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论“金银为币”

一、李觏论“金银为币”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与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友善，是“庆历新政”的热情支持者，有见识的思想家，受到王安石的称赞，他的功利观为叶适思想的先驱。两次应试不第，仁宗皇祐二年(1050)由范仲淹等人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一生以教授为业，倡建盱江书院，故又称直讲先生、盱江先生，著作有《直讲先生文集》或《盱江文集》，现有《李觏集》通行本刊行。

李觏22岁开始写作，由于基本生活于民间，深切体会财政积弊和民间疾苦，他的著述以“康国济民为意”，大都是“愤吊政故，警宪邦国”的政论。他的货币思想集中在《富国策》第三、八篇得到反映。

《管子·轻重》篇多处论及“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制上下之用”(《揆度》)。李觏为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白银已经登上货币历史舞台，发挥作用的唐宋时期，及时对下币进行调整，提出“其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币。但珠玉金银，其价重大，不适小用。惟泉币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¹⁹⁾。”他首先肯定了金银的贵金属、次贵金属，包括宝物珠玉在内的属性、地位，总之其价重大，不便于日常交易、零星交易使用。还分析了“古者以金银为币，与泉币并行，既而稍用为器饰，然亦未甚著也⁽²⁰⁾”。他固然颠倒了金银为器饰与为货币的历史顺序，但他表达出对于白银为币的期待，看到白银替代刀布钱币充当下币的发展趋势，这不是出自一时冲动，更不会是笔误，只能是出自理性的分析所得出的判断。因为他客观地提出金银价大，不适合在零星小额交易中充当中介，且寻到一条理由做无法辩驳的申述:“金不足则价腾跃，价腾跃则出邦布而市之，费日增焉犹不能登其数，则率民而买之。彼农民未尝蓄金银，一旦当具，则必资于豪党。资于豪党，则或坏其产焉。官增其费，民坏其产，此实弊之大也。”

其次，金银供不应求，“金尽出而用不足”。由于，“自饮食颒(洗脸)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饰或作，必以白金，连斤累钧，以多为惬。财愈雄者，则无所不至矣。举天下皆然，故金虽尽出而用益不足也”。因而他发出“何以使用金多而足用，帛贱而易致哉”的感叹。

李觏最后得出两条结论，一是铜钱是“百王不易之道”。二是金银的使用，必须“明立制度，其用金银，上下有等，多少有数，匹庶贱类，毋得僭拟，则金不可胜用也”。只有泉布之作，才是百王不易的通途。一句话流露出他对于铜钱的习惯性依赖，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当为路径依赖，似可得到理解。但钱币已经跟不上形势的要求，面对流通中不时出现的“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恶钱容于市”的无奈，李觏也表现出窘于两难的困惑，正反映出宋代处于白银过渡时期的特点。而他所设计的补救措施是:日后，白银只行用于国家财政收支及大额交易中，我们在以后的白银时代可以得到印证，正是循着李觏指示的道路走下去，这个思想即其端倪之兆。

在货币起源、价格论方面，他继承唐陆贽等人的观点，未见有多少个人发挥。“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重则用或缺，物轻则货或滞，一重一轻，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国计论之，莫若多之为贵，何者?用有常数，不可裁减故也。”这后一句话，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之辩解，故尔差矣。分析钱少的原因，主张除恶钱，销铜像铜器，勿得复用，“官挟其铜，因以资冶铸，则法钱益增”。此说似未出人之右，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