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区形成与发展，不仅引导大都市经济、社会文化、城市实体空间的快速转型，而且生长了大都市创意空间雏形和创意空间体系基本骨架。如图7-14所示创意城市空间，构成内容包括创意阶层、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创意场所、制度体系等；功能单元，由一个个单体创意产业区演化形成的创意空间是构成创意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即创意城市空间的基质），而创意产业区密集地域（或成团块状，或成条带状）通过自我无限创新演进[1]便可发展成为创意城市的枢纽［顶级枢纽可称之为中央创意区（central creative district）、次级枢纽可称之为创意城区（creative urban area）］或廊道，构成创意城市骨架的功能单元；形态结构，以复合性功能空间和紧凑式空间形态[2]满足创意城市发展中网络结构的高效链接与互通，同时也符合可持续性都市空间发展的低碳模式科学，2010（11）：19-25；杨东峰，殷成志.城市可持续性：理论基础与概念模型.国际城市规划，2010，25（6）：64-80" class="calibre11">[3]。
图7-14 创意城市空间的构成
（1）上海创意产业区诸原型的演化趋向诱致的内城创意空间分异
受制于各类创意产业区雏形的产业结构惯性和空间组织模式，它们发育成创意空间存在路径和程度差异（表7-17）。
表7-17 上海创意产业区的诸原型演化趋向
如表7-17所示：①近200家都市工业园的产业构成和从业人员结构都还处于较低层次，虽然已有个别都市工业园已经显现出创意产业园区的趋向，但整体而言尚需提升产业结构和引进创意人才，催化都市工业园转向创意产业空间；②11家国家大学科技园，产业构成集中在高新技术开发与孵化，因而它们已经具备了创意空间的某些特征，但是其依托技术与创意的融合形成的研发产业及研发成果孵化，更具有独特性，集中体现在创意空间的技术依赖要远高于文化艺术创意为核心的创意空间；③3家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构成上以高新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化为主（表7-18），但其园区空间基本是在1990年代建设，缺乏考虑园区内公共空间组织与交往空间平台的建设等。④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创意经济概念提出后顺势发展的业态空间，其产业构成与创意产业区差别较小，但是创意产业集聚区内部的结构，尤其是创意企业网络和创意产业从业者社会网络与创意产业区基本内涵还相差甚远，因此，需要培育和创新企业网络和空间组织模式，以促使创意产业集聚区稳定演化。综上，当前上海诸创意产业区原型，虽然存在向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倾向，但是需要合适的催化条件和内外驱动力，而且受制产业构成、园区空间组织、创意氛围等方面的优劣势，诸原型即使能够发展成为创意空间，也存在阶段性差异，这投影在市域空间便呈现出创意空间发育程度的市域空间分异。
表7-18 张江高科园区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
资料来源：历年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统计年报，张江园区办；转引自滕堂伟（2009）
以创意产业集聚区、都市型工业园、大学科技园、高新区为代表的创意产业区诸原型，它们的演化趋向存在分异：一是在一定前提下四者都能演化为创意产业区，但仍会存在个性特征，如国家大学科技园、高新区演化至创意产业区阶段时，前者内部网络结构呈现以高校科研专家和风险投资公司主导且本地科研单位根植性高自然科学版），2010，46（1）：147-155" class="calibre11">[4]，后者则因早期以吸引外资企业为主而形成跨国公司研发网络的母体化或本地化程度很低[5]。二是即使四者都演化为创意产业区，但发育程度存在差异，在外部环境条件相同情形下，四者演化为创意产业区时，从产业构成看其中发育程度最高的可能是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其次是创意产业集聚区，再次是都市工业园；从园区内部网络及其根植性看创意产业集聚区、大学科技园、都市工业园的本地根植性要高于高新区；从园区实体空间构成看都市工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对于城市文脉传承和空间创新要远好于以现代楼宇为基础的大学科技园、高新区。三是四类原型虽都有演化为创意产业区的可能性，但即使演化成为创意产业区，也受制于其产业构成与企业类型，园区与外部的关联网络会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都市工业园、大学科技园多以本土中小企业为主，其外部网络链接自然会嵌入城市的局部区域或城市周边；而高新区受到跨国公司母体影响，其外部网络则以母体或母体的其他事业部门为主；创意产业集聚区则受市场需求和项目活动的本质——多重地理空间嵌套，形成项目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双重叠加，因此对于它们与所在城市及其功能单元间互动会存在差异，直接影响城市创意流网络的区域特征。
从创意产业区的四类原型的演化趋向和演化成创意产业区时的状态，可知四类原型所在街区将会形成风格各异的创意空间：一类是以大学科技园和高新区为原型演化重塑街区空间而形成的创意空间，它们的主要特征是空间形态基于现代楼宇和工业生产设计理念建设，空间内容构成都侧重于研发产业及其孵化，空间功能侧重在研发设计及相关中介服务，缺乏休闲与生活设施；另一类是以创意产业集聚区和都市型工业园为原型演化重塑街区空间而形成创意空间，它们的主要特征是空间形态依托都市工业建筑遗产并从文化保护利用视角的修葺而成，空间内容构成主要以中小型创意企业，尤其是直接面向客户或项目的设计、咨询与策划活动，空间功能注重多元功能的复合，如生产、休憩与交往、运动等，但仍缺少居住与购物等功能（图7-15）。
图7-15 上海创意空间生产的类型与特征
（2）创意产业区原型演化重构内城空间的案例剖析
①田子坊形成过程重构大都市空间的表现
