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钞币子母相权

一、论钞币子母相权

在《宝钞法》一文中，胡氏洋洋洒洒陈述了自己反对钱钞并行，反对以新钞代旧钞的主张，认为钞币取代钱币是大势所趋，非人力之所为的观点。他的理论基础是子母相权论，只是他的子母相权论不似古来以往的子母相权论，仅就不同货币种类间，先是同一种币材的铸币间的大小轻重先后之别，不是不同币材，如铜钱与铁钱之间，更不是钱币与钞币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胡氏则突破了传统概念的束缚，既不是货币的重者为母，轻者为子，也不是以货币的先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亦非以钱为母，钞为子，他所谓:“行钞之法，钞为子而百货为母，母子相守，内外相应。货重而钞轻则敛钞，钞重而货轻则收货，一弛一张，权以取中。母子既以信相应，钞货价平而不偏，如此则行之于万世而无弊。舍此之外，一有营利之心，则其法自坏。方今钞太重而物太轻，比之初年，一贵一贱，或至加五，或至减半。主权衡者，利其钞价之高，多发而易行，不恤伤农，不知务权。细民所有者布帛，官司所收者宝钞，赍布帛赴库换钞，司钞者惧其割之难，托以无钞而不售，布帛之价日损日减。”

胡氏以为行钞的法则与钱币行使的法则不同，“钞虽虚，物虽实”，而钞币为子，百货为母，只要钞币与百货相伴随，相厮守，外有钞币流通，内有百货担保，就能够做到内外相应。只有母子相互守护，相互关照，相互呼应，钞币流通才不致出问题。因为一旦钞币值钱，即购买力提高，百货价轻，便宜了，就该收购货物，或减少货物供应量，货价就会又恢复到正常价位。一旦钞币购买力减弱、贬值，货物价重、价贵，就该收回钞币。只有这样一张一弛，一放一收地调节控制流通中钞币与货物的供求数量，才能把握控制住币值与物价的适中，使得生产、流通与生活处于常态，交易才不至受阻，出现壅滞。惟其如此，百姓才能感到踏实，生活才能安定，所以说“钞虽虚，货虽实，而民不甚苦”。百姓才会相信钞币，既敢于持有钞币，使用钞币和保存钞币。否则，钞币的信用一旦出现危机，钞币便像烧熟的山药，谁都不敢持有，一旦持有便赶紧用出去，因而“母子既以信相应，钞货价平而不偏，如此则行之于万世而无弊。”此其一。

其二是行钞的原则。“一有营利之心，则其法自坏”。发行钞币以稳定币值，稳定市值，稳定百姓，稳定生产、生活为第一要义，却绝不能以牟利为目的，一旦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自坏法则。他告诫当权者，不能只是根据自己的好恶，不体恤下情，不顾及国家命脉和基本人群的需要情况，只是死搬硬套官僚式的处理钞币问题，不尊重现实，不尊重法则，即便是钱币流通的条件下，权衡轻重同样不敢懈怠。从普通百姓、官府和具体办事官吏三个层面，分别考察了他们不同的要求和心理。小民手里有布帛，官府掌管着钞币和决策，具体经办发行的官吏履行兑换手续并承担责任。小吏只恐怕手续琐碎事务麻烦，会借口无钞不肯收购布帛，致使布帛价格日损日减。“近年市价，丝一斤直钞九钱，官司限定百姓每着丝一斤折纳钞一贯五百，钞价日增，丝价日贱，复壅滞而不售，民甚苦之。”市井之中，贪奸乘利之人，除了商人以外，绝少不了官商勾结，再加上油滑无赖之辈乘机从中攫利，他们形成一个网，对于细民百姓进行盘剥，“又立择钞、硬钞之目，愈高其价。是使国家流通均平百货之宝，化而为伤农刻价、壅滞诸物之一虐法耳。”主管发钞币的决策者，利益在于“钞价之高，多发而易行，不恤伤农，不知务权”。以至于“方今钞太重而物太轻，比之初年，一贵一贱，或至加五，或至减半。”胡氏的揭示，该说是公允而深刻的。

