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其启示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其启示

董志凯⁽¹⁾

以往谈论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时，原因主要多谈物资供给不足，商人囤积、哄抬物价；治理主要多谈城乡交流、调运物资，以充足的物资供给打击哄抬物价的投机行为，平抑物价，而对金融货币政策因素谈及较少。本文根据《陈云文集》等文献，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回顾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并讨论对当今抑制通货膨胀的启示。

一　势头凶猛的物价上涨与货币发行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建立前后势头凶猛的物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物资供应不足有关，也与投机资本活动猖狂直接关联，但最主要的，是由于长期通货膨胀的持续作用以及军费所需导致人民币发行较多。单以关内计算，赤字为127亿公斤米，赤字占支出的比例高达65.9%。1949年关内共发行货币29 951亿元，比1948年底发行上升167.3倍。1949年1～3月份发行不多，主要由于印刷不出来，4月份三野、四野南下，大军渡江，军费开支增多，发行不得不随着军事行动增加。第一季度增加1.5倍，第二季度增加7.35倍，第三季度增加35倍，第四季度增加123倍。全年发行增加167倍，平均每月上升14倍，每51小时上升一倍。从发行和物价比较上看，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发行，发行上升100，而物价上升50，如果算上人口扩大一倍，发行上升100，实际为50，而物价亦上升50，等于发行指数上升100，物价亦上升100。从军事行动上看，一月攻天津，二月进北京，四月大军过江，攻南京，六七月收复上海、西安、汉口；十一月攻西南；因此，发行在此时间先后大增而物价亦是一、四、七、十一月份随之大涨。⁽²⁾

2005年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二卷）将这个问题的资料进一步比较全面地披露了。其中收入的陈云于1949年11月18日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数目太大，钞票发行太多。七月份只有上海、汉口物价上涨，现在发行的钞票比那时数目多了五倍。新解放地区，开头还多用光洋，因价值不易变动。人民币的信用比不上光洋，而要用人民币代替光洋，就必须发行钞票。钞票发行多了，就会刺激物价上涨。如果要降低物价，就只有不发钞票，进而使钞票回笼。还有最基本的办法，是以大量物资补充通货的过量。这批补充物资的数量，约相当于30亿斤粮食、1亿匹土布。要渡过这一难关，需要有手段。有了物资的准备，才有力量，这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京、津、唐三市每天卖出粮食150万斤，东北来的粮食每天是300万斤，包括附近地区的销售，证明粮食不会少。棉纱贵也没有道理，因为现在棉纱数量比七月份多。这就完全证明，物价上涨是因为追不上钞票的发行量。

陈云还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当时工作中的缺点、教训：假如我们能争取主动，物价不至于暴涨、猛涨，可以使它渐渐地涨或平稳地涨。但是我们估计错了，以为九十月份便涨，就决定发行大钞。九月份物价平稳，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让大钞出手，否则就失去机会。九月二十日开始发行大钞，那时若使物价涨高一些，就可能避免这次的猛涨。这一点，我们没有好好地运用。⁽³⁾

货币过度发行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虽然出于解放战争的需要，并且只是暂时现象，但是毕竟存在不小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显而易见的是妨碍经济恢复，威胁政权稳固。仅从货币购买力、存款占比和人民负担三个方面来看，情况如下：

第一，货币购买力逐渐降低。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累计发行货币折合小米人均可购35斤，1948年每人可购合小米15斤，到1949年底每人可购只合小米13斤，比1948年底降低了13%。如依银元算，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发行每人可兑合1.1元，如将各区发行统一计算，1948年底（1银元合85元）每人可兑合0.95元；1949年按1∶14 000的比价计算，人均可兑只合银元0.525元，降低了44.8%。上述两种算法都说明货币购买力日益降低。⁽⁴⁾

