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第十三章　中印两国的人民生活

生活是生产的归宿。随着生产的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目前的水平都依然很低。现从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人民生活与人口问题等四个方面做些具体分析。

第一节　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人民生活，就其经济意义来说，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消费。其价值总额，即国民生产总值使用中的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公共消费支出；二是私人消费支出。本节所探讨的是后者。

一、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即按人口平均的私人消费支出。这是反映居民消费最综合的一个指标。

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初期，中印两国居民的消费水平都很低，中国比印度更低。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比印度快得多。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私人消费支出增加了将近3倍，平均每年递增3.7%；印度增加了0.7倍，平均每年递增1.5%。按历次五年计划分析，具体如表13-1所示。

经过40来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否已超过了印度呢？与本书第二章所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样，由于计算方法不同，说法也很不一致。据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按现行价格和汇率计算，1987年中国国民的人均消费水平约为140美元，印度约为200美元，中国只为印度的70%；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关于各国人文发展报告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1987年中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约为1000美元，印度约为800美元，中国约为印度的125%。这两组数字，虽然都能说明一定问题，但都不能确切地反映实际。因为，这两组数字都是根据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而国民生产总值所衡量的，正如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是经济活动，而非福利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对大多数社会意义重大的福利项目不予衡量，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就业状况，工作保证，提升机会，能否得到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服务，免费服务事业，环境优劣，以及气候差别，等等”。因此，在探讨中印两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时，除了对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这一指标进行分析外，“还需要有其他指标，特别是那些和‘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的各项指标……来加以补充”。在以下两节，我们将较详细地分析对比这类指标。

表13-1　中印两国人均私人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发展速度

注：①1986～1989年数字。②1985～1986年度至1986～1987年度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1页；印度计划部：《1970～1971到1983～1984年度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第156～159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年鉴》，第26～27页。

以上所说的居民消费水平都是就全国平均而言的，实际上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居民的消费水平都有相当大的差别。

50年代初期，中印两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别，大体相似。1950～1951年度，印度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为城市居民的45.9%；^[1]1952年，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为非农业居民的41.9%。^[2]但由于印度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较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得快，因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别缩小较多。1983年，印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百分比上升到68.5%（1977～1978年度曾上升到71.6%）。^[3]

印度消费水平城乡差别之所以缩小较多，据V. K. R. V.拉奥等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分析，主要是因为调整了农产品价格，实行了“绿色革命”，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加；在城市，居民的收入，虽然也有所增加，但主要是中上层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并无显著改善。加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从而按人口平均的消费水平在某些年份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这样就使居民消费水平的城乡差别有所缩小。

中国的情况和印度不同。改革以前，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加以城市人口控制很严，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少流入城市，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来年中，农民的消费水平虽有所提高，但仍较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低很多，从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基本上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1977年、1978年，农民消费水平对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的百分比，曾由1952年的41.9%下降到34.5%。改革以后，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农副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多次提高，农民收入增加，1983～1985年，农民消费水平为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的百分比曾提高到43.5%。近年来，由于城市居民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农副产品价格基本未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又有所上涨，因而农民消费水平为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的百分比又下降到37%。^[4]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比印度增长得慢，从1952～1988年，中国农民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3.4%，印度仅增长1.3%；更不意味着中国农民目前的消费水平比印度低（参看下节中印两国居民的实物消费量比较）。

中印两国的消费水平，不仅城乡之间存在差别，而且城乡各阶层之间的消费水平也很悬殊。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两国各阶层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别如表13-2所示。

表13-2　中印两国城乡各阶层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别

注：^[5]除中国农村数字为人口占全部人口百分比外，其余数字均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②中国为城镇数字。③由于计算方法不同，本行数字与其他行数字不完全可比。④为1977～1978年度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9、748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52页；印度计划委员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第51页。

表13-2表明，印度城乡各阶层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别，都比中国大，最高消费水平与最低消费水平的差别比中国更大。由于中国各阶层消费水平的差别较小，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子要比印度好过得多。中国目前约90%以上的人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城乡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穿暖。而在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还占30%左右。据1983年调查，在印度农村，还有18.54%的家庭，在城市还有6.33%的家庭吃不饱饭。有的地区更为严重，如在曼尼普尔邦的城市吃不饱饭的家庭高达29%以上，在奥里萨邦的乡村高达36.8%。①以上消费水平的差别，主要来自收入分配的差别。造成收入分配差别的因素很多，在中国，主要是劳动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在印度，则主要是各阶层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

