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Landry（2000）、Florida（2002）、Peter Hall（2005）、Sassen（2005）、肖雁飞（2007）、王伟年（2007）、褚劲风（2008）、赵继敏（2009）等认为创意产业区形成的空间依托存在规律性，表现在：一是从全球或国家尺度看，创意产业密集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后工业化国际大都市；二是从区域尺度看，它又集中分布于大都市内城或边缘；三是从城市尺度看，创意产业区则主要位于大都市工业建筑遗产密集区或历史文化街区或高新技术园中。这表明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作用基点，就是创意产业区在大都市的区位选择。一旦创意产业区就地形成，便开始重塑大都市空间，其作用范围因重构大都市空间的内容而异，如对实体空间的作用往往局限于创意产业园自身或毗邻的建筑群、街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改扩建等，以及据创意从业者个人日常生活偏好就近或指向性的休憩、购物和娱乐场所改扩建；重塑社会与文化空间的范围，则明显受创意产业区内的从业者日常活动空间路径和半径影响。因此，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作用载体，首先是创意产业区形成的地点（site），其次随着创意企业经济活动网络嵌入不同地理空间的生产网络重塑地方/区域乃至某一行业的全球生产格局，再次是创意产业区内从业者日常生活行为空间和路径模式所重组的地方乃至大都市文化社会空间。而且重构大都市空间内容的不同层面存在以创意产业区所在地为中心的向外围辐射，至于辐射方式则不尽相同，如重塑实体空间则是连续性的环形或轴向扩散，这是受创意产业区所在地的周边交通和相关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影响；而重塑经济空间则与创意产业区生产网络的外部嵌入的程度、路径与模式密切相关，受创意产业生产过程影响多以项目网络运作，因此，重构大都市经济空间可能出现多种空间扩散模式，如圈层式或跳跃的斑块式或廊道式等；至于重构大都市社会文化空间则受创意产业区从业者的职住分离状况和通勤路径及其日常活动空间偏好等的影响（表4-7）。
表4-7 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作用载体与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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