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西区、纽约曼哈顿两个全球最为典型的创意产业聚集地，其创意产业区形成、发展、鼎盛、衰退等时空过程无不与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大都市制造业衰落与外迁等诱致的实体空间衰落与破败、社会文化空间凋敝与失范、经济空间陷入低谷等紧密相连。而两地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重构大都市空间有着共同的特性：一是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促使大都市内城空间复兴；二是创意产业区的形成、集聚—扩散运动无不显现出全球化时代地方资本与全球资本驱动的大都市经济发展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特征；三是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创意产业区的可持续演化既需要适宜的空间治理，又不断地生产出新的空间（创意空间或其雏形），使得创意经济集聚与大都市空间陀螺式耦合演进。
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相继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内部低附加值的工业向外部转移，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过程使得大都市内城的工业厂房大量闲置，由于缺乏再利用的理性认识和合理保护措施，大都市内城陷入发展困境。然而，纽约、伦敦这两个西方大都市却总是能够利用各种资源和机遇，创造性的推动大都市内城复兴，纵观1950年代以来的纽约和伦敦的内城复兴过程，制造业衰落与人力资本经济或技术经济兴起并行不悖。创意产业在大都市去工业化过程中的快速兴起并促进了大都市内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利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促进社区繁荣与地方经济复兴，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大都市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厚重的人力资本和历史文化，一旦旧产业失去竞争力被迫转型，新产业总是能适时出现，而1990年代至今的以创意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在纽约、伦敦两大都市内城经济复兴与空间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11]；而且它们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人脑创意驱动经济发展，尤其是文化艺术和创新产业部门的快速成长[12]，而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演化，重构大都市社会文化空间、经济空间，并使实体空间得到有效保护与科学合理利用[13]。
资本积累体制（the regime of accumulation）是包括生产模式及其相应治理模式的综合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体制已经由工业化社会的the Fordist Regime转型为后工业化社会的the post-Fordist Regime；而在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吴缚龙教授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可视为中国资本积累体制转向——由the socialist regime过渡到the postsocialist regime（图4-31）[14]。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生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空间中的生产，即将空间看作生产的场所，而在日常生活中i生产总是需要持续一定的过程，分为不同阶段，如果将各阶段的任务同时由不同的生产主体完成，产品的完成时间就会大大缩短，这实际上是通过资本的空间扩展来压缩时间，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ii扩大再生产，通过生产的场所规模扩张获得更多的产品。而现实社会中两者总是交织在一起，通过改变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实现空间重构。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即指人类生存空间在实践过程中的日益扩大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生活空间的物理范围扩张，也包括人类在认知自然时改造自身和自身的精神世界。空间中的生产与空间本身的生产存在相互影响：一是空间中的生产造就了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二是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变化又影响空间中的生产，如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与生活状态等，进而影响人类理性认知和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空间重塑。而资本积累，就是资本运动过程（图4-32），主要包括各种职能形态的资本在时间维度的循环、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与地域间以扩大社会分工为前提的横向空间转移[15]。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资本的横向空间转移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和劳动空间分工实现与国内或地方生产网络相并立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进而将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链接作为资本积累重要手段。资本不断资本化新领域和新空间，使得空间自身被资本流动性重塑和它组织。因此，资本积累体制既是一种历史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16]。
图4-31 资本积累体制的转型：中国与西方的对比
资料来源：Wu Fulong.Transitional citi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3，35（8）：1331-1338总结绘制
图4-32 资本积累的三级循环与资本流通路径
资料来源：David Harvey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不论是何种资本积累体制都无法完美，总存在持续的和不间断的过度积累问题，表现为接踵而至的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等形式）和劳动盈余，以及没有任何明显的方式可以将它们在赢利的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大卫•哈维在Spaces of capital和The limits to capital中针对资本积累的此种危机倾向，提出“时间—空间修复（time-spatial fix）理论”。空间修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特定地域系统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区出现劳动盈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资本盈余（表现为市场上大量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的商品/闲置的生产能力/缺少生产性和赢利性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盈余），此种盈余只有通过[17]：i长期投资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ii在它处开发新市场，以新生产能力和新资源、社会及劳动可能性进行空间转移；iii在某种程度上将前两者结合起来。
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以大都市内城工业建筑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和旧村落为基础繁荣发展起来，这种自发式的形成与演进，不仅在纽约曼哈顿和伦敦西区、东区以及东京练马区出现，而且在其他许多大都市内城出现此类现象。如果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积累和时空间修复理论透视此种现象，可以初步认为创意经济在大都市内城的兴起与集聚助推城市空间再生的过程，实质上是工业化社会福特制规模经济生产方式与福利国家治理模式的资本积累体制的转向弹性、精细与范围经济生产方式与新自由主义—后凯恩斯福利治理的资本积累体制的城市空间的空间修复（图4-33）：一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资本积累体制导致了大量的商品滞销或亏损，从而使得大都市内城工业企业大量破产与倒闭，从而形成废旧厂房；二是工业化规模生产过程中缺少对工人的再生产投资，无法促使其在失业后迅速转型成为新产业的候选者，造成了大都市内城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混乱和城市人口流动性异常增强，逃离大都市成为产业工人首选；三是社会高失业率导致走出校门的艺术青年无法获取就业岗位和成名艺术家缺乏商品市场，只能全心寻找低廉租金的场所，自由地从事创作，并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参与各类圈子活动，而大都市内城三旧地区成为其首选；四是艺术家的集聚和创作社交网络的形成，带动了地方的知名度，提升了区域艺术作品的市场知晓程度和市场价值，从而实现了艺术作品商业化成为可能；五是盈余的工业资本迅速抓住商机成立拍卖行等艺术中介机构，并涌入艺术家集聚地，从而增加了三旧地区的就业机会、改善地方环境，并且经过房租租金、商业活动税费等实现了地方经济及其快速复兴，既助推了以创意经济为主的新经济出现，又有效的复兴了大都市空间。然而这只是创意经济兴起的开端，如何促进其持续发展，需要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或后凯恩斯福利制度并不一定适宜。只有诞生与之匹配的治理模式——如国家福利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管治/新凯恩斯福利制度的改进或多重组合改进，才能促使文化艺术主导的创意经济的资本积累体制结构的趋于稳定性，否则危机也会重现！