二、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即各种不同内容的消费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不同的内容，居民消费可以分为物质生活消费和文化生活消费，物质生活消费是人民生活的基础，只有物质生活消费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才可以谈到文化生活消费。因此，消费水平越低，物质生活消费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才能逐步增大。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以来，中印两国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消费结构见表13-3。

表13-3　中印两国居民的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668、674页；《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7、743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36页；印度计划部：《1986～1987年度国民经济核算统计》，1989年版，第50、52页。

从表13-3可以看出，50年代末，中印两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消费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都占95%左右，文化生活消费支出只占5%左右。到80年代后期，情况虽有一些变化，但幅度不大。这说明目前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还相当低。

第二节　居民的物质生活

居民的物质生活包括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为吃、穿、用、住。

一、饮食

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在全部个人消费支出中，中印两国人民的饮食支出虽都有明显的下降，但仍在50%以上。按联合国划分标准，目前中印两国人民的生活都还处在“勉强度日水平”（饮食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50%～60%），距“小康水平”（饮食支出占40%～50%）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印度的低收入家庭中，用于吃的甚至占70%～80%。这部分家庭的食物支出虽然占有这样高的比重，但还是营养不良；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1989年，印度的人均粮食供应量为181.3公斤，平均每人每天不到0.5公斤；^[6]198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为249.1公斤，平均每人每天0.68公斤。^[7]

在副食中，由于风俗习惯、生活条件不同，印度人吃肉很少，但吃的奶和糖较多。中国人吃的鱼、肉、蛋比印度多好几倍，而吃的奶和糖分别只为印度的10%和50%左右。吃的食油两国差不多，现在全年都在6公斤左右。

总的来看，中国每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素要比印度多一些，如表13-4所示。

另据世界银行资料，1983年，印度每人每天从食物摄取的热量为2115卡，为需要量的96%；中国为2620卡，为需要量的111%。据有关资料报导，每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的蛋白质达75克，脂肪达65克，才能基本上满足身体需要。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人均摄取的脂肪还差27.4%；印度摄取的蛋白质还差28%，脂肪还差45%。

表13-4　中印两国每人每天摄取的营养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第480页；《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934页。

中印两国的饮食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虽然都有所下降，但饮食（特别是副食）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明显提高。在印度。以1950～1951年度为100，到1987年人均粮食（包括豆类）消费量增加18%，到1986～1987年度，食油增加127%，食糖增加270%，到1983～1984年度，鱼类增加140%，奶增加5%。^[8]中国的变化更大。新中国成立以前，城乡居民的主副食都严重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虽然长期仍以吃粮、吃菜为主，但吃肉吃油的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以1952年为100，198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26%，食油增加183%。鱼、肉、蛋增加172%，食糖增加587%。^[9]

二、穿着

除了饮食以外，穿着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项目。在中印两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额中，穿着中国一直占12%以上，印度近些年来亦占将近12%。

中国居民的全部穿着费用（包括各种纺织品及其制成品以及皮革制品等）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虽然比印度稍大一些，但人均布匹消费量（包括棉布和化纤等）却比印度少。1950年，印度的人均布匹消费量为11米，^[10]1986约为15米；1952年，中国只有5.71米，到1988年才达到12.2米，只略高于印度1950年的水平，仅为印度现在水平的81%。

印度人均布疋消费量虽然比中国多，但广大人民，特别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穿着却很差，有不少人还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贫富悬殊。据V. K. R. V.拉奥对全印抽样调查资料分析，1973～1974年度，占人口21.13%、每月消费支出在34卢比以下的居民，其穿着费用只占其全部消费支出的1.93%，全年至多不超过10个卢比；而占人口19.86%、每月消费支出在75卢比以上的居民，其穿着费用则占其全部消费支出的13.2%，全年至少不低于100卢比，前者与后者至少相差10倍。^[11]

中国广大人民的穿着也不好，但过去由于定量供应，居民布匹消费量差别不大，1983年敞开供应以后，差别也较印度小。据1985年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收入最高的居民的人均穿着费用为178.68元，收入最低的居民为60元，前者与后者相差不到两倍。按布匹计算，仅相差1.1倍。因此，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穿得暖，缺衣少穿的只是少数贫困地区的部分居民。过去，中国居民穿着的花色品种都很单调，基本上是白、蓝、灰、黑四色，男女老少一个样。近些年来，已由单一、低档向多样、中高档发展。从1957～1988年，呢绒每年人均消费量增长了5.4倍，绸缎增长了4.4倍。1988年年底，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中已有34件毛皮大衣、152件呢子大衣和340件毛料服装。^[12]