第二，存款占发行的比例小。战争进行，物价不稳，币值时刻贬值，人们重物轻币，银行难以吸收存款，就连折实储蓄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以至每月存款占发行比例很小。1949年一、二、三、五这4个月份，均未超过10%，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比例最大，但不过占发行的26%。存款占发行的比例小，不利于回笼货币、控制通货膨胀、发挥金融机构的调控功能。

第三，人民负担沉重。货币剧烈贬值，必然造成人民的经济损失。以1949年底人民币币值变化为例：每月发行按当时米价折合，全年发行共计2 177 506万斤米，到年底所发行的货币实值则降至540 936万斤米，货币贬值共贬去1 636 570万斤米。按41 000万人计算，因货币贬值给人民增加的无形负担，每人合40斤米，以土地面积算全国（未计东北、内蒙古、新疆）共有耕地面积1 208 509 919亩，每亩平均增加无形负担13.5斤米，这对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饥寒交困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⁵⁾

在准确分析原因、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在1949年打击投机资本、大规模调运物资初步平抑物价的基础上，于1950年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根治措施，继续稳定金融和物价。

二　压缩需求，减少货币发行，在物价稳定时发行大钞

为了抑制物价，必须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通货吐纳平衡、物资供求平衡。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集中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四大问题，反复研究如何实现。会议认为，只有财经统一，才能集中调度，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急需的地方，办成几件大事。对于物资严重不足，更需要集中统一调度，才能平抑物价，否则很难取得投放物资的主动权。在支出方面，需要对人员编制、供给标准等方面统一规定，才能有效地控制支出。于是，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管理成为“二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⁶⁾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中在金融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现金管理。统一现金管理，目的在于保证国家对资金的集中使用，调控通货流量，稳定金融物价。1950年4月7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执行机关，各公营企业、国家机关以及合作社的现金，除规定准予保留的限额外必须一律存入中国人民银行；各公营企业、机关、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往来和货币收付，除小额零星者外，一律不用现金，须用转账支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结算；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逐步编制综合的现金收支计划，并组织国家机关、公营企业和合作社编制这项计划，使现金流转能够依照计划进行。另外，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央金库条例》，规定中央金库按各级政府的层次划分为四级，各级金库均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凡一切国家财政收入，均须由经收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全部上缴同级金库，除特别规定者外，经收机关不得坐支及自行保管。

在实施现金管理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金融管理职能。如代理国库、制定存贷利率、外汇调度和制定汇率，加强对地方分支机构贷款业务的审核等等。

尽量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陈云指出，设法扩大货币流通范围，是预防金融物价发生风潮的办法之一。只要在许多市镇上有了按统一牌价专收人民币的合作社或商店，则扩大货币阵地和稳定物价就能迅速而有保证。

吸收定期存款。当时定期存款只占全部存款额的七分之一。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利息和其他方面的办法，多吸收两三个月及更长时间的定期存款。因为金融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估计只要有一两个回合会应付过去，风波即可平息。如果金融物价风潮来势猛烈，单靠上述办法还有危险时，当时最后一着，就是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

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当时纸币一千元只值抗战前的大洋七分，还不到一角钱，这种钞票在印刷成本上划不来。一万元一张的，也只值大洋七角。当时刘伯承因西南物价低廉，数次来电催运钞票。按照他所要求的数目，一千元面额的票子要用二百多架飞机才能运去。陈云总结历史教训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发行钞票，手段低劣，物价较稳定时不敢发，到了物价大波动时被迫发行大钞，使物价更受刺激。我们应该采取主动，在物价稳定时有计划地发行大钞，不至于刺激物价。⁽⁷⁾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政府增加了对物价波动与货币发行之间关系的关注和警觉。陈云指出：“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⁸⁾当时除了进口物资比较紧张、价格上涨较快外，左右市场物价的商品，仍然是粮食和纱布。由于1950、1951年粮食连获丰收，以及国家加紧公粮征收和收购，国营公司存粮充足，稳定了粮价。但棉纱生产大部分仍控制在私营企业手里，市场棉纱不足的情况非常突出，价格趋涨，中央财经委员会于1951年1月4日公布了“统购棉纱的决定”，国营公司根据照顾自纺自织、代纺代织的原则制订了统购价格，并适当提高棉纺工缴，价格也得到了控制。由于财政收支平衡，并加强汇率、贸易管制，加强现金管理，打击囤积居奇，在朝鲜战争期间保证了物价基本稳定。

