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国用”卷中探本溯源，援古证今，以今明古，将传统儒学发展延伸，赋予其新意。他在强调孔子学说中“经世致用”一面时，对所谓“孔子不言利”之说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他认为，历代学者大多把孔子“不言利”的真精神误解了。孔子并非不言利，孔子反对的是食禄者不言公利只言私利:“欲明孔孟不言利之真精神，当先明私利公利之别。私利者一己之私，公利者一群之公，若不明公私之别，而徒执‘不言利’三字抹煞之，此宋儒之所以误中国也。夫对于一己之私利，孔子诚罕言矣。盖人之利己性，生而即有，无劳孔子多言之也。若夫一群之公利，孔子何尝不言哉!……总括孔教全体，理财殆占一大部分也……孟子亦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故平民之言利，实为孔子所许。其所以禁在位者之言利，即一种社会政策，欲均布其利于民，而食禄者不得挟势争利耳。后世不知孔子之精义，反执孔子理财政策为孔子不言理财之证，其颠倒不亦甚乎。”[94]
陈焕章在强调孔子并非不言利，而且理财主张占孔教主张之“一大部分”的同时，提出了“以义理财”的观点。在陈焕章看来，义与利是直接相对的，食禄者必须是具有“内圣”功夫的真君子，言利必须以义作为标准，以道德相约束，这样才不会病民，才会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外王”的目的。
陈焕章认为，中国传统财政以“节用”为理财第一义，孔子也极为注重斯义。他以中国历史上的理财实践加以说明:汉文帝、隋文帝等贤明君主“其始皆非遇优美之时局，然其所成之效果，不独国富，而且民足，赋于民者虽少，而用于公者甚多。其所以能致此之故，固节用而已”[95]。
可见，陈焕章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又充分挖掘了儒家学说，“就理财以谈孔教，取孔教中之言理财者发明之”。他不仅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道德方面的丰富内涵，而且发现了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思想主张，使儒家学说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唯其如此，民国初年，司法总长伍廷芳曾高度赞誉陈焕章的理财主张，并希望以其精深的学问，为国家效力:“兹民国财政困难之秋……倘能充其平昔计学之精深，出谋国是，吾知其坐而言者，必能起而行也。”[96]
与此同时，陈焕章还“以西人科学家之法”认识孔子的“理财”学说。他引进西学，融汇中西，将近代西方流行的诸如经济学原理、进化论学说用来诠释中国古代经典，使传统儒学蕴含崭新的内容。[97]
首先，陈焕章就“理财”谈进化，认为“理财”乃进化之母。在陈焕章那里“理财”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财政，而且包括了社会生产，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意思颇为相近。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延续发展，乃是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创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财富，因为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与创造，才有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要而论之，凡世界之所谓文明，大率皆物质之文明占其大部分也。”[98]
其次，陈焕章认为，儒家的理财学说与近世西方学者将社会经济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部分的理论是一致的，并以此为前提，企图用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并发展中国传统的理财之道。不过他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划分过于繁琐，在他看来，“理财学之分部，实只有生产消费二部”。陈焕章认为，《大学》“中生财有道一节，包括理财学之两大部”，即生产与消费二部。这表明传统儒学有关理财的主张与西方学者的近代经济学理论相似。以此为基础，陈焕章将《大学》中有关理财的内容加以发明，企图引进西方近代生产的组织与方法，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谓生产宜众宜疾，消费宜寡宜舒，陈焕章认为这一主张体现了理财学的基本原理。他特别将“为之者疾”一句作了发挥，认为“吾国若能注意于焉疾，则生财恒足矣。此可见《大学》数言之含义甚广也”[99]。陈氏强调“为之者疾”，就是要以中国传统的理财学说，辅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加快生产的疾速发展。其谋求中西经济思想合璧的意图十分明显。
再次，陈焕章特别强调了儒家学说对于工商业的重视。在《孔门理财学》“人口”一卷中，陈焕章讨论了儒学创始人鼓励工匠和商人的国内移民问题。他认为，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关于国家政策时提出的9条标准，其中第7条“诱导百工入境”，第8条“善待夷商”，表明了孔子对于工商业的态度。而孔子鼓励外国工商业者移民中国的做法，表明“孔子始终将经济生活看成是国际现象而非国内现象”。陈氏特别提醒读者，在这9条标准中，孔子并没有提到农业。原因在于，“在国际竞争中，工业和商业总是优于农业”。在处理工商关系时，陈焕章特别注重工业，他指出:“如果一个政府要想富国裕民，它必须求助于工业，只有工业才能够产生新的财富，而商业只能使既有的财富增加价值。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可以说，孔子已经知道了工业资本的价值。”[100]
陈焕章对儒学现代性的阐释，目的是要为传统儒学染上可以适应工业时代发展经济需要的“工具理性”的色彩，使之不再仅仅是一种传统农业社会的人文“价值”或道德说教。陈焕章对孔子学说的解释显然有些牵强附会，有的甚至是臆断，很难说完全符合孔子思想的本意。孔子显然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工业资本的价值”一类近代思想。在这一点上，陈氏《孔门理财学》与乃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陈氏之所以赋予孔子学说以近代经济学的含义，其用心在于重建传统儒学，与康氏一样，都是希望从传统与近代的结合中去寻找济世安民的良策。所不同的是，康有为基本上是从宣传“改制”即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入手，而陈焕章则偏重于“理财”，即从发展社会生产，改善国计民生方面入手。《孔门理财学》是中国新旧经济思想并杂时期的产物，也与陈焕章深厚的儒学根基及良好的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知识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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