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统钞的失败教训

二、论中统钞的失败教训

好景不长，稳定的纸币流通只维持了十几年。至元十三年(1276)以后，阿合马(?—1282)专权，为搜刮财富，滥发钞币;继而南宋灭亡，元的疆土扩大，纸币需要量骤增，中统钞发行额自最初的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万锭增至至元十三年前的二三十万，十三年则骤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发行准备被挪用，中统钞实际上已成为不兑现纸币，币值贬损十分之一。即“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其虚至此，可谓极矣”。撮其原因，王恽认为大凡有四:

其一是银发行准备被挪用，已不复存在。“自至元十三年已后，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元(原)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讫，是自废相权大法，此致虚一也”。当时权臣阿合马将诸路平准库的金银全部起赴大都(今北京)。王恽认为这是导致中统钞贬值的首要因素。王恽晚于周行己百余年，在纸币发行理论上仍固守十足准备的传统观念。尽管他提出时不是这样明确，可一再强调发行准备愈多愈好，不容动摇。可见十足准备与不必十足准备的主张都被置若罔闻，未引起当局的关注和理会。

其二是中统钞的印制、发行失去控制，泛滥成灾。刚发行中统钞时却不是这样，“将印到料钞止是发下，随路库司换易烂钞，以新行用外，据一切差发、课程内支使，故印造有数，俭(少)而不溢，得权其轻重，令内外相制，以通流钱法为本，致常艰得，物必待钞而后行，如此，钞宁得不重哉!”印制发行受到严格的控制，钞票的一部分长期滞留在流通领域，只有损伤的昏烂钞币需要更换新钞外，其余则周而复始不停顿地周转，即所谓内据之数;除此还有一个外据之数，即依据赋税额的多少来确定纸币发行额的多寡，这两部分数额构成纸币供给量的客观约束机制。遵循之，流通中的纸币就能适量而不会过多，就能“权其轻重，令内外相制，以通流钱法为本。”违反之，则“印造无算，一切支度虽千万定(锭)，一于新印料钞(津贴)内支发，可谓有出而无入也。其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踊贵而难买，此致虚二也。”政府并不计算纸币供应量，无所顾忌地投放，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回笼多余纸币的问题，当然要出岔子。

其三是以中统钞预付货款，抢购物资。官府原本就视物重钞轻，以为钞币只要添造加印，唾手可得，“惟恐或者先取，故视钞轻易添买。”其实隐含在中统钞币值下跌时，政府为尽量减少或避免损失，“物未收成，预先定买。”为了抢购物资，而增发纸币，以致“物重币轻，多此之由”。恶性循环，且愈演愈烈。

其四是管理人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外路行用库令库子人等在私下收兑昏烂旧钞时，多索取工墨成本费，从中渔利。“百姓昏钞到库，不得画(限)时回换，民间必须行用。故昏者转昏，烂者愈烂，流转既难，遂分作等级，其买市物必需上等，除是则必需搭价，然后肯接”。本来按规定该办的兑换，得不到好处费则不予受理。据史载，当时钞库每天限额调换三四百锭，有的甚至不开库，市面流通的净是破烂钞币，有时官吏勒索，甚至捏造金银买者，按官价收买兑换的金银高价售出，造成金银黑市⁽⁹⁾。

前两条的认识十分重要，只要纸币流通存在，就会因为纸币发行量失控，发行准备不足而出现币值下跌，物价上浮，信用动摇，金融市场紧迫的连锁反映⁽¹⁰⁾。这两条原则至今不移，说明对于纸币流通的认识已是相当深刻。只是他对发行准备的认识还不够完整。

对于中统钞的贬值(“虚”)，王恽提出二条补救方法:其一是坚持纸币的兑现，“用银收钞”。大路用银两千余锭，小处用银一二百锭，“民间钞俭，必须将银赴库以倒钞货，是钞自加重，银复归于官矣。”纸币币值提高，白银集中于官府，一举两得，岂非大好事!至元十九年十月中书省颁布《整治钞法通行条画》，决定由政府买卖金银来维持钞价，严禁金银私自买卖，处罚官吏作弊行为。该说此举与王恽的这种观点有关。其二是印制发行新银钞，“以一佰当元宝二佰，迤渐收回见(现)钞”。即主张政府采取公开掠夺纸币持有者的方式，强行实现纸币流通量的紧缩，这样肯定有利于最高统治集团及其所代表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利于其他阶级与社会阶层。因而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极富吸引力的方案。事隔五年，尚书左丞叶李建议发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以一贯至元钞当五贯中统钞，恢复了银本位制，“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¹¹⁾”。不能不说与王恽所代表的纸币理论观点有关系。

王恽提出的医治通货膨胀的办法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当时不减少和控制纸币发行量，不制止战争行动，不控制赏赐和佛事费用，不消灭财政赤字，治理通货膨胀的方案是没有出路的，都不过是隔靴搔痒，杯水车薪的漂亮话。

嗣后翰林学士张之翰(?—1296，字周乡，号西岩老人，有古循吏风，有《西岩集》)，在《楮币议》指出:“天下之患，莫患于财用之不足;财用之患，莫患于楮币之不实。……自中统(1260—1263)至今二十余年，中间奸臣柄国，唯聚敛贸易是务，其数十倍于初。楮日多而日贱，金帛珠玉等日少而日贵，盖不知称提有致也”。提出称提纸币的三策:“如出金以兑换，使之通行，一策也。铸钱以表里，使之折当，二策也。造钞以更新，使之收买，三策也”。他的第一、三策分别与王恽的对策相呼应，第二条王恽未提及，却也不能起到根治作用。刘宣也提出四条“拯救之法”，其一是“不过住印贯钞，只印少(小)钞”。即停止发行大额钞币，只发行小额钞币，以便民间找零，替换昏烂旧钞，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其二是“验元起钞本金银，发去以安民心”，恢复纸币金银准备制度，金银送还各地平准库，维护纸币信誉。其三是“严禁权豪官吏冒名入库倒买。”杜绝倒买金银，侵吞库款的不法行为。其四是“国用当度其所入，量其所出，如周岁差税、课程可得百万锭者，其岁支只有五七十万，多余旧钞，立便销毁”。以保证财政结余，每年不啻不用财政发行弥补赤字，而且要逐渐收回流通中的多余纸币。他反对发行新钞，认为那不过是“改换名目，无金银作本称提，军国支用不复抑损，三数年后亦如中统旧钞矣”(《元史新编》卷八十七)。他的认识比较深刻，主张亦计高一筹，切中时弊，只是由于桑哥自至元二十四年(1281)闰二月就开始把持朝政，主张通行至元钞，刘宣的主张遂被束之高阁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