田子坊形成过程重构大都市空间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是促使城市产业空间转换和城市职能的切换，作为石库门历史建筑和里弄工厂的产业结构，田子坊在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之前就是一个综合性城市街区；而在发展创意产业过程中，艺术家工作室、文化艺术公司等自发的群集，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历史遗产的保护模式，同时也将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创意文化和市民文化有机融为一体，增强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空间的功能看，原有居住与工业生产职能转换为创意品的生产和休闲、游憩与居住一体的综合性职能，艺术空间和游憩空间成为街区主要空间类型。第二是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触动了泰康路周边私营经济的蔓延，虽然此类“居改非”手续繁杂，但是仍然无法阻挡原住居民对利益的追求和良好生活空间的向往；与此同时田子坊的品牌促进了周边商业地产价值的飙升，如其南边的正在打造的“新新里地铁商圈（占地4.41万m2）”、其北面卢湾区65、67、68、69、70、71街坊占地面积约18.8万m2，也开发成为70万m2的高档商住项目等。第三是田子坊形成过程中改变了本区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网络，尤其是早期以艺术家为核心的自发组织、管理与服务创意企业和原住居民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提升了街区治理的草根民主制度，也开创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规划空间实践。
②卢湾城区空间对田子坊演化的响应
大都市内城街区空间对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与发展响应，主要表现为：第一是默许原住居民的“居改非”行为，虽然在1998—2005年间这一居民与艺术家自发的互动行为被当时政府法令所不许。第二是通过合理的空间修缮，提升了街区硬件设施功能，如1998年前作为马路市场，路面雨天泥泞不堪，艺术家们入驻后随即对相关市政设施予以完善，此外还拓展了新的空间功能，如新型产业业态的进入（图7-16）；此外还表现为周边街区快速改造成卢湾或徐汇区新商圈。
图7-16 田子坊2009年业态
资料来源：作者2009年12月11-14日实地调查
第三是将原有居住与里弄工厂空间转换为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各类业态空间，如图7-17所示田子坊在2009年末各业态空间格局，其中3号楼、5号楼原为里弄工厂，其余为民居住宅。第四是上海市各层级政府开始重视“自发型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恰逢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因此城市政府对创意产业集聚区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上海市积极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行为，并于2010年2月10日被批准，这表明上海已经开始都市经济与文化转型。这不仅彰显了城市居民、政府等行为主体对于创意产业和创意空间的理性认识与空间实践探索，而且推动了都市空间响应创意产业园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趋势。
图7-17 田子坊创意产业集聚区2009年年末各业态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2009年12月11-14日实地调查
③田子坊演化与卢湾城区空间重构的互动机理
由1950年代典型的弄堂工厂（上海食品工业机械厂、上海钟塑配件厂等五家工厂），受1980—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工厂效益下滑、厂房闲置。1998年艺术家先后自发进驻泰康路，建立了创作工坊及展览室，形成不同文化的街坊特色。2000年打浦路街办以盘活资源、增加就业为目标，利用田子坊老厂房资源招商发展创意产业。地处卢湾区较好房产地段的田子坊，曾几度面临被拆迁命运。然而在入驻的艺术家群体和原住居民的极力保护下，得以保留并发展成为绘画艺术创意产业基地，城市空间意象也被重塑。此过程中，田子坊创意产业集聚区演进与卢湾街区空间重构的互动机理呈现为（图7-18）：一是以行动者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通过空间利益博弈，达成时代环境之下的都市内城产业空间再造模式共识；二是通过资本流动与土地获取，实现适宜空间再造模式，并为海内外游客与地方提供创意空间，以促进都市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三是都市空间通过管治模式、空间规划与空间再生理念的转向实现资本流通与城市空间的永续利用，并为创意产业集聚区提供适宜的和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以满足创意阶层和创意企业及其海内外游客的空间消费欲。
图7-18 田子坊演化与卢湾城区空间重构的互动机理
（3）创意产业区原型演化重构内城空间的动力与模式
由单个创意产业区原型演化过程重构大都市内城街区空间而生长出的创意空间，构成了内城创意空间，成为创意城市基质：首要原因是创意空间具备了创意的生产与空间再生产的双重功能，为创意城市的形成奠定了经济社会活动基础和空间形态基础；其次是因为创意空间的复合性功能与紧凑空间形态既是创意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又是面向可持续都市空间的基本要求；再次是地域范围内创意空间可以复合成创意城市的其他功能单元，如创意城区、中央创意区等等。创意空间作为创意城市的基质，其形成过程不仅是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过程，而且也是创意城市形成的具体反映。
