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楣的货币金属论

二、许楣的货币金属论

许楣认定白银的货币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家权力对它也无可如何，不能逆转。他考察了白银充当币材并占据主要货币地位的历史，认识到币材必然由贱金属发展到贵金属。白银充当币材由来已久，只是未若今日之盛;上下用银亦久，只是未以之为赋。白银充当货币适合于商品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需要，其质上价大，较之铜钱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随着白银产量的增长，能够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就更接近客观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在许楣看来这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银日多，而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所以白银为币与白银充当主要货币是货币演绎史上不同阶段的两码事，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则是近期的事:“至明以银当赋，然后上下盛行。盛于明而非始于明，亦非始于金也。”进而指出，“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惟无银”;否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⁵⁴⁾”。这话说得有多么的好啊!言下之意，顺乎潮流，浩浩荡荡，逆之而动，必遭失败。此与王瑬所竭力宣扬的观点根本对立，坚信只有白银才是主要货币，即使朝廷宣布废银，百姓仍会使用白银，流通领域发挥货币作用的只能是白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任何人的废银设计都是徒劳的，那怕他是皇上!这是坚定不移的货币金属论观点，在我国历史上实在罕见。

他和其他货币金属论者一样认定货币是商品。他在《钞利条论十四》说:“天下之风俗，有大于白银、元丝、洋钱者矣。白银、元丝、洋钱不同，而同归于银”。又有论道“有物于此，值银一两，有银杯于此，其重一两，因以杯市。推而至于十两百两皆然。将以其为器皿而舍之乎?抑以其为币而没入之乎⁽⁵⁵⁾”?总之不管是白银条块、铸币或者器皿，它们在形态上尽管千差万别，在用途上也不可能相互替代，可是它们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都能够还原为一定数量的白银。

他还认定，在商品交换中白银与商品之间必须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货币的交换价值必须与商品价值相一致，决不允许不等价交换行为的存在。他说:“夫自用银以来，虽三尺童子，莫不知银之为贵矣。然使操一星(一钱)之银以适市，而曰:‘吾将以是尽易肆中千万之纸，’则人必哗然笑之。为夫一星之银，固不可以尽易千万之纸也⁽⁵⁶⁾。”就是说一定量的银钱只能与其价值量相当的其他商品相交换，否则，交换行为难以成立。他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一个妇孺皆知，古今未移的道理，即等价交换原则。

那么，金银及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他承袭了魏源“使黄金满天下而多于土，则金易价”的说法，认为“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淘沙以取金，金有尽而沙无尽也，凿石以出银，银有尽而石无尽也。天下之至无尽者莫如土，烧土以为甓(pì，砖)，范其文曰一两，人必不以当金当银⁽⁵⁷⁾”。并明确提出“物多则贱，少则贵⁽⁵⁸⁾”，是我国货币数量论的传统说法。如果用它来解释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完全可以成立，即“钞法之弊，非以钞之有尽也，正以钞无尽而钱有尽故也⁽⁵⁹⁾”。可他阐述的对象已经超出纸币范畴，因而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商品的价值，包括货币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其自然形态的数量决定。纸币只是货币的代表，却不是货币本体，不能鱼目混珠。许梿则从商品价值客观性的角度来说明商品价格的高低贵贱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认为:“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矣⁽⁶⁰⁾”。他批评货币名目论，同时指出金属货币与纸币的价值决定，及其购买力不同:“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则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⁶¹⁾”。他肯定金银价值的稳定性是正确的，这正是贵金属币材的优点之一。可他把这种稳定性说得绝对了，过了头，“亘古不变”，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对于商品货币的价值不决定于它的数量，也不决定于它的自然属性，那么究竟取决于什么，许氏未做答。在我国白银货币尚未从称量货币过渡到计算货币，没有铸成制钱定式，使其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一致，具有固定式样、重量成色的价值实体。加之历代的纸币发行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前引许楣在《通论一》所述，已经隐含价值实体与价值符号，即称量货币的白银与纸币的区别。

许氏兄弟从肯定货币的商品性出发，完全否定纸币，只承认会票和钱票存在的合理性。把前者称为“以纸代钱”，后者称为“以纸取钱”，认为他们可以兑换钱币，“纳钱于此，取钱于彼⁽⁶²⁾”，“千金之票，欲金而得金⁽⁶³⁾”。至于政府所发行的可兑换纸币，他们取有条件承认的方式，例如“唐之飞钱(汇票性质，非纸币)，仿于宋之交子，皆以纸取钱，皆良法也⁽⁶⁴⁾”。因为它们都“有所附丽以行，而不尽为徒纸，非若以钞易民之银而不复出也⁽⁶⁵⁾”。民间发行的信用货币通常都要求维持兑现性，而不容易出现贬值。政府发行的纸币，只要能够维持兑现，同样不会发生贬值。问题是一届届政府纸币都因通货膨胀而崩溃，这正构成我国宋金元列朝货币流通的特征，也就由此形成我国货币金属论的特征，当然有十足发行准备的纸币不致贬值，否则，就会出现“虚纸”。这在理论上很难成立，目前世界各国的纸币流通现状就是答案。

