别人来判断……货币化经济体的特点，是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我们会发现，它随着人们对于未来观点的改变，不但能影响就业的方向，还可以影响就业的数量。”

接着他在《通论》第一章开篇又写道：“在这本书中我把论证观点和结论，同与古典理论相关的问题加以对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古典理论已支配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达一百年之久，我自己也是在这种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将在下文中证明：古典理论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的情形……当我们将它运用于实际经验时，它的教导作用是误导和有害的。”［10］

在这里，凯恩斯将他要背离的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的范围扩大了，他将门格尔、杰文斯、马歇尔、瓦尔拉斯等这些边际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Neo－classical）和真正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都含括其中了。虽然凯恩斯后来也承认这样有些不当，但是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来归类，要比一般的时间线性归类妥当得多。因为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们在货币领域里存在着重要的延续性，尤其可以从他们对“真实物物交换”的“自然利率”分析作出的种种变形中看出来。

“真实的物物交换”经济体和一个货币化的信用经济体，或者说“真实分析”和“货币分析”，对货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据说凯恩斯曾在《通论》草稿里区分过“合作经济”和“货币工资或企业家经济”的概念，但可惜最后他没有在定稿里充分展开。

所谓“合作经济”是指一种生产与流通领域的物物交换体，合作各方按事先规定的份额获得实际产出的一部分来作为报酬。而“企业家经济”或者“货币化生产”的关键，是企业家通过支付货币雇佣生产要素来决定社会的生产和就业，同时其最终的销售收入也是用货币来计量和结算的。

据凯恩斯说，他那个年代的主流经济理论，也就是他说的“古典经济理论”，都是局限在前一类经济中，即使象征性地考虑了货币，也只是“合作经济”的一种翻版。其他宣称“货币中性”、“货币是面纱”或“货币是无足轻重”的理论，基本上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假设前提上的。他认为相比于“物物交换的合作经济”，“货币化生产”的经济形态才能更好地描述现实经济的状况。也就是说货币因素将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体的整个就业和产出将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成本和货币收入的相对预期，正像凯恩斯《通论》里的一段话所说的：“货币必须作为一个真实的决定因素进入经济体系。”

工业革命以来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本质上都是一种货币经济。因为整个经济的“真实交换”都是用货币来计量和结算的，无论是企业借债、投入、生产还是最终的收益。在这种货币化的经济体中，货币并非无足轻重，相反，货币体系的运行对实体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实体经济的资源都是用货币来计量和结算，并且都需要转化为货币性的资源或者金融资产，这其中涉及的利率和利息尤其重要。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曾经有过关于自然利率的假设和探讨，自然利率的假设很容易伪装成一种“货币分析”，它虽然在探讨货币的价格，但实际上还是“实际的物物交换经济体”下的一种思维特征，是一种“真实分析”而非“货币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推论是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缔斯特·萨伊的“萨伊定律”或者叫“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定律”一致的。

投资的钱来源于储蓄，而人们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得到更多的利息。等待利息是一种节欲行为，是节制目前的消费欲望来等待更多的报酬和更大的消费能力。所以，利率越高，报酬越多，人们的储蓄愿望就越大，利率越低人们的储蓄也就越少。另外，企业家投资需要向银行贷款，利率越高他的投资成本也就越大，这样他就越不愿意贷款投资，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不愿投资那么宏观经济的投资率就会下降。反之，利率越低企业家的贷款愿望就越大，经济整体的投资率就越高，这样社会产出中没有被消耗掉的储蓄就会自动转化为投资。那么储蓄一方和投资一方是怎样来调节达到平衡的呢？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自然利率”。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正像商品价格浮动可以使商品供求平衡一样，资金的价格利率的上下浮动也可以使资金的供求达到平衡。如果市场利率暂时高于“真实的均衡水平”（也就是真实经济供求形成的“自然利率”），那么，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就会提高，从而社会储蓄量就会上升，直到超过投资资本的需求，出现资本供大于求的情况。反之，如果市场利率暂时低于“真实的均衡水平”，投资需求大于储蓄供给，储蓄就会出现短缺。企业和银行就会提高利率使人们感到利息回报很诱人，从而人们通过权衡就会减少消费加大储蓄，这时储蓄量就会重新等于投资需求，直到资金供大于求。因此，整个社会通过利率的调节会使全部社会产出或者叫国民收入被消耗掉（不是被消费了就是被投资了），不会出现生产过剩。