第4章和第5章中已经阐明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过程的动力源自市场与政府及其耦合动力，因此创意空间的生长动力同样也源自市场、政府，但是前述2类创意空间形成与发展存在自我个性，因而可将市场、政府在其形成过程驱动力具体化诠释。如图7-19所示I型创意空间与II型创意空间，两者的动力差别在于市场与政府发挥作用的时间顺序以及主导程度等，当然只有市场力与政府力有效耦合才能促成四类原型持续演进，并形成创意产业区和导引都市街区空间重构成为创意空间。而四类创意产业区原型在演进过程重塑街区空间生长出创意空间的路径与模式存在差别：都市工业园与创意产业集聚区通过政府规划推动或企业集聚推动而发展成为创意空间，国家大学科技园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则是高校（高校—政府）、政府规划和市场推动重构都市街区空间演化为创意空间。
图7-19 创意产业区原型演化重构上海大都市内城空间：动力与模式
群体创意产业区是指地域邻近的两个或以上创意产业区（或其原型）。在上海最常见的组合便是都市工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都市工业园—都市工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创意产业集聚区、高新区—创意产业集聚区等，本节不讨论这些组合演化的情形，而是针对上述组合在上海市域最为集中的区域，以地方为代表探索群体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地方空间并生长内城创意节点的动力、路径与模式，及创意上海的可能节点。
I创意杨浦生长：创意产业集聚区、都市工业园、大学科技园等的密集区演化重构杨浦
（1）上海杨浦区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
作为上海百年工业、百年大学、百年市政的城区，沿北外滩分布有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电站辅机厂、杨树浦自来水厂、杨树浦发电厂、上海电缆厂等近代工业大中型企业100余家。1990年以来杨浦区探索新型城区建设战略，先后在沿江地带建立起十余个都市型工业园，重点发展家纺制品业、纺织科技业、钟表、精密机械制造业等。杨浦区中部则以大学和研究所为中心集聚分布有四大科技园及7个科技产业与孵化基地。随着五角场上海市级副中心建设推进，一批国际和国内大型商业企业先后入驻，至此五角场商业与特色街区在杨浦区显著上升。杨浦区经济空间格局在21世纪初期已经形成沿江都市工业产业带、中部科技园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五角场为核心的商圈。
（2）上海杨浦区创意产业区原型的空间分布特征
杨浦区截至2009年末全区已经建成的都市工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大学科技园分别有21、9、5个（表7-19），整体呈现沿黄浦江滨与大学周边集中分布，沿黄浦江滨是源于作为百年老工业基地杨浦，早期工业厂房受水陆运输约束集中黄浦江岸，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工业园便基于此快速发展；而大学周边则是以创意产业园和大学科技园为主要类型的1990年代末期以来新兴经济集聚体。
表7-19 杨浦区创意产业区的诸原型
（3）上海杨浦区创意产业区诸原型的发展现状特征
①科技园发展现状。杨浦区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依托科技园发展，已建成的14家科技园初显特色：复旦科技园与复旦软件园以信息技术、软件与新材料研发为特色，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以光机电一体化和医疗器械、出版印刷技术为特色，同济大学科技园以建筑设计、工业设计与工程咨询为特色，2004年杨浦区科技园产业结构如表7-20。2006年主要科技园建筑面积与入驻企业如表7-21，且具有“一区多园、一园多基地”，“优势学科转化成特色产业”、“依托建筑改造和新建成长为城区经济新增长点”等显著特色。特色一，最典型代表为同济科技园建立了赤峰路、国康路、汉中路、邯郸路及嘉定与海南三亚基地等。特色二如同济以建筑设与规划、环保与节能、汽车电子等为优势学科，而当前环同济周边已经形成建筑设计、工业设计与咨询为主的环同济设计创意产业集聚区，且在同济大学科技园内电子信息类企业、咨询服务类企业、建筑设计类企业分别占园区总企业的22%、17%、46%；复旦大学以信息（电子与软件）、生化材料、环境科学等为优势学科，而复旦国家软件园和复旦科技园中电子信息类企业、咨询服务类企业、生物医药类企业分别占园区总企业数的45%、17%、15%；上海知识产权科技园中科技类企业占50%、文化传播类占13%；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园内财经类企业占31.4%[6]。特色三集中表现在各科技园由最初的大学校办工厂发展至今9家科技园基地建筑面积40万m2、在建与拟建39.2万m2，且初步形成智能型与创业型SOHO；而科技园集聚的1575家科技企业在2006年申请专利达1200件，以杨浦区科技创业中心近年入驻企业、注册资金与税收等为例（表7-22），可以看出科技园成为杨浦区高技术、知识性生产服务业的新增长点，2009年高新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占全区产值的40%左右。
表7-20 杨浦区科技园2004年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杨浦区科委内部资料，引自王荣华.上海杨浦区产业发展与民生问题调研报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79
表7-21 杨浦区主要科技园2006年建筑面积与入驻企业
资料来源：2007年4月上海市杨浦区科技园区管委会办公室编《关于进一步发展科技园区经济的调研报告》
表7-22 杨浦区科技创业中心对杨浦经济发展贡献