图4-33 资本积累体制转型与创意经济的空间生产
创意经济虽依托于大都市内城“三旧”快速发展，但如何维持其持续发展能力，则需要新型的空间治理模式。而1990年代以来，伦敦、纽约、东京都以创意经济为政策导向目标推动基于大都市区再生的创意城市构建。由文化经济演变的创意经济及其快速发展，得益于西方国家或城市对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与文化政策认知的演进（图4-34）；而与此相伴的城市治理，尤其是城市空间治理转向城市的文化规划[18]，并诞生出文化主导的城市规划[19]。
图4-34 西方国家城市文化政策与文化认知的演进
资料来源：据“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46”修改
全球化时代创意经济兴起，产生了大都市内城和边缘的新经济和新型城市空间——创意产业区/空间/社区等，它们虽是融生产与消费为一体的全球化地方空间，但不再仅仅是精英的消费空间，也尚未出现排斥的社会空间。以文化为核心的创意产业生产过程[20]有着自身特征。因此，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空间的形成与生长，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空间特性：①创意空间的功能—结构—要素特性，一是空间功能一改现代城市理论的分区制，出现了多样性功能于一体的新城市空间；二是空间结构面向创意阶层的宜业、宜居与宜交流等和面向消费者的宜于参与和体验、互动沟通激发创意等；三是空间要素不再仅仅关注城市实体空间的建筑与场所的相关组成要素，更关心群集的创意阶层、创意企业和区域流动网络空间的构筑。②创意空间与外部关联的特性，一是创意产业区的空间区位选择与演化轨迹不同于以往的工业产业区、高科技产业区等；二是创意产业区群体演化诱致的城市内部不同尺度空间的空间响应[21]；三是多重地理空间尺度下创意产业区嵌入性及其功能与角色转换[22]；③创意空间的营造与规划设计特性，一是依托“三旧”改造形成创意空间的改造策略与设计手法，它与以往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修葺存在较大不同，而且又有别现代建筑全面翻修观[23]；二是新建创意产业区的空间规划与整体设计，这既不同于高科技园区的规划设计，又区别于城市新区[24]；三是面向构建创意城市的创意产业区群体规划和创意城市的规划设计等，亟待从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予以探索。
注释
[1]Guilbaut S.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abstract expressionism，freedom and the Cold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2]Scanlon R.Arts as an industry：their economic impact on New York City and New York State.New York：Alliance for the Arts，2005
[3]Art Club 2000.SOHO so long：interviews with gallerists （July）.New York：Art Club 2000，1996
[4]A Flexible Mixed-Use Future for Lower Manhattan.New York New Visions，February 2002.
[5]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RPA）.A Civic Assessment of the Lower Manhattan Planning Process：A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report to the Civic Alliance.October 2004
[6]Drake G.‘This place gives me space’：place and creativity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Geoforum，2003，34（4）：511-524
[7]Florida R.Rebuilding Lower Manhattan for the Creative Age：Implications for the Greater New York Region.Prepared for 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and the Civic Alliance，April 26，2002
[8]Currid E.The warhol economy：how fanshion，art，and music drive New York Cit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9]Currid E.The warho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10]Florida R.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Basic Books，2002
[11]Hutton T.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London：Routledge，2008
[12]Caves R.Creative Industries：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Kong L，O’Connor J.Creative Economies，Creative Cities：Asian-European Perspectives，Cordre：Springer，2009；Terry F.Toward a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0，26（2）：1-7
[13]Ponzini D.Becoming a creative city：the entrepreneurial mayor，network politics and the promiseof an urban renaissance.Urban studies，2010，47（5）：1037-1057
[14]Wu Fulong.Transitional citi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3，35（8）：1331-1338
[15]李春敏.资本积累的全球化与空间的生产.教学与研究，2010（6）：32-37
[16]任平.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江海学刊，2007（2）：14
[17]唐旭昌.大卫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3）：22-25
[18]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19]Paddison R.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London：Routledge，2007；Young G.Reshaping planning with culture.Hampshire：Ashgate，2008；Knieling J.Planning Cultures in Europe.Hampshire：Ashgate，2009
[20]Sasaki M.Urban regeneration through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social inclusion.Cities，2010，27（S）：S3-S9
[21]马仁锋.中国创意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世界地理研究，2010，19（2）：91-101
[22]李蕾蕾，Werner Breitung，杨莉莉.香港艺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及其地域关系和影响.∥乐正，王为理 编.深圳与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8-130
[23]崔世平，兰小梅，罗赤.澳门创意产业区的规划研究与实践.城市规划，2004（8）：93-96
[24]赵淑玲，姜秀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的理论与实证—以河南省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0（7）：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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