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论二母二子相权

一、杨万里论二母二子相权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遂名书屋“诚斋”。孝宗时累任国子监博士、太常博、广东提点刑狱、太子侍读，知筠州。光宗(1195—1200)立，召为秘书监，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宁宗(1201—1224)即位，屡召不起。性刚直，宠辱不惊，廉介清洁，自甘淡泊。工诗，自成诚斋体，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号称南宋四大家。著有《诚斋集》，现有《杨万里集笺校》通行。

《宋史全文》卷二五载:“乾道二年(1166)六月，上(孝宗)曰:‘两淮人过江南，许将交子于务场换易会子。江南人过两淮，亦所用见钱或会子，就务场对换交子行使。’”可知当时江南、两淮行用通货不同，两淮发行交子二百万贯，铁钱为本，不得过江;江南的铜钱亦不得过到江北，八年用会子收回。《宋史·食货志下三》讲:“绍兴末(1162)，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用于两淮，其旧会听对易。……三年，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光宗绍熙三年(1192)，当局要扩大铁钱会子使用范围，发行两淮铁钱会子三百万贯，流通地区除两淮外，包括江南沼江八州，杨万里反对在江南行用铁钱会子，八月上《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力陈其弊及危害，以“不奉诏”，断然抵制。以此触怒宰相留正、吏部尚书赵汝愚，罢了他的江东转运副使，杨氏从此告别官场。然朝廷也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在江南行用铁钱会子，亦可见杨万里奏议的分量。

杨氏为了加重自己意见的分量，借用中国传统的子母相权论，运用到宋代铜铁并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于是就出现了二母二子相权的新论，并提出“母子不相离”的原则。他是这样阐发自己思想的:“盖见钱之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他认为钱币与纸币在流通中形成母子关系，即有先行后随的关系，也就存在着先后不能脱节分离，错位与独立关系，母子不分、母子不能颠倒、交叉。因为是二母二子，交叉互换认错了门也将在所难免，但那是不允许、不能出现的。至于在市场上究竟是母子并行抑或其子独行，则关系不大，只要可以自由兑换，保持既定的比例，母兑子时一定要亲自到场。同样，在不同的流通区域，铜母子与铁母子只要按比例兑换，也是应该允许的。这就是杨万里对于母子相权论所作的新的解释，也就构成杨氏观察、评论江南八州铁钱会子的理论基础。用今人观点分析，杨氏似乎已经意识到纸币本质，它不是价值实体，只是符号、替身，只影相随，母子不相离分。

他又讲:“会子之法，曰会子并同见钱行使。今新会子之法，曰每贯并准铁钱七百七十足行使。……且会子所以流通者，与钱相为兑换也。今新会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足，则明然为铁钱之会子，而非铜钱之会子矣。淮上用铁钱，用新会子，则有会子斯有见钱可兑矣，是母子不相离也。江南禁铁钱而行新会子，不知军民持此会子而兑于市，欲兑铜钱乎?则非行在之会子，人必不与也。欲兑铁钱乎?则无一钱之可兑也。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独行而无见钱以并行也。一钱两钱之物，十钱五钱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乎?”结论是江南不能行使铁钱会子，因为行使铜钱，不能让子离其母而行，且会影响到货畅其流，商贾不通，那问题就大了。两淮本是铁钱流通区，行使铁钱自不成问题。他当然不反对。

在不能兑换的情况下，流通中的会子如能被官府接收，则回收该不成为问题，有投放又有回收，会子的正常流通本不该成为问题。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即“左帑、内帑万一不受，则百姓之输官物，州县亦不受矣。州县不受，则是新会子公私无用，上下不受……万一有受有不受之间，此喧争之所从起，而纷纭之所从生也”。如此，“若江南八州，复欲力行铁钱会子，是江南之民又将不胜其扰也”。故此，他宁肯抗旨不遵，弃官不做，告别仕途，退归赋闲，也绝不做有违事理，伤害百姓的事情，为后世所推崇。

杨氏主张纸币兑换，坚持母子相随，不相离，是积极、正面的，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使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值得肯定。至于这种兑换是否是法定兑换，不兑换与兑换纸币的异同，因为杨氏未予理论，我也不妄加评论，不去苛求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