资料来源：上海杨浦区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http：∥www.ypbase.com/
②都市型工业园发展现状。杨浦区自2001年开始大力推进都市型工业园建设，都市型产业园在2004—2006年为区地方财政收入提供了约25%来源，累计提供就业岗位77280个、安置城区富余劳动力17600余人，2006年实现总产值占全区总产值33.41%。截至2004年末全区建立21个都市型工业园、48个载体，总建筑面积78.7万m2，集聚企业7826个，实现地税7.95亿元，累计提供就业岗位69607个（表7-23）。杨浦区都市型工业园发展的特色为：一是依托沿江近代工业厂房，如长白街道与上海机床厂联手招商利用了22万m2闲置厂房、杨浦区政府与市纺织控股集团置换了原上海第四漂染厂3.6万m2厂房整体租赁给上海鹏欣集团发展家用纺织品工业园等；二是一业特强，家用纺织品是杨浦区都市型工业发展的优势与特色行业，从2001年的34户企业、销售收入10.44亿元，上升到2004年101户企业和34.6亿元销售收入，且全区税管企业前十强中有8家是家用纺织品类企业，杨浦家纺业销售收入从2001至2006年分别为10.44、14.80、26、34.6、41、45亿元。
表7-23 杨浦区都市型工业园发展
资料来源：杨浦区统计局.杨浦区统计资料汇编2002-2007；没有相关统计数据。
③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现状。从上海市域看，杨浦区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起步较晚（2005年），但在市、区两级政府推动下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底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授牌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达9家，总建筑面积约30万m2，2005年和2006年创意产业实现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1.66亿元、2.08亿元，增长速度远高于本区知识型生产服务业。杨浦区创意产业及其集聚空间的显著特征是：一是以环同济设计创意产业集聚区为迅速崛起成为全国知名集聚区，目前该区约集聚了不同规模的设计企业1000余家，年产值30亿元以上。二是率先建立了一批全市性创意产业发展的公共平台，如2004年成立的上海知识产权园，至今已建立了上海版权交易中心、上海品牌交易中心、上海专利交易中心等，并与韩、美、日、澳合作建立双边知识产权交流中心；此外还建立了“现代纺织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上海纤维检验所—家纺园工作站”、“东纺谷—纺织信息服务、纺织科技研发、纺织产品研发”等平台。三是集聚重点与优势学科，积极发展本区特色创意产业行业，杨浦区部分高校积极开办创意产业相关专业和杨浦区创意产业现状形成了紧密结合。
（4）创意产业区原型演化重构杨浦区城市空间的动力
杨浦区大学科技园、都市型工业园和创意产业集聚区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在上海大都市内城代表性强；但它们的形成动力与上海市其他区创意产业区原型形成与发展动力存在差异：一是杨浦区创意产业区的三类原型形成与发展过程动力源均涉及政府（市政府与区政府、街区）、市场（企业）、创新源（高校与科研所），且三者初步形成了相互作用机制；二是上海中心城其余8区受到区内创新源密集度限制或相关机制不完善，三类原型形成与发展过程主要动力源自市场与政府，当然在闵行区紫竹科学园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杨浦区的情形。由此可知，杨浦区三类创意产业区原型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动力，既源自政府、市场、院所，又与其多边联动形成耦合力密切相关。
①三类原型演化重塑杨浦的现实压力：一是杨浦区内部压力，198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城市功能定位转变，杨浦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经济发展趋缓、都市空间日趋衰败、大量劳动力失业，成为1985—2000年间杨浦区面临的重要问题[7]。二是来自上海外部压力，上海市其他区县率先实现转变，尤其是浦东、闵行等郊区后来居上，使得政绩考核体制下杨浦区政府谋变；1990年以来上海城市经历着转型过程（中心城市转向全球城市），既要浦东快速开发，又要积极推动浦西快速转型，而在全球知识经济与服务经济兴起的背景中，杨浦以其独特的高教资源优势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实验区，即打造“杨浦知识创新区”以实施《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三是来自全球化的外部压力，1980年代以来西方大都市以服务经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新经济快速成长，跨国公司全球扩张既带给上海机遇，又对老工业基地与教育基地的杨浦区形成压力。
②三类原型演化重塑杨浦的潜在推力：一是老工业基地产业升级趋势力，1980年代末杨浦区已闲置或半停产状态的工业厂房达10km2左右，福特制工业面临高新技术、信息与知识工业冲击，急需升级。二是上海欲建“四个中心”与国际化大都市的空间推力，趋向国际化的上海自然对于都市空间形象与空间文脉有着较高要求，这既表现为中心城区近20年快速发展的高端商业楼盘，又表现在1990年代以来上海对都市历史文化建筑与风貌区的保护，这就形成都市空间再生合理路径的探索，都市型工业园、大学科技园、创意产业集聚区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城市空间历史传承与空间创新的新模式。三是城市转型期都市规划的推力，1990年代初基于上海市总体规划制定了北分区与五角场控制性规划，而1999—2020版城市总体规划又修正了杨浦区，尤其是五角场作为上海市级城市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土地利用、历史风貌保护等内容，规划的修正与实施无疑推动杨浦区各类产业园调整与发展。