三、用品

中国居民用品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一直比印度大。但中印两国生活用品的档次则相差不大。

在生活用品中，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是耐用消费品。1986～1987年度，在印度的个人消费支出中，非耐用品和劳务支出占84.2%，耐用品和半耐用品占15.8%，扣除半耐用品后，耐用品只占2.2%，^[13]而且其中还不完全属于家庭用品。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估计和印度的差别不会很大。

但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近年来则比印度多。

表13-5　中印两国每万人拥有的耐用消费品

注：①印度只有1982年的统计数字，近年来会有所增加。②1986年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4页；国家统计局：《1985年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第182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54页。《金融快报》，1989年7月21日；塔塔服务公司经济统计部：《1984年统计提要》，第214页。

从表13-5可以看出，中国每万人拥有的家用电器比印度多。近些年来，印度人拥有的家用电器增加较快，但估计还是要比中国少一些。这说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印度高。但从战略上看，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还很低，决不应脱离现有的生产水平盲目地追求高消费。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档耐用品可以适当地搞一些，但也应像吃、穿那样，主要依靠国内生产，决不能依靠进口或长期依靠进口零件装配来满足超前的消费要求。我国的外汇非常有限，而且来之不易，引进先进生产技术需要使用的外汇很多，在当前我国人均生产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把有限的外汇消耗在高档消费品上。有个时期，个别地区和单位非法进口大量高级轿车和家用电器，甚至进口外国的烟、酒、水果和蔬菜。外国评论家说，“这是个荒唐的奢侈问题，依然很穷的中国是经受不起的。”几年前，国际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去几年里，印度没有可口可乐……还没有进口彩色电视机，也没有进口很多日本汽车，城市中好多车子都是旧款式的。然而中国有了。有许多彩色电视机、崭新的日本汽车和可口可乐。”他认为，花在进口高档消费品的“血汗钱太多了”。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四、住房

这是人们物质生活中仅次于食物和衣着的又一重要项目。也是中印两国人民一直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

据印度调查资料，1971年，全印平均每户住房两间，每间平均住2.8人，城乡基本一样。^[14]每间平均按10平方米计算，则每人平均住3.6平方米；每间平均按12平方米计算，则每人平均住4.3平方米。1971年以后，住房问题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尖锐了”。据印度国家建筑组织估计，1985年，全印共缺少住房2470万套，其中城市缺房590万套，农村缺房1880万套。而且，1985～1990年，随着人口的增加，还需增加住房1620万套，其中农村需1240万套，城市需380万套。^[15]7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同印度差不多，农村可能稍好一些。近些年来，变化较大。1988年，农村平均每人住房16.6平方米，城市平均每人住房8.8平方米。^[16]新建房屋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在城市新建了不少高楼大厦；在1985年农村新建的房屋中，砖木结构和砖混结构占将近四分之三，楼房占36%以上。^[17]

中国的住房条件虽有较大改善，但还远远不能适应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目前全国还有25%的城镇居民住房困难，1988年人均住房面积不到0.4平方米的户数仍占15%，其中无房户占0.38%，拥挤户占6.71%，不方便户占7.77%。^[18]

印度的大城市也有不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有许多别墅庭园，中产阶级的居住条件比中国好得多。至于广大普通人民，正如印度《第六个五年计划》所指出的，“全国的居住条件是相当可怜的，许多人不是没有任何遮风避雨的住所，就是住在连最低标准都不够的小屋里。”^[19]“在农村，常常是六七个人住在一间不通风的小泥屋里，就是这样的小泥屋，在一些大城市（如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许多工人还住不上。”^[20]“在孟买的900万人口中，近一半人居住在世界上最大、最肮脏的贫民窟里，其中有许多贫民窟就在高楼大厦和豪华旅馆的视野内。”^[21]

