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神论》的历史地位

二、《钱神论》的历史地位

《钱神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地反映货币拜物教的专文。货币拜物教早有发生。从战国时期确立货币经济后，货币拜物教在人们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上的反映日愈明显，《史记·货殖列传》引用民谚加以说明:“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感叹“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东汉辞赋家越壹曾作《剌世疾邪赋》，有“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名句。魏晋时期，自然经济虽然抬头，货币关系受到抑制，但在大城市的统治集团上层一如既往地崇拜和追逐货币，且有增无减。他们有的家财拟比王侯，生性至吝，生时被人讥为“钱癖”，死后称为“钱鬼”。名列“竹林七贤”的琅邪王戎(234—305)虽为文人名士，身居高位，专务清谈，贪吝好财，积钱无数，每“自执牙箸，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自己不舍得用，连女儿出嫁也只借钱数万，归省时还催索不已。宰相王衍(256—311)则故作清高，口不言钱，他的妻子用钱将他的卧榻围住，醒来也只是说:“给我搬开阿(ē，这)堵物。”从此留下笑柄。西晋时期货币拜物教思想成为支配人，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的最高准则。统治阶级的贪婪悭吝，奢侈糜烂已经达到公开无耻的地步。鲁褒“伤时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剌之”，就毫不足怪了。“孔方”一词的使用，延续至今。与《钱神论》近似不同体裁的专文相继问世，南北朝时期有南朝梁豫章王萧综的《钱愚论》，唐朝有张说(667—730)的《钱本草》，姚崇(650—721)的《扑满赋》、齐已的《扑满子》，元明之际有高明(1310—1380，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元代大戏曲家，《琵琶记》的作者)的《乌宝传》等，足见它影响之深之广。

货币拜物教思想和货币权力地位集中表现在城市，特别是以京城为中心的大城市统治集团内部。上自皇帝贵戚，下至工商贵族、地主豪绅、文人雅士都是该文揭露、鞭挞的对象，最先登场的司空公子“盛服而游京邑”，依次出场的“京邑衣冠”，“洛中朱衣，当途之士”都是钱势集于一身的权贵显要。对于金钱亲爱之至，“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一个个见钱眼开，爱钱如命，营营苟苟，唯钱是求，丑态百出。这一现象的出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城市是统治阶级的营垒，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着统治阶级的权贵，以及围绕着他们谋生的文人政客，工商业者。城市也是工商业的集散地，商品货币经济较发达地区，商品货币关系在这个狭小不大的天地里显得特别发达。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权就有金钱，随着货币关系的发达，有钱也可以有权。钱权之间相互扶植，互为照应。“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先有权后有钱的写照。卖官鬻爵，罚钱赎身则是先有钱后有权之实例。鲁褒露骨地宣扬读书无用论，当是前无古人，对其后世亦有负面效应。但其针砭社会陋习之无官不贪，唯利是图，钱能通神等丑陋现象，是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他有力地拆穿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温情脉脉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伦理道德的面纱，洛阳城里，朱门显贵，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血缘关系受到冲击，遭到置疑，开始淡漠了，与金钱至亲至爱至尊的关系无比加强了。若说:“官尊名显，皆钱所致”，一个皆字，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才能成为现实，才能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⁸⁾”。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就是一些世袭权贵，他们不仅世代掌握着国家机器，而且同庶族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过程中，因为政权的更迭会发生变化，官尊名显完全取决于金钱多少的情况却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实。鲁褒极论钱之妙用如神，恣肆夸张，其神力无远不往，无深不到，超乎天地，不可匹敌，系文学作品之特征，故意以偏概全，夸大货币在古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不会妨碍我们对它的研究兴趣和赞赏。

本文流传至今仍不时为人讽诵援引，其深刻性毋庸置疑。然而为什么会出现金钱万能，金钱至上，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的货币拜物教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在货币的诱惑下人们的心态和观念意识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致一切是非、黑白、成败、生死、寿夭、祸福和贵贱统统都被颠倒和扭曲了，都要接受金钱的考查和验证。商业资本是流通中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商人利用货币换取货币，又用货币增殖货币，循环往复，形成巨大的货币流，川流不息。在商品交换范围内，谁占有了货币，谁就能主宰一切，占有一切，包括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这一切变得是那样不可思议和难以琢磨，货币经济中一切卑鄙伎俩，肮脏勾当或许原先被掩饰而鲜为人知，或许熟视无睹而未被注意，一经鲁褒公诸于众，货币就由万人皆誉的宠儿一下变成世人皆唾的弃婴，咒诅的对象，“万恶的求金欲”一下成为罪孽之渊。那么到底是什么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他未作出回答，尽管他揭示了古代社会上层人物对货币的狂热追求和无限崇拜，这不只是货币经济的社会现象。尽管他也曾注意到货币所具有的普遍购买的能力，但他尚未揭示这种能力的来源，尚未揭示商品同货币间的内在联系，即其劳动价值论。同时它唤起我们对于货币的憎恨和仇恨，形成潜在的对于货币的逆反心理。在根本无法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情况下，试图否定它存在的必要及其积极作用，这是本文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