图7-20 创意产业区三原型演化重构杨浦空间结构的行动者网络力
③三类原型演化重塑杨浦的行动者网络力：三类原型演进重塑杨浦空间结构涉及多元行为主体：企业（创意企业、都市工业企业、研发企业、中介服务企业等）、高校与研究所（复旦、同济、上理工、上财经、水产研究院、军医大等）、园区管理公司（科技园有限公司、都市型工业园公司、创意产业集聚区管理公司）、杨浦区及辖街道与社区等。它们在三类原型演进中形成了如图7-20的多边联动，其中在大学科技园中科技园、校园、街区为核心顶点，在都市型工业园中老厂房所有者或代理公司、社区、入驻企业构成行为主体，在创意产业集聚区中由老厂房管理公司、社区、创意人才（大学教师或学生、社会人才等）为主；联动的行为主体虽存在差异，但总体均呈现以园（或其管理公司）、政府（街办或区、市政府）、院所为网络的主要节点形成区域社会网络与区域创新网络，既强化了园、各类企业的地方根植性，又充分激化高校、研究所研发孵化能力和街道发展愿景。
（5）趋向创意城区的杨浦模式
创意杨浦战略，从蓝图走向空间实践，既要紧密结合杨浦区现有创意产业区原型的演化趋势，更要把握创意上海都市战略整体架构；从自身基础和都市整体愿景的切合点，寻找创意杨浦战略模式。围绕杨浦区三类原型发展现状、困境，探索性提出由导引基质、塑造节点和行动策略构成的创意杨浦营造模式。
①导引原型演化构筑创意杨浦基质。构成创意杨浦的基质，主要是以现有三类原型为基础可持续演化，形成创意空间。当然杨浦区在《杨浦知识创新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知识创新区中央社区（创智天地中央社区），也将成为构成创意杨浦的重要基质之一。对于大学科技园向创意空间演进，其路径是强化与创新“三区联动”机制，探索高校与企业创新的整合与专业化、特色化之路；对于都市型工业园演进，需要提升“三区联动”绩效，加强管产学研合作导引都市型工业再转型，提升园区能级和区域带动效应；对于创意产业集聚区而言，就是依托院所集聚创意人才、提升创意企业规模与园区品牌，做强研发与设计创意业，引领老工业空间持续再生。
②优化产业空间组织塑造创意节点。杨浦区现有创意产业区原型的空间分布呈现以五角场为核心的研发与生产性服务业、中部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沿江的都市型工业园，综合产业空间演进规律和杨浦在上海市的功能定位，未来杨浦区仍将以研发产业、创意产业为主，且会形成三个功能节点——五角场研发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滨江带创意产业带、北部滨江新兴都市工业带。五角场地区一国家大学科技园和高校及商务服务为基础，通过深化三区联动机制培育和提升研发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以构成创意杨浦的核心功能节点；杨浦区滨江地带作为上海百年工业见证，空间再生过程中，创意产业集聚空间与创意空间塑造无疑是较为理想模式之一，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认为滨江地带是继上海世博会后新的看点，以复活岛为核心的设计创意业集聚空间将是其最佳选择；杨浦都市型工业园亟待转型与空间整合，实现从加工制造过渡到试验与中试环节，强化都市工业园的创意与创新功能，整合布局较为零散的都市工业园集中于东北部临江地带。
③构筑创意杨浦的行动策略。首先要导引资源要素升级与空间再组织，导引创意基质形成与培育创意节点，实现都市空间趋向创意空间发展；其次围绕大学科技园、创意产业集聚区与都市工业园的现状和杨浦区的竞争优势，精心营造创意空间特色品牌，提升杨浦创意空间国际知名度与竞争力；再次是深度推进三区联动机制，创新区域资源要素优势互补与有机组合，实现经济能级提升与都市空间转型的协同。
II大都市创意廊道生长：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可持续演化重构内城空间
吴淞江是太湖流域的通江（黄浦江）入海（东海）的主要通道，其源出太湖瓜泾口，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汇入黄浦江，全长125km，上海市内53.1km。苏州河是吴淞江下游汇入黄浦江之前在上海市区内河段名称，此名起源于上海开埠后外来者将此通往中国丝绸中心“苏州城”的河流叫“Suzhou Creek（苏州河）”，在官方文件中最早的使用时间是1848年[8]。苏州河岸地区难以界定边界，基于研究目的并结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原则同意＜苏州河滨河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沪府［2006］104号），本书研究区域：苏州河是指黄浦江以西、外环线以东苏州河岸1～2个街坊；北界自西向东主要是云岭路、金沙江路、宁夏路、凯旋北路、长安路、曲阜路、天潼路等，南界自西向东是天山路、古北路、长宁路、长寿路、昌化路、新闸路、北京东路等。
（1）苏州河沿岸产业结构演进与创意产业集聚区兴起
受城市化起点、租界扩张进程、港口、早期民族工厂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工业选址等影响，苏州河沿岸产业空间演变呈显著地域分异规律[9]：自河口至河南路桥段，从开埠的领事、租界、公共服务机构集聚区演进至今的外滩商贸业集聚区；自河南路向西至今石门二路段由码头、仓库货栈商业区演进成今日创意产业集聚区密集地段；自石门二路以西由开埠至新中国成立后40年里的工业仓库区演进成今日都市工业、商务与创意产业、地产集聚区（图7-21）。
图7-21 外环至石门二路苏州河岸2008年末产业空间