中印两国的住房之所以一直紧张，除分配不公外，主要原因来自供求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增加太多；二是可用资源有限。据联合国分析，一个国家的住宅建设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如不低于5%，而且人口增长得适度，则居住状况才不致恶化。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印两国增加的人口分别超过4.3亿和3.2亿。要满足这么多人的住房需要，确实是件十分艰巨的任务，而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期间，中国住房建设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2]印度只占1.6%。^[23]1985年中国已把这个比重提高到8.5%，不仅超过了联合国所说的标准，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七五”计划期间，住宅投资仍有较大的增加，但要长期维持这个势头则是不可能的。

第三节　居民的文化生活

文化生活是人们对生活的更高要求，也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它包括教育、卫生、体育、文娱等方面，本节只着重探讨教育和卫生两个方面。

一、教育

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文化生活水平的，是各级学校教育的普及程度。印度独立初期，各级学校教育的普及程度都比中国高。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比印度高，中学教育比印度稍高，大学教育比印度还相差很多。具体如表13-6所示。

1.小学教育。目前印度的小学教育普及程度还未达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103%，中国已超过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102%。^[24]但在计算这些入学率时，在校的学生数中都包括超龄的学生。如扣除超龄的学生数，则1986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96.4%，还有3.6%的适龄儿童没有入学，人数达365.4万人。^[25]印度未入学的适龄儿童更多。同时，中印两国的小学生入学巩固率都不高，在中国农村只有60%～70%，在印度只有40%左右。因此，普及小学教育，对中印两国都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表13-6　中印两国的入学率和文化程度

注：*1984年数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7、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62、220页；中国国家统计局：《1988年国际和社会统计提要》，第363页。

中国目前只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全国四分之一的县）普及了小学教育，计划1990年在经济、文化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普及小学教育，到2000年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大体上普及小学教育。^[26]印度计划在1990年普及小学教育。^[27]

中国由于小学教育普及率较高并注意成人教育，成人识字率比印度高。1982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为76.3%，^[28]198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只有36.2%人，^[29]而发达国家一般都为99%左右。预计，中国在90年代初期基本上可以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而印度，“将带着世界上最多的文盲进入21世纪”。有关资料估计，到21世纪初，印度的人口将达到10亿，其中60%，即6亿人口将都是文盲。

2.中学教育。目前，中印两国的中学教育普及率都已超过或达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35%，但距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92%还相差很远。

中印两国的中学都分初中和高中，并都规定初中和小学为义务教育。中国计划1990年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1995年前后在经济文化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普及初中义务教育；短期内在不发达地区还谈不上普及初中义务教育。印度要普及初中义务教育，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3.大学教育。8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生数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1985年，中国大学以上学生数仅为印度的一半多一点。目前中国的大学入学率不仅比印度低得多，而且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3%还低，仅赶上低收入国家1965年的平均数2%，比起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39%，就相差更远。^[30]

据对经济发达国家工业生产人员构成的分析，在传统工业中，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占全部人员的1%～2%；在现代自动化工业中，则需要20%～40%。从1949～1988年，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的理工、财经学生还不到300万人，^[31]即使现在都在工交、建筑等行业工作，也才占全体职工的不到1%。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这样落后，主要并不是因为穷，印度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更穷，而它们的大学教育普及率都比中国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干扰下，不尊重人才，不重视科学，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把专家学者当做“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很低，收入比印度差很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在逐步扭转这种状况。1988年在校大学生数比1977年增加了2.3倍多。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四化建设的需要。

二、卫生

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比印度做得好些。两国每千人医生和病床指标如表13-7所示。

医生是医疗保健人员的主力。目前中国每千人的医生数已超过了印度，甚至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0.42人；但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数2.2人还相差较多，^[32]医疗技术水平一般也较差。

病床数是医疗设备的一项重要标志。目前中国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比印度多1.6倍。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很多。1980年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法国为12.2张，日本为10.6张，美国为6.1张。^[33]

表13-7　中印两国的医疗保健

说明：*1965年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87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49页；世界银行：1982、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50、226页。

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以来，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印两国的婴儿死亡率都有明显的下降，但印度的婴儿死亡率仍高于中国。1987年，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比低收入国家高出23个百分点，中国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4个百分点，但都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0‰）。^[34]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当前的文化生活水平还相当低。要进一步提高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首先，必须适当增加一些投资，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文化建设以应有的支持。以教育经费为例，80年代中期，中印两国的教育经费差不多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而世界平均为5%以上，美国为7%左右，加拿大为7.2%，埃及为5.2%。^[35]中印两国的教育经费显然偏低。当然，在目前中印两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的情况下，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去办教育，更不可能向经济发达国家看齐。但中国在过去几年里竟进口大量豪华汽车和家用电器、修建那么多豪华饭店和游乐园等，如用这些铺张浪费的钱多修建些校舍、增添些教学设备还是大有潜力的，而且要有意义得多。印度计划委员会前副主任M.辛格在总结印度改革时说：“从人类福利的意义上说，扩大教育和卫生服务，要比扩大某些奢侈品生产有意义得多。”^[36]

