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开王之望论钞币管理

二、赵开王之望论钞币管理

(一)赵开论用钱收楮

赵开(1066—1141)，字应祥，普州安居(今四川铜梁县安居镇)人。以理财闻。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徽宗宣和末任成都路转运判官，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张浚宣慰川蜀时任开总领四川财赋、变酒盐法，浚治兵川秦，经营两河财用，皆取办法于赵开。与宣慰副使吴玠、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席益不协。后提举太平观，《宋史》有传。引文出自《宋史·赵开传》者，不再出注。

他坚持“财利之源，当出于一”的原则，由于“祖宗朝天下，财计尽归三司，诸道利源各归漕计，故官省事理并废以还漕司，则利害可以参究，而无牵掣窒碍之患矣”。财力集中，减少相互扯皮推诿，贻误公事。

对于钞币，他主张“楮多则轻，必用钱以收之”。在“收”字上大做文章，即切切实实地抓了钞币的回笼，保证纸币流通的畅通。他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于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置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扩大流通，以便兑现;二是“官卖银捐，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增加回笼渠道，减轻流通中的纸币压力，增加官府的发行准备;三是“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钱引可以折纳官，自然官也就不妨以钱引支出，这样有出有入，循环往复，无穷竭无休止。反之，只出不入，或只入不出，都将产生危机，不利于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四是“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唯不得减削”。这种做法既符合纸币流通具有携带方便，又便于大额支付，方便持有者的利益要求，一石二鸟，公私兼顾，自然有利于通货流通正常化，又使民以为便当。故他的方案得到行使，“法既流通，民以为便”，收到预期效果。

赵开对于纸币的本质有所认识，而且善于灵活把握，巧妙处理复杂事务。一次查获伪钱引三十万，涉嫌盗犯五十人，宣抚使张浚本拟从有司议处死他们，赵开的一席话使张浚改变了主意。他说道:“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的确如赵开所言，只要在伪钞上加盖上公章，就成为真钞，真伪之间全在于是否得到政府的承认，是否是政府授权强制发行，其标志就在于有无公章。对于制造伪钞的人，只要在脸面上刺了字，利用其一技之长，给官府印造钞币，还可以免除他们的死罪，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张浚采纳了赵开的建言，川引发行由原来的250万多一点增至4190余万，“人亦不厌其多，价亦不削”，说明流通平稳正常，所增发钞币满足了流通的需要。赵开并不认为钞币可以无限制地完全按省府的意愿发行，他在临终前所作的历史性交代，是:“若因循而不恢复，蜀将大困，而我为祸首也⁽⁶⁶⁾。”足见他在增加军费的同时，不得不增加钞币的投放，虽说是出于无奈，只能是暂缓燃眉之急，过后得设法恢复如常，否则蜀地要大祸临头，赵开就将是罪魁祸首。他的简短的托付，表明我们的先人对于纸币的本质特征，流通规律是有所领悟且深切把握的，古人并非懵懂得不及今人聪明，倒是他们大胆的实践活动和深刻的感悟认知，足以令我们叹服。

(二)王之望论以物为称提

王之望(1103—1170)，字瞻叔，襄阳谷城人，寓居台州。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任少府少卿，孝宗时充户部侍郎、川陕宣、使，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追随汤思退，力主宋金和议。有《汉演集》。

王之望的钞币管理思想，是在增发钞币的情况下，要保持币值的稳定，流通的正常，就必须注重发行准备，除铁钱外，要有大量的物资作保证，如盐酒等储备，以及要扩大发行范围，疏通流通渠道，相对增加了流通对于钞币的需要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三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十月戊辰，“蜀中交子，祖宗时止(只)一百二十余万道，皆有称提见钱。今节次增添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而所赡军库常有数百巨万散于外，故引法未敢大坏”。

此中以物资为保证，城乡百姓共同需要，且能长期保存的商品，如盐酒等物为保证，有力地支持了钞币购买力的实现。弦外之音是钞币之信誉不衰，币值平稳，关键是要有物资保证。否则，不可思议，不堪一击。这是一个创举，发前人所未思，实践出真知。说明以物资作发行准备，不是始自近代之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古已有之，八百年前的南宋初期已经这样做了，在当时恐怕也是旷世奇闻，领先于世界货币史好几个世纪。

扩大流通领域，增加流通对钞币的需要量。上书又载:“四川钱引，客人已私下将带，往来陕西，暗行买卖。将来既得陕西，则川陕路通，客旅奔凑，布帛茶药之类皆是川货，与钱引相兼贸易，实为利便。欲乞朝廷速降指挥，如收复到陕西州军，许将钱引依四川行用。”想来，钱引信誉甚优，行用便当，王之望信心十足要扩大它的流通区域，从四川跨出延伸到陕西，此非空想，确实的实践活动证明了，只要钞币的币值有所保证，它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方便军民，扩大流通，达到预料不到的好效果。从他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先人思路开阔，不受陈规的束缚，认真观察和体会生活，在实践中勇于开拓进取。说明他们对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若说不足，则是缺乏深入而系统的上升为完整的理性认识，多属零散的、直观的认知。

出于对朝廷的忠诚，他又表现得极为无奈，尽管不想作完全被动的发行，在扩大发行的同时，希望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以防止全然被动，可又担心消息外泄，搞得人心浮动，出现钞币信用危机。因而他提出请求，“今官库之积皆当散出，若更增添，须当消息而行。乞密降省札，略示大数付之望，不下转运司收掌。令之望酌度事宜，或三五十万、或百十万道，作番次逐旋增添，不令外人知所添之数，足以给用即止，不必尽如朝旨所增。盖添引顿多，则引价必损，诸军恐其折阅，便多邀银绢，临时实碍支遣;又所复州军未知多寡，可守不可守。而钱引既印，则不可复收，并与见界之数，行用俱轻，为害不细”。他担忧没有准备的任意发行，会引发军民人心不宁，动摇钱引信用，市场动荡，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社会问题，损害必定不小。我们从中感悟到他的苦心，精明和责任感，更感受到他对纸币认识，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与对古人的认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