资料来源：矫伶.上海苏州河（普陀段）沿岸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①外环至石门二路线段产业空间演进历程：1889年前，本区以农田为主，村落则以手工业为主；随租界西扩，1889年本段诞生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随即在内外贸易拉动下和便利水运发展成为纺织、面粉、榨油业为主的轻工业区；至抗战前本段已经集聚了约800家民族工厂、职工约9万人，其中规模以上工厂（雇员≥30人）约100家，其中纺织业47家、机电业9家、化工业5家、榨油业12家、面粉业12家；上海解放时本区已经成为上海三大工业区之一“西部工业区”。然而1949年以前本段工业集聚层次较低、布局零乱、与民居混杂，且受到租界扩展推动其不断由河滨向郊区拓展。1949—1956年受计划经济影响，本段承继了原有工业布局，但规模扩大许多；1956—1966年增加了电子、仪表等企业，到1990年代本区已经集聚了上海棉、毛纺织及印染企业23家，化工企业6家、机械企业20家，且形成新、老两个工业集聚区（棉纺织企业集聚区、化工与机械企业集聚区；1980年代末期上海开始产业转型和内城退“二进三”，以及治理苏州河污染，本段棉纺、化工等企业随即搬迁或关停。直到1990年代末本段的长风工业区仍集聚了化工、机械、轻工等企业100余家。1990年代开始的旧区改造和国际形象塑造，本段先后将工业用地转换为32个楼盘用地。而1995年后，在工业建筑遗产转换成房地产的争议中，都市型工业、创意产业迅速得到政府关注与推动，截至2009年末本段已经形成10余家创意产业集聚区，都是以工业厂房进行简单修葺转换成创意场所（表7-24）。如图7-21所示，至2009年本段已经形成工业、商务、创意产业三类集聚区。
表7-24 苏州河沿岸创意集聚区
资料来源：http：∥www.021ci.com与实地调查
②石门二路至河南路桥段产业空间演进历程：本段自1860年以来便利用苏州河便捷水运和租界及外围市场需求，发展粮食、果蔬、建材等商贸经济及码头业，涌现了老公茂、戴生昌、内河招商、大东（日资）等内河航运公司，及各类专业码头、仓库（棉花纺织品仓库、粮油仓库、建材仓库）群落。1920年代本段已经集聚了数家银行及其栈房，如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一信托公司、中国工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盛银行、金城银行、江苏农业银行、浦东银行等的栈房或仓库[10]。而到1990年代本段仍然是商贸及工业、仓库的集聚区，如1988年每天约有3500艘、年货运量3400万吨。本段仓库及商贸业成为今日都市型工业与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实践地，如四行仓库、南苏荷便是依托仓库群落发展。
③自河南路桥至入江口段产业空间演进历程：入江口至河南路桥段，集聚了大量历史建筑，且都建于1900—1935年间[11]，如办公建筑25处、酒店3处、剧院3处、住宅5处、桥梁3处，这表明当时其虽没外滩金融街那么繁华，却是租界与银行、商务和办公重地。1848年本段苏州河北岸成为美租界、1856年外商在河口建“威尔斯桥”、1907年该桥动新建外白渡桥，而1846年上海第一家西式旅馆礼查饭店开业，河口北岸的日本领事馆旧址、南岸英国领事馆旧址及俄罗斯领事馆等彰显出本地的外交功能。而1868年河口南岸建成外滩公园、1890年建成华人公园、1928年建成光陆大戏院、1934年建成金城大戏院及宗教、医院和体育设施反映出本段在历史时期曾为多样性文化区域。而今本地已经成为外滩金融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酒店、高端零售与商务办公为主。
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起源于1997年台湾建筑师登琨艳选取南苏州路1305号的仓库作为其设计工作室，至2005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开始授牌创意产业集聚区时，苏州河沿岸创意企业自发集聚已有一定规模。如莫干山路50号艺术集聚区、光复路181号刘继东工作室、西苏州河路1131～1133号艺术仓库及登琨艳设计工作室。2005年上海市经委授牌的第1批创意产业集聚区，苏州河沿岸便有3个；第2批授牌时有德邻公寓入围；第3批公布名称时有3个；第4批授牌时有5个（表7-24）。
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模式有三类：一是艺术家自发集聚，如创意仓库；二是企业开发型，主要包括集团公司对所属老厂房的开发和外部投资公司对已经破产老厂房的投资开发两个亚类，前者如百联集团开发苏州河沿河集团所属仓库群、后者如上海意潮环境艺术有限公司投资改造的而成的E仓库、周家桥等；三是政府规划引导由投资公司运作模式，如德邻公寓等。当然，也有艺术家、企业、政府共同推动，如M50。
2009年末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分布如图7-22所示，整体而言集中在三个片区：周家桥片区、莫干山路片区、四行仓库片区。周家桥片区连绵约600m，主要由老厂房、老仓库改建而成；莫干山路片区呈现以M50为核心向周边辐射状；四行仓库片区以历史建筑和老仓库为依托形成条带状发展。当然，目前还有一些上海市经委未挂牌的创意产业园，如果将它们考虑在内，苏州河沿岸便初步具备了创意产业带雏形。
图7-22 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格局
资料来源：据http：∥www.creativecity.sh.cn绘制
（2）苏州河沿岸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兴起重构都市内城空间的功效
①创意产业区兴起与都市滨江带景观再生
1950—1980年苏州河受沿岸地区工业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及当时治污水平落后，在1960年代的苏州河污染现象就日趋严重，到1978年苏州河上海境内已全部被污染，且水质全部劣于5类，至1980年代后，黑臭的苏州河已经形成至入江口至华漕约23km的常年黑臭污水带，黑臭期约有300多天/年。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上海都市内城产业结构调整，促成苏州河沿岸大量工业企业关闭或转产，然而受到滨江带糟糕的景观环境和严重污染的苏州河水质，沿岸老厂房和历史建筑再利用既缺乏资金，又没适宜的再生模式。1998年上海市明确提出发展都市工业、2004年提出创意产业政策，这不仅是推动滨江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的政策动力，而且由此拉开了滨江工业厂房与历史建筑为主体的景观再生。