以上两节我们分别探讨了中印两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基本情况。能够反映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一个常用指标，是平均预期寿命。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吃、穿、用、住、教育、卫生综合成果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35岁，^[37]印度1941～1950年平均为32岁；^[38]1987中国增加到69岁，印度增加到58岁。印度还没有达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1岁，中国已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5岁），较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数仅相差7岁。^[39]

80年代初，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其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查以后所写的报告中说：“中国虽然平均消费水平增长很慢，但过去30年，它使低收入群众基本需要的状况比大多数其他穷国同类人要好得多，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成就。他们都有工作，他们的口粮供应由国家配给和集体自留相结合的办法来保证。大多数孩子不仅上了学，而且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大多数人都享受到基本的卫生医疗和节育服务。中国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它是由许多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它可能是衡量一个国家实际贫穷程度的唯一的最好的标志）为64岁，这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按人口平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国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40]

为了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最低限度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1977年用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三个指标，设计一个生活物质质量指数。指数的最低数为0，最高为100，指数越高越好。美国人口委员会计算了161个国家和地区的1977年的生活物质质量指数。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2，发展中国家为55。中国为71，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印度为41，还未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近10年来的情况，基本上还是这个格局。80年代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用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个指标，设计了一个与生活物质质量指数类似的人文发展指数，用以测量各国的实际生活水平。指数最大的数值为1，最低为0，数值越大，说明实际生活水平越高。根据该署测算，1987年，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716，在它所测算的13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居第65位；印度为0.430，居第94位。

第四节　人民生活与人口问题

从供需关系来看，影响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除生产的规模以外，则是人口的数量。

从生产规模来看，经过40来年的发展，中印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工农业产品产量并不算少，按当年价格及汇率计算，198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九位，印度居世界第十一位。同年，谷物、棉花，中国都居第一位，印度居第四位；棉布，中国居第一位，印度居第二位；钢，中国居第四位,印度居第十二位；能源，中国居第三位，印度居第十位。但是，中印两国由于人口太多，因此，按人口平均的产值、产量都低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世界银行排列的15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位次中，中印两国都退居到120位以后，从而居民的消费水平都居世界的低档行列。

要改变这种状况，进入较高的生活水平，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印度《第六个五年计划》指出，“到目前为止，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和消费分配不均以及人口高速增长，以致贫困始终没有明显减少。”“要减少贫困，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一切减少贫困的规划都是瞎说一通。”日本一位作家说，中国如果不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则人口的增长将吞没经济的增长，到2000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也将成为泡影。^[41]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控制人口对提高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印度对于人口增长的控制，在发展中国家起步最早。据世界银行在80年代初对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86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析，50年代开始的只有1个国家，60年代开始的有30个国家，70年代开始的有51个国家，80年代开始的有3个国家。印度是50年代（1952年）开始控制人口的唯一国家。^[42]50年代中期，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对于人口增长对生活的压力和影响已开始有所认识，在1956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明确提出要“节制生育”、“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些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开始宣传人口理论和节制生育的必要性，但是不久这一理论和主张竟被当做“错误思想”加以批判，有些学者甚至被打成“右派”。60年代，由于人口膨胀，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国家再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认真提高计划生育的指示》。世界银行就把这一年作为中国开始控制人口增长的起点，较印度晚10年。

印度对于控制人口的增长，不仅起步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从1952年迄今，除1977～1979年因政府更迭暂时停顿外，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中国不仅起步比印度晚，而且曲折也大，直到1973年以后，工作才持续下来，控制人口的强度也特别大，成效才比较显著。据世界银行对80年代初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9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析，按控制人口的强度，把这些国家分为5等，其中属于甲等的（极强的）有3个，属于乙等的（强的）有10个，属于丙等的（中等的）有14个，属于丁等的（弱的）有22个，属于戊等的（极弱的）有41个。中国和新加坡、南朝鲜属于甲等，中国的影响最大。印度属于乙等，但也是强的。