表1　1950～1952年上海、天津两大城市的月物价变动总指数（单位：%）

资料来源：上海市批发物价指数系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8～450页各月数据调整编制而成，原数据以1949年6月为100；天津市批发物价指数系根据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页各月数据调整编制而成，原数据以1936年7月～1937年6月为100。括号中1951年平均数系据各月指数计算的简单平均数。

三　调动物资，增加供给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增大供给，适时抛售，以粮食和纱布的充分供给，把因供不应求而抬高的物价压下来，有效打击投机资本。为此，人民政府有重点、有组织地从1950年1月开始全国物资大调运，到5月底各大区之间的粮食调运已基本完成。⁽⁹⁾各区区内调剂粮食任务也完成大部分。到7月底实现了全国调运粮食的计划，共调运粮食60亿斤⁽¹⁰⁾。粮食大调运的胜利实施，保证了全国各大城市、特产区、灾区充足的的粮食供应，给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为平抑第三次、第四次物价上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月份开始大规模调运物资之后，3月份起上海、天津等六大城市的粮价便明显下跌。天津3月份每市斤大米为旧币2 156元，4月份降到1 666元，5月份跌到1 481元。⁽¹¹⁾粮食价格回落的同时，其他物价也在下降。

表2　1950年1～7月全国大中城市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变化情况（单位：%）（以1949年12月为基期指数100）

注：本表大中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张家口、太原、青岛、济南、福州、汉口、广州、长沙、南昌、西安、兰州、重庆等。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四　突破封锁，进口稀缺物资

新中国建立初期，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障碍了中国的对外交往，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和损失，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屈服于压力，更没有被压倒，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而又灵活地展开反封锁的斗争，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开展经济交往。

表3　1950～195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指数（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第Ⅳ～3页。

在外界封锁最猖獗的1951年，由于中国能够“网开一面”，发展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并争取同其他各国互通往来，外贸总额达19.55亿美元，超过了解放前最高的15.53亿美元（1928年）；并且此后继续呈增长趋势，逐渐将解放前的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的局面。以1950年为基期，1950～195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30.8%，其中出口额年均增长22.1%，进口额年均增长38.5%。由此缓解了市场压力，也保证了中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对引进设备、钢材、技术的迫切需求。

通过以上举措，财政收支的平衡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实行现金管理，吸收公私存款，实行转账结算，同时发行公债回笼货币，调剂通货，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商品流通中货币量减少，公私商业争相抛售商品，加速货币回笼，使银根趋紧，流通中的货币量大大减少。国家银行的存款如以1950年3月份为100，6月份达575，9月底的存款总额为市场流通货币的300%⁽¹²⁾。据统计，天津私营行庄票据交换的次数，1950年1月每1元人民币流通52次之多，3月1～20日降为8次。上海1950年3月份每1元人民币流通约15次，同1949年8～9月每月45～30次相比，已大为降低，到1950年，4月上半月每1元人民币流通尚不到4次，⁽¹³⁾流速明显减缓。由于财政赤字缩小，币值趋稳，投机资本无暴利可图，不得不吐出一部分以高息借款囤积的物资，商品市场上物价下降，首次出现了市价低于牌价的现象。由此，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全面胜利。此后，又通过调整工商业来抑制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私营工商业繁荣。