老厂房与历史建筑的创意利用推进滨江景观的改善。自1998年艺术家自发的利用老厂房和仓库经设计与改造发展创意产业以来，苏州河沿岸工业建筑遗产被利用的面积如表7-25，累计改造工业厂房与仓库的建筑面积约16万m2。同时市政府于2002年对苏州河沿岸进行控制性规划，使得沿岸绿地面积增加了约50万m2。大华清水湾、新湖明珠城和上海知音等苏州河畔水景住宅建设也带动了苏州河岸线的景观开发，一条以苏州河为轴心的标志性生态景观带正在形成[12]。
表7-25 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再生的工业厂房与仓库面积
资料来源：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编.上海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6-2010
②滨江带创意产业园兴起延缓了居住空间极化进程
苏州河滨江带原为工厂集聚区、商业和旧住区，随着上海市政府的苏州河治污工程及产业结构升级推进，苏州河沿岸的旧工厂区大多被拆迁建设成商品房，如图7-23所示滨江带商品房住区成为199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长点，远超过1960—70年代建设的工人新村和旧住区。如果没有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那么苏州河滨江带将成为新兴城市富有阶层住区侵入工人新村与旧住区，甚至可能改变居住空间结构的本底，即商业住宅区比重远高于传统住区。
图7-23 苏州河滨水区居住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据《苏州河滨河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苏州河滨江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兴起，不仅找到了老厂房与历史建筑再生的适宜模式，同时也避免了原有厂房被商品住宅区全面置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滨江带商住区大面积入侵与嵌入工人新村和旧里弄，同时也引进了艺术家群体，成为苏州河滨江带新的文化空间与居住空间的行为主体，提升了本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③创意产业集群兴起促进都市滨江空间治理创新
上海苏州河都市空间治理，从上海开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虽然民国政府制定了大上海计划，但尚未实施政府便夭折。新中国成立后至1985年前的历次城市规划始终都围绕上海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而引导城市空间治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苏州河的治理，这也就落入西方工业化以来的“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窠臼，也正是这个历史积弊促成苏州河在1986年以来苏州河治污经历了“治污而治水、治污而治产（业）、治污治城（市）”的污染治理路径。
图7-24 上海市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发展的空间管治创新
1990年代末以来对于产业和滨江景观的同步治理，诱致了创意产业集聚区诞生和快速发展，同时创意产业集聚区兴起催生大都市滨江空间治理的多尺度空间政策响应，集中体现在上海市政府和辖区政府及个别街办出台了促进创意产业、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和土地使用制度等（图7-24），它们综合便成为空间治理制度空间创新：i区级人民政府和街办敢于探索，尤其是在2000年前后艺术家们自发集聚的群落引起了市区两级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认可便在上海市两会期间提交了议案；ii苏州河沿岸所涉及的区级政府，如静安区、长宁区、闸北区、普陀区等便制定了比照市政府更为灵活与优惠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政策（图7-24），而且其中个别老厂房及历史建筑集中的街道办事处也从招徕“创意企业”视角制定出优惠政策。然而苏州河滨江空间治理不局限在政策的空间创新，而且尤为突出体现在以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的参与空间管治的方式创新和互动协同（图7-25）。
图7-25 上海市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过程的行动者网络
（3）从创意产业集聚区群集到创意廊道：苏州河创意滨江带生长
苏州河滨江带已经群集了10余家创意产业集聚区，成为上海市创意产业的密集区之一，且初步成轴线发展[13]。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与“四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导引，苏州河滨江带城市底蕴、记忆、文化的竞争优势显著，且上海市十一五、十二五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因此，苏州河滨江带应将“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滨江产业空间发展的主导战略，这不仅完全符合后工业时代大都市对产业、文化、休闲、生态、居民福祉提供等方面的需求，同时也是苏州河滨江带最具竞争优势的愿景。然而如何将联系较少或几乎没有联系的数个沿河创意产业集聚区及都市型工业园、高校、居民等行为主体（或空间基本单元）联动发展，并形成创意廊道。这既需要以市场为主体推动滨江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集聚，又需要政府规划建设滨江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与创意人才集聚政策。