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胡氏的认识至少有两点突破。一是子母相权理论，从简单的不同货币结构间的子母相权一跃而为货币(替代品)与货物，即货币与商品间的子母相权理论。分析其理由，不过是钞虚物实之故。因为金属铸币，不管是铜铸币或是铁铸币，都是实物，而钞币则不同了，它只是个虚物，而原本是实体的金属货币，今日摇身一变而由虚价的钞币来代替，胡氏未表示反对，而是欣然接受，并予以支持，且顺其势，以为“止欲便交易，赍使流通谷帛，均百货之价而已，非欲求利也。”看来胡氏已经意识到，钞币产生于货币只是充当交换的手段，而不是交换的真正目的，这样的行为特征。他虽未做更深入的分析，对此认识已算是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了。这是紧跟货币沿革发展的步伐，把握前进的方向，对于货币的变化做深入考察、分析的结果。较之前人，如郑介夫已有质上的提升，或者说在质上的区别，胡氏以钞币为子，以货物为母，阐发子母相权理论，真正体现了货币与商品间的关系，进而有利于平准物价，稳定金融，安定社会，在当时，这个认识是非常超前的，先进的。

其次，胡氏明确提出不能以牟利为目的发钞，“一有营利之心，则其法自坏”，法就变成为虐法，就会伤农，使得货物壅滞。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币值平稳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也才会货畅其流，百姓也才会相信自己手里的钞币，钞币的信用才会稳定地处于极高的地位，只有这样，生产得到正常发展，社会秩序的正常才有保障，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才有保障。否则，无论货重钞轻，或货轻钞重，钞货价不平而偏，子母就不可能相适应。“近年五谷布帛诸货百物涌贵者，物不足也。钞法日虚者，钞有余也。有余，则作法以敛之。”“农工两受其祸，无益于国。上策莫若务农……务农之要，莫先于抑末。……凡有力役，不夺农时……。去不急之有司，减冗官，削冗吏，沙汰僧道医儒。……为农者众，布帛五谷丰足，百物之价不劳估计均平而日自减贱。不妄费赏赐，支发兼以银两、粟帛，则钞价日实。”即所谓增收节支，增加生产，从保证人力与时间投入上下工夫，采取措施，既增加了生产，又减少了消费，以保证增加货物供应量，同时减少钞币的投放，这两个方面同时考虑的思路，是对头的，值得肯定。只是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哪一方面都难以接受，见诸实施。

然而从钞币理论方面，胡氏的不有营利之心仍须深入探究。他讲:“为国家者，度量百物交钞之孰多孰寡，而散敛弛张之。物重则钞轻，钞轻则作法以敛之。钞重则物轻，钞重则作法以出之。是物价与钞法两得其中，农工不伤，子母相藉，国不求利而利益大。”有史为鉴，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钞法初立，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所以中统钞行如流水，交钞一贯可买绢一匹，钞五六十文可买丝一两，米一石是钞六七百文，麦一石是钞五六百文，布一端是钞四五百文。“近年以来，价增六七倍，渐至十倍，以至诸物及佣工之价值亦莫不然。”胡氏反复思索，以为没有天灾，不是米粟不多，亦非布帛不多，时和岁丰，“户丁滋壮，商旅络绎，百物出积，然而物价日增日贵者，钞虚故也。”发钞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至今不移，中外一致。如今发行机构已发生变化，各国多以中央银行履行发行职责，其与商业银行之别即在于不以营利为目的，才不辱银行之银行，发行银行之使命。在世界上，早在七百多年前的胡祗遹就认识并明确提出这一原则，不该被埋没和遗忘。至于国家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调控市场，使物价币值适得其中，迄今依然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胡氏在继承中国传统调控理论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阐述，同样不该被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