这也就是古典“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的货币含义。这种利率论是商品货币或者金属货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

在古典的“真实分析”和货币化经济体的“货币分析”之间，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19世纪初的桑顿（Thornton），另一个是19世纪末的维克塞尔（Wicksell）。

维克塞尔是瑞典经济学派的鼻祖，也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反对“萨伊定律”的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趋势走向均衡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银行自觉地实行利率调整政策才能实现经济均衡。他为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主义走向国家干预主义，起了重要的学术推进作用。由于维克塞尔在政治主张上较为激进，所以其学说在国内外隐没了20多年，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瑞典学派的米尔达尔、俄林、林达尔等人的重新阐发下建立起宏观动态均衡学说，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实际上维克塞尔对凯恩斯的启发很深，成为凯恩斯的理论源泉之一。维克塞尔对“货币数量论”持一种赞同又割断的态度，他认为“货币数量论”包含着真理又存在种种缺陷，因而不能说明价格变动的原因，尤其是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的构成值得好好探讨。他特别指出在信用经济和银行制度下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具有巨大弹性的量，另外在货币的供应量方面，除了硬币和纸币，信用票据也是一个有着巨大效能的量。他批判“货币数量论”充其量只适用于由贵金属充当货币的“非信用经济”。

俄林在维克塞尔的名著《利息与价格》的序言里说，维克塞尔的分析填平了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之间的缺口［11］。那么货币均衡或者说既不通胀又不通缩实现的条件是什么呢？维克塞尔回答的是：实际利率和自然利率相等。实际利率和自然利率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维克塞尔从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中借用过来的，他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利率同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他所称的自然利率定义极为模糊，但实际上是指企业贷款时预期获得的利润率。

他在《利息与价格》前言中这样解释自然利率：“自然利率与现实经济中的真实利率大致相同。如果将它看做没有货币干扰时一个由真实资本的供求所决定的利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尽管有些抽象的判断准则。”

他认为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资本家就有利可图，于是增加借款、扩大投资、增加生产，结果利润和工资都趋于增加，增加了对生产和消费资料的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使物价上涨。而反过来，当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减少借款、减少投资、降低生产，结果利润和工资减少，人们对生产和消费资料的需求下降，从而使物价下降。当实际利率和自然利率相等时，投资的增加或减少既不增加利润也不减少利润，于是生产和收入保持不变，因而物价稳定，达到了货币的均衡状态。维克塞尔的货币政策主张在于，银行应该自觉不断地使实际利率和自然利率保持一致。

桑顿比维克塞尔要早一百年，也是将货币分析的基点放在银行利率和生产回报率之间的比较上。

桑顿、维克塞尔这一派的货币论分析，从逻辑上，我们可以将其归为“很接近于信用经济”的货币论了。在“信用经济”环境中，货币供给主要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构成，当银行放贷增加时货币供给扩张，当贷款偿还时货币供给也就随之收缩。这样我们思考货币问题时，就很容易地联想到要比较银行借出资金的利率和企业借入资金的回报率。银行利率和生产回报率之间的差距，成了人们是否成为银行债务人的限制指标。

银行负债与金、银之间仍保持着挂钩的可兑换性，这从当时的观念上来看是必要的也是满意的。但这其实反映了19世纪的一种传统态度，在观念上实际上是为金属货币体系向真正的信用货币体系的过渡提供了一个中间状态的纽带。

维克塞尔所称的“自然利率”直到今天依然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关键假设。原则上自然利率被认为是由实物资本市场所决定，且不会被货币性的操作所改变，如果企图设定一个不同于自然利率的银行利率，只会引起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由这个分析推导出的货币政策观点，即使把躯体换成了一个“信用经济”体，与金属货币条件下由简单“货币数量论”推出的观点也并无太大差别。

在一个真正的“信用经济体”或者“货币化经济体”下，自然利率的假设可能并不是那么适用。在一个货币经济中，将要进行的投资项目类型和数量，从根本上说是由投产前必须获得的融资成本和可获得性所决定的。利率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可能是一种货币的而非“真实的”现象，货币经济与真实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应该颠倒过来，或者可以说货币对真实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非中性的。

经济思想史上对“自然利率原理”的真正背离几乎没有出现过。主流思想还是认为存在一个由实物资本市场决定的一般利率，在长期内是不受货币控制影响的，而且一直到今天依然是这个样子。而凯恩斯可能是这一普遍共识中的一个例外，他坚持认为在利率决定过程的因果关系中，其方向应该是掉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