2002年以来上海市规划与国土管理局制定了《苏州河段总体规划方案》、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制定了[14]《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方案》与《苏州河河滨规划景观》等，改善了苏州河水质环境、生态景观与基础设施。而1998年以来都市工业与创意产业的兴起，加速了政府对老厂房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力度（图7-26），至此苏州河沿岸已具备了良好的创意产业发展硬环境。然而，欲将创意产业集聚区扩散成创意产业带，并形成创意廊道，尚需提升滨江创意产业集聚的规模与质量、强化创意企业间联系与创意从业者间互动、促推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化为创意空间并邻近扩散，并积极调适大都市空间转型进程催化滨江创意空间的特色化与全球形象。
①提升创意产业集聚的规模与质量。提升路径是积极发展原创艺术与文化作品、加快高技术创意产业门类的引智与孵化、以市场为主体推动滨江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发展与产业能级提升，以企业间自发互动和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外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商业与文化活动提升创意企业集群内部的创意流动与创意商品化速率。
图7-26 上海市苏州河沿岸历史建筑与风貌区保护规划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凯旋，王瑞，达良俊.上海苏州河滨水区更新规划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10（1）：40-46
②强化创意企业、创意产业从业者间的互动。创意企业和创意产业从业者间的高效互动并形成网络，是保持创意产业集群活力与创新能力的根本。然而，目前创意产业集聚区内部多以个人工作室和公司分部为基本单元多边与多元互动难以实现，仅局限在项目网络层面。这既受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企业家个人认知及社会氛围发育程度较低影响，同时又受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外部公共交往空间匮乏或成本较高影响。因此，推进创意企业、创意产业从业者间的多边互动与创意网络的构筑，不仅需要营造良好的硬件环境，更需要塑造适宜的城市创新与合作氛围。
③促推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化为创意空间并邻近扩散。创意产业集聚区虽然具有创意空间的某些属性，但是仍需继续发育，直至创意产业集聚区内部创意流网络形成且创意氛围与都会空间形成良性互馈，才能称之为创意空间。当前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区不仅内部尚未形成创意流网络，如创意仓库内2006年入驻的创意企业在2009年时已经搬离6家，占当年入驻企业的40%左右；而且利用老厂房和历史建筑改造的创意场所，其文化内涵也未能被充分挖掘与转化为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特色与识别标志。因此，需强化创意集群的网络形成及品牌塑造，且应促进创意空间邻近扩散以提升创意产业区辐射能力。
④调适空间转型催化滨江创意空间的特色化与全球形象。以海派苏州河和创意苏州河为苏州河创意廊道塑造的主题形象，通过规划与市场引导，促进滨江带居住区和产业空间、休闲与文化游憩空间创意组合，以此促推并激活滨江创意空间行销的全球形象和上海都会标志，将其构筑成可与外滩媲美的上海新地标。
上海创意产业区演化，在单体层面趋向创意空间，在群体层面趋向创意城区、创意廊道等城市创意节点，而创意空间之间、创意节点之间的互动或网络式多边联动既重组了后工业大都市内部网络结构，又生长出新型都市空间内部网络——行动者的创意流。它们的自洽性融合，既奠定了创意城市空间的骨架，又促成后工业大都市内城转向创意城区。
创意空间、创意节点、创意网络既是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内城空间的产物，又是构成创意城市（空间）的基本元素。它们在上海的发育程度都非常低，主要表现在：（1）创意产业区的诸多原型的创意能力较差且尚未能形成内外网络，尤其是本地根植性生产网络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全球生产网络；（2）创意城区与创意廊道的生长是上海创意产业区四类原型演化重构大都市地方空间（杨浦区、苏州河滨江带）的趋势，创意城区受到市—区—高校群—园区群（创意产业集聚区、都市型工业园、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多行为主体的联合驱动，发育程度稍高，但远未达到西方经典创意城市假说的标准；创意廊道的生长主要动力源自苏州河沿岸十余家创意产业集聚区和沿岸政府，但诸创意产业集聚区间的联系强度低且未形成创意网络。因此，上海应抓住机遇利用市场力和政府力驱动两类节点的快速发育，以支撑“设计之都 中国上海（City of Design，Shanghai China[15]）”的形成。（3）大都市内创意企业、创意产业从业者和创意产业集聚区之间的创意流动强度很低，近六年上海创意产业平台建设和各平台的使用效率低下、尚未诞生跨产业与跨市场的产业及创意产业链等[16]足以表明上海大都市内部多元行动者创意流网络尚处于孕育期。综上，上海大都市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创意空间生产，虽然开启了重构上海大都市内城空间的步伐，但重构程度（即创意城市发育程度）较低且重构过程未能形成自我动力，所以，未能全面、深度推进上海趋向创意城市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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