五　几点启示

（一）抑制通胀是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

早在60多年前的1950年3月，陈云就指出，力争现金收支平衡、避免通货膨胀是财经工作的基本任务⁽¹⁴⁾。两个30年过去了，这一说法并未过时。当前，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目前，我国面临复合式通胀。形成通货膨胀的因素大体有三种，即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前一个影响因素。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2010年一年我们花了1万多亿元的代价进口石油2.3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5%左右；铁矿石进口了6.18亿吨，对外依存度2009年达到了62%。国际石油价格上调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通胀预期，不调又不符合经济规律。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2005年和2009年为例，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40%～60%；而我国2005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31.6%，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29%；2009年高档占26%，最低档占20%。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¹⁵⁾流动性方面，多年比较大的流动性投入，是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体现。因此，说到底通胀问题还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平衡仍是抑制通胀的基本要领

通胀问题说到底就是货币现象。国际市场上，在40多年前美国改变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货币体系，以与黄金脱钩的纸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从此以后，货币的本质彻底改变了银行的信用。当凭藉霸权可以印刷钞票来换取真实的商品和劳动时，钱难以摆脱越来越“毛”的命运，通货膨胀成为必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验如此，1959年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也曾说过：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8.8就紧张了。⁽¹⁶⁾据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审计结果，“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这里的投融资机制都是行政权力从投资的源头开始，强有力地推动货币创造。条条块块政府以行政权力放大银行信贷，不断创造货币，并不是单靠商业银行就可以独立完成的。2010年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元，比2002年年末的18.3万亿元增加了54.3万亿元——8年之间几近翻了两番！这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过渡性现象。⁽¹⁷⁾多年来如此大的流动性投入，既为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起了促推作用，也为物价总水平的累积性推高准备了货币条件。2011年年初，银监会上报的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在内的四大监管新工具，已经获得国务院层面的批复。货币资本节约型模式终将成为主导。如果货币性的财富没有物质产品相对应，最终这种产业资本会被金融资本压垮，危机以后产业资本必然回归到前一个发展水平的台阶上。货币资本必须与产业资本平衡，这是抑制通胀的基本要领。这一点今天与60年前没有什么不同。

（三）当前抑制通胀不能单纯依靠货币紧缩

与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胀的背景不同的是，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背景已经与20世纪中叶的中国被封锁禁运的环境大不相同，在输入性通胀压力之外，受到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原因和经济政策扭曲的影响；另一方面，物价的上涨特别是粮食、石油价格的上涨与世界市场相关；此外，还表现出了货币性、结构性、成本推动型和理性预期型等复合通货膨胀的特征。其中，货币性通胀是复合性通胀的基础；结构性通胀是复合性通胀的具体表现；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是引发全面通胀的主要因素；共同理性预期的形成是放大通货膨胀效应的促推器。⁽¹⁸⁾因此，今日抑制通胀不可简单依靠货币紧缩。

目前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空间很大，基础设施特别是环境建设方面欠账还很多，教育、卫生、医疗等领域投资需求巨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财政状况较好，外汇储备充足。因此，中国发展的潜力也大，抑制通胀的关键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注释】

(1)*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中财委财政金融计划处：《关内一九四九年发行总结》（1950年4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另外，此种情况也与1948～1949年，在军事较量中节节败退的蒋介石秘密转移黄金，将700万两黄金分6批运抵台湾，给大陆仅仅留下6 000两有关。这使得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丧失信用，也影响了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的信用。参见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另据（台湾）王丰著：《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称，中央银行的官方数字是2 949 970多两。转引自2011年05月26日07：56“人民网文史频道”。

(3)《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5)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三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27页。

(7)陈云：《发行大钞应在物价稳定时进行》（1950年1月6日），载《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陈云早在1944～1945年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曾用发行贸易公司流通券来替换边币；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更换旧币，都是在原币币值趋强和市场物价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8)《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125页。

(10)同上，第525页。

(11)同上，第125～12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228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713～715页。

(14)《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5)李伟：《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4月29日。

(1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三版，第113页。

(17)周其仁：《货币是怎样炼成的》，《经济观察报》第34版，2011年4月11日。

(18)参见闫坤：《复合式通胀成我国宏观经济首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65期8版，201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