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论禁贮钱

一、唐宪宗论禁贮钱

唐宪宗(778—820)，李纯，本名淳，顺宗长子，公元805—820年在位。锐意改革吏治，整顿江、淮财赋，增加财政收入。利用藩镇间的矛盾，先后平定了刘辟、李锜、吴元济等藩镇叛乱，也归服了河朔各镇。结束了50余年的藩镇跋扈的混乱局面。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六月下诏，欲设蓄钱之禁，限制民间私蓄现金数量。他的理由是:“泉货之法，义在流通。若钱有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趋利之徒，岂知国计?斯弊未革，人将不堪⁽¹⁹⁾”。“近日布帛转轻，见(现)钱渐少，皆缘所在拥()塞，不得通流⁽²⁰⁾”。

铜钱短缺，钱重物轻，通货紧缩，百业萧条，给人民生产和生活造成困难;可唐代富室权贵之家大量蓄积铜钱，经营商业，兼营金融，或专营金融业务，获利丰厚，聚积了数额可观的资本金，对加深钱荒不无影响。

柜坊。唐代出现的金融机构，代客保管财物，设僦(jiǔ，租赁)柜，供客户，收取保管费。长安东西两市经营者甚多，存钱有至十万贯以上者。代人支取时，凭帖或其他信物，帖当为支票之雏形。存钱的行为当在商界盛行。《太平广记·三卫》记述:三卫入京卖绢，要价二万，闻者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是指西市柜坊，一俟买卖成交，即行支取付现。该是银行的雏形。在国外，金融业大约出现在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即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奥格斯堡的富格家族金融业的出现要比唐代柜坊的出现迟六、七百年之多。

当时，还有兼营金融业务的邸店，除经营直接、居间交易外，必然还有大量款项的收储拨兑。由于市内“四方珍异皆所积集”，四方商贾凑集，邸店多经营批发，少量零售，进出口货物数量大，经营额亦大，收兑金额总在成千上万。如《太平广记·杜子春》记述:一个冬天，杜子春在长安城的东市西，衣破腹空，仰天长叹，被一策杖老人看见，接济了三百万，“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又《卢李二生》记:李生欠官钱二万贯，告与卢二舅，卢二舅“乃与一柱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

权贵经营金融业，与民争利。柜坊、邸店利润丰厚，吸引了大批贵族、官僚。他们纷纷投资，创办金融机构，与民争利，以致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制止。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春正月丁丑……禁九品已(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²¹⁾”。宣宗时(847—859)《禁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要求“应公主家有住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役征课⁽²²⁾”。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至是乃绝⁽²³⁾”。足见当时权贵经营柜坊、邸店风靡一时，垄断财源，逃避差役，成为中央财政的巨大危害。

限制私蓄现钱。唐宪宗从维护封建国家货币流通正常秩序，保证农业生产正常发展的需要出发，“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人，情非欲利⁽²⁴⁾”。他在元和三年六月，试图以和缓、渐进的方式，“诏以钱少，欲设畜钱之令，先告谕天下商贾畜钱者，并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钱⁽²⁵⁾”。以扭转钱荒局面。故在元和三年(808)六月诏示天下:“然革之无渐，物或相惊，已日之孚，在乎消息(消长)。应天下商贾先蓄现钱者，宜委所在长吏分明晓喻，令其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令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贸易，以求便利。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圆(权宜便通)，意在他时，行法不贷。朕志久定，固无二言”。这只是一般号召，不是正式禁令，号召商人自觉响应，不蓄现钱，已蓄之钱，取市货物，存货不蓄钱。官府不规定限期，不加干预，任其易货，以求便利。一俟遍行，当别立新规。

禁贮钱令的理论后果。他的主张虽欲著禁令以出滞藏，若得到认真实施，等于对信用活动的抑制和扼杀。大凡信用机构都需要相当数量的铺底资金(商业也不例外，但其数额不能与信用相比，本文从略)，存款亦会源源不断，周而复始地构成永不涸竭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禁贮钱令的颁布，意味着铺底资金额受到限制，存款来源亦被控制在狭小数额范围内。因而，金融业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现有信用机构即便存在下去，也只能在允许限额内，即前两项资本金不得超过规定限界的前提下勉强维持，信用活动发展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这无异于釜底抽薪，抽走了积累、聚集的货币资本金，切断了信用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和本源。必然遭到富商达贾的抵制和反对，尤其是参与其中的那些贵族、官僚，他们会置政府法令于不顾，自行其事，为所欲为地继承积累、聚集货币资本金，继续扩大和发展信用机构;而普通商贾为了躲避法令的科责，就会依托于豪门权贵，把自己的货币资金存入达官贵戚所开设的金融机构中，使得存款来源在短期内急剧增长、膨胀起来，信用事业在人为因素刺激下畸形发展，资本愈形集中，兼并愈形严重。

于是，唐宪宗不得不严申禁令，限期处置货币资本金，如果违犯，依情节轻重，分别惩处，直至痛杖处死。元和十二年(819)四月诏:“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公主、郡主、县主，即皇帝女、太子女、亲王女)中使(宦官)等己下，至士庶、商旅等，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其任便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同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分产别居)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误犯者，白身(平民)人等宜付所司，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数，其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并量给告者⁽²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