许氏兄弟与王瑬争论的焦点是能否“以纸代钱”。许氏兄弟从货币金属论的立场出发，认定“天生五品，各有定品，银且不可以代金，而谓纸可以代钱乎?弗思耳矣⁽⁶⁶⁾”。在他们看来，银，是银;钞，是纸。纸币与白银相较，其贵贱之相去甚远，所以人们爱银与爱纸的差别也相去甚远，完全是不同的两样东西。一切商品交换，纸币与货币的兑换，乃至不同金属货币间的兑换都必须以价值实体为根据。不同货币间不能相互替代，更何况货币与纸币间相差甚远，则根本不可能相互替代。有人以为纸必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利;以为纸必不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弊的认识，就是积欺与愚昧的意识产物，是官府的“罔民之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许氏兄弟的这一认识有利于稳定币值，有利于反对皇权官府利用纸币来掠夺人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许氏兄弟还从货币的贮藏手段分析入手，来否定纸币流通。许梿借用吕洞宾向钟离云房讨教点石成金术，因它三千年后还会复原为石，“可惜误三千年后得金人”，故抛而弃之的历史典故，讽喻钞法之不可行。因为那些宣扬以银易钞的人，是让人把手中的银悉化为纸，是不仁不智的行为。许楣则针对王瑬以银易钞，“陡获二分之利也，谁不以银易钞”的说教，反驳道:“今有富室积银巨万，而计产完粮，不过百两”，“徒令巨万之银悉化为纸耳，谁肯以银易钞哉⁽⁶⁷⁾”!抨击以银易钞是化有价值的社会财富为无价值的一堆虚物。因而王瑬的行钞主张不仅不会吸引人们以银易钞，制止白银外流，反而会使白银窖藏扩大化，或进一步驱银出洋。

许楣还从货币金属论出发，剖析了银贵钱贱的原因，不在于白银本身，而在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正确地指出:“(用银)至明而日盛，至我朝乾隆、嘉庆之间盛极矣。银之流布于天下者，已足天下之用，而民间地丁皆征钱，官为易银上库，无如亭林(顾炎武)所言用银之害。向使无漏卮之耗，虽长此不废可也。至于今而数千年之蓄积，半耗于漏卮矣，而其势方未有所止⁽⁶⁸⁾”。又说:“漏卮无极，以万以亿，而钱不加多，是谓银贵而钱贱。夫钱贱而银贵者，病止于钱……益之一，无裨于损之十。如蓄水然，均是瓮也，一溢一浅，挹其溢以注之浅，则平矣。均是瓮也，一漏一不漏，挹其不漏者以注之漏者，则几何其能平也。”他区分了“银贵钱贱”与“钱贱银贵”的不同，认为两者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如果“泉府充溢，贯朽尘积，而银不加多，是谓钱贱而银贵。”即钱多而银少，则钱贱而银贵;相反，如果“漏卮无极，以万以亿，而钱不加多，是谓银贵而钱贱”。即由于流通中银量锐减形成银荒，铜钱流量虽未变动，已是银贵而钱贱，银少钱多了。如果是因为钱多构成的银少，形成钱贱而银贵，只要减少流通中的铜钱，就可以解除钱贱银贵的逆境。然而当时是银贵钱贱，即便减少铜钱流通量，流通中的银钱正常比价很快就会由于白银的外流而被打破，形成新的银少钱多的格局，出现新的银贵钱贱的态势。即“银与钱交病。方收钱以瘳(chōu，损)银，旋漏银以病钱，益之一，无裨于损之十⁽⁶⁹⁾”。王瑬提出的废银行钞方案是否可行呢?同样不行。因为“欲用钞废银，则银不可废，而钞更为厉民之阶”。可见，若要疏通铜钱流通问题，不解决当时的货币问题，废银行钞也不可行。白银外流就像两瓮蓄水，如果是一个溢满一个浅显，两者之间尚可相互挹注，去有余以补不足。相反，如果是漏与不漏的差别，则相互挹注而不可。这一认识远超越前人，相当深刻。可是仅从白银铜钱之间的供求关系来论证白银与铜钱比价的变化，在理论上很难成立。因为决定这一变化的首先是银与钱的内在价值量的因素，在它们内在价值量既定的情况下，供求关系的变化才会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