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楣的《钞币论》

一、许楣的《钞币论》

许楣的《钞币论》是我国货币金属论者讨论货币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他全面、系统地批判了王瑬的货币名目论观点，分析了王瑬行钞主张的种种恶果。尽管货币金属论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在批判和揭露历代(宋金元)君主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方面，代表了商人、中小地主及广大劳动人民反对通货膨胀的共同利益和心声，反映了市民阶层要求建立银本位的稳定的货币制度的愿望。他把我国封建社会的货币金属论推到最高水平。

许楣首先把反对的矛头指向强制发行纸币的皇权，指责封建国家干预货币流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利用纸币发行，穷凶极恶的搜刮民财，使纸币发行成为国家诛求于民的重要工具。宋金元王朝的末代君主“非甚不肖也，然水旱耗之，兵革耗之，宗禄庆典及诸意外冗费耗之，用度稍不足矣。势不得不于常赋之外，诛求于民。而行钞之世，则诛求之外，惟以增钞为事。然不增则国用不足，增之则天下之钞固已足用，而多出则钞轻而国用仍不足。宋、金、元之末，流弊皆坐此⁽⁴²⁾”。这里许楣提出“能足天下之用，而不能足国家之用”的概念，前者指流通对纸币的需要，即今日所谓经济发行之内涵;后者指朝廷对纸币的需要，即财政发行之内涵。宋、金、元历代王朝的末期都因自然灾旱(“水旱”)、战争动乱(“兵革”)，奢靡无度(“宗禄庆典及诸意外冗费”)而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大搞财政发行就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佳方案。然而，财政发行又会引发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国家财用仍是不足。可见，其弦外之音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相互推动，形成恶性循环，纸币流通势将彻底崩溃。这才是纸币流通弊端之所在。这一分析十分精辟，较之以往指责纸币流通“失人心，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丘濬)要深刻、科学。

许楣站在包括钱庄主、商贾和中小地主在内的市民阶层立场上，指责封建国家发行纸币不啻是对百姓的亏空，而且继而迫使钱庄亏空。“国家取百姓百千万亿之银，而其始即化为纸，独非亏空邪?且今天下钱庄，固不皆亏空也。行钞然后亏空者众矣。民间闻钞法将行，惟恐钱票化为废纸，必争就钱庄取钱。旬日之间，远近麕(qún，群)至，钱庄之大者犹可挹注，其小者猝不能应，不亏空何待?然则，迫钱庄之亏空者，钞也⁽⁴³⁾”。官府发行纸币坑民、坑商，迫使工商破产，百姓穷苦，经济萧条。“钞之所行，不过强以当廉俸，强以当兵饷，强以当吏役工食，持纸钱以适市，而市之闭肆者众矣⁽⁴⁴⁾”。以纸代钱，而要尽易天下百姓的财富。许梿则认为:“钱庄之失业犹可言也，贫民抱空票而妇子愁叹不可言矣⁽⁴⁵⁾。”在通货膨胀中受害最深的是平民百姓，其次才是工商业者，真可谓损害万众之公利，独填满朝廷一己之私壑。相反，王瑬站在君王国家立场上，从“君足而后民足”，“君足尤先”的观点出发，欺世盗名般胡说“行钞则绝钱庄之亏空”。许楣针对王瑬所散布的“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市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的谬论，厉声责难道:“绝天下之利源，而垄断于上，何体统之有⁽⁴⁶⁾!”等于说朝廷为了垄断财路，简直到了无所顾忌，厚颜无耻的地步，还讲什么体统!针对王瑬“利无穷而君操其权”的谬论，直斥为“君操其权，而民受其害⁽⁴⁷⁾”。针对“国家行一小钞，可得九倍之利;行一大钞，可得十九倍之利”的痴心妄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取民九倍十九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九倍之利，必不可得⁽⁴⁸⁾。”纸币流通的失败在即，还奢谈几倍十几倍的利益所得，于国家有何裨益可谈!针对“欲行钞，必先将条例播告天下，使人人知行钞之利，又誓之明神，永不变法”的幼稚做法，义正词严地揭示道:“永不变法，谈何容易。去宋、金、元之变法，非乐于变也，钞有所不行故也。有所不行而务欲其行，则不得不变。变之而仍不行，则不得不屡变。而其不行也，以不利故也，非不利于上，而不利于下故也⁽⁴⁹⁾。”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货币危机，迫使钞法屡变，随着钞法的更迭，百姓百千万亿计的银钱“一朝悉化为纸”，钱庄亏空破产，市场混乱，物价腾踊，银价高昂，流通阻塞，市场闭肆，陷百姓于水火之中，何言行钞之利!

在反对皇权方面，许楣比魏源更激进。魏源只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蔡京的更钞法，指斥他“尽失交会之本意”，“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封桩(专项储备)旧积，绝口不言⁽⁵⁰⁾”。许楣则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国君皇上;魏源把希望寄托在朝廷的贤君明主身上，许楣则对官府根治货币问题毫不介意，不抱有任何希望。他未向政府提出摆脱货币危机的对策，只是认为“银之流布于天下者，已足天下用……向使无漏卮之耗，虽长此不废可也⁽⁵¹⁾”。不无感慨地发出长叹:“吁呼!谁生厉阶(祸端)，至今为梗，不能不叹息痛恨于漏卮之始也⁽⁵²⁾。”诚如其友所说:“或谓钞法既不可行，则用何法而可?余曰论中固已言之矣。事有非变法所能尽也。夫法弊则当变法;弊不在法，何法可变?此余与农部(许楣)所为深维(虑)而不得者也⁽⁵³⁾。”反映了鸦片战争后，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开始崩溃的封建社会失去信心，不再寄予希望的共识。可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白银外流，清代币制仍可“重奕(盛大)后世而无弊”，清代落后的币制不需要动大手术则是错误的。

在货币理论方面，许楣与王瑬相抗衡，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货币金属论的最高水平。虽然他发表《钞币论》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六年，王瑬也已过世三年，可由于思想的滞后性，书中所论及的商品货币问题还停留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认识和理论水平上，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商品货币理性认识范畴，同时又代表着市民利益，具有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倾向，隐含着对皇权的藐视和攻击。当然，王瑬曾下功夫整理和研究中国行钞史，许楣则不如他功底深厚，对王瑬歪曲历史的批判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的地方也不够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