中印两国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所进行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得到了世界普遍的公认和赞扬。1983年，中国前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钱忠信和印度已故总理英·甘地都获得了联合国的人口奖。尽管如此，中印两国人口增长过快问题，仍未完全解决，还需进一步严加控制，如表13-8所示。

1.人口规模。30多年来，中国的人口一直比印度多很多。但中国为印度的倍数已从1950年的1.5倍多下降为1.3倍多。据印度前卫生及家庭福利部副部长克里希纳古马以及世界银行的分析，到2050年时，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

2.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人口增长有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人口的迁移增长。中印两国人口的迁移增减有限，对人口增长影响不大。因此，两国人口的增长率基本上就是自然增长率。30多年来，印度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8个多千分点，其原因正如印度《第六个五年计划》所指出的，主要是“由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下降较慢造成的”。中国在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同时，人口出生率下降得较快，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较多。控制人口出生率是控制中印两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关键。

表13-8　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及其控制

注：①1941～1950年数字。②1981～1986年数字。③1987年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7、88页；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第109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经济统计年鉴》，第75页；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16页。

3.人口出生率。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以来，中印两国的人口出生率都有所下降，但中国比印度下降得更多。决定中印两国人口出生率的主要是育龄妇女生育率，即在育龄期内生育的婴儿数。控制妇女生育率是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关键。

4.妇女生育率。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在60年代中期比印度高3.2%，1987年已降到比印度低44.2%。中国当前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杜绝多胎。中国的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年龄构成轻，如果不下这个决心，把人口增长的势头严格控制起来，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以及子孙后代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这一政策，得到许多育龄妇女、特别是城市育龄妇女的响应。到1988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育龄妇女的百分比为18.2%，其中城镇为27.8%，在乡村为10%。^[43]印度当前的政策是：鼓励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限制3胎以上的多胎生育。显然，中国对生育率的控制比印度严格得多。

5.计划生育率。即在全部育龄妇女中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不论是限制只生育一个孩子还是限制生两个孩子，都需要采取避孕措施。就生育本身来说，这是控制人口增长最根本的措施。中国节制生育的比例要比印度高得多。因此，印度的妇女生育率、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增长率都比中国高。这是因为印度妇女结婚年龄相对较低，宗教、社会迷信、大家庭制和缺乏教育，很少采取避孕措施等社会因素造成的。

在中印这样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还比较低以及传统观念还较重的国家，要实行节制生育是很不容易的。根据中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把这项工作做好，首先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节制生育对个人和国家的好处。当然，行政手段也是必需的，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在这方面，中印两国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教训，应该充分吸取。其次，必须给节制生育者以物质上的照顾和奖励，如对实行节制生育的子女，在医疗、卫生、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对节制生育夫妇的晚年生活给予充分保障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为，生育率一般都是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连的。一般地说，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口的增长率都较低，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人口的增长率都较高。这是因为主要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劳动力数量多，而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则很低，劳动力的多寡对家庭收入影响很大，人多劳力多，家庭生活就富裕。贫苦的人，由于生活水平低，婴儿死亡率高，成年就业率低，考虑到传宗接代和劳动力问题，总想多生几个孩子，尤其是多生男孩。正如印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所说：“富农投资的对象是机器，而贫农投资的对象则是孩子。”还有人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和工具”。要使人民群众都自觉自愿地节制生育，必须使他们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描绘理想的大同世界时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如果能做到这些，人口问题大概就容易解决了。目前，中国和印度都还谈不上达到这个境界。因此，节制生育遇到的困难很多。恩格斯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44]中国现在正在为实现恩格斯的这一预言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注释】

[1]V．K．R．V．拉奥：《1950～1980年印度的国民收入》，第82页。

[2]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0页。

[3]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51页。

[4]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0页。

[5]《金融快报》，1989年7月25日。

[6]印度政府：《1989～1990年度经济概览》，第5～22页；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53页。

[7]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3页。

[8]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53、54页。

[9]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23页。

[10]塔塔服务公司经济统计部：《1984年印度统计提要》，孟买，第11页。

[11]V．K．R．V．拉奥：《1950～1980年印度的国民收入》，第88页。

[12]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第101、102页。

[13]印度计划部：《1986～1987年度国民经济核算统计》，1989年，第55页。

[14]印度计划部：《1980年印度统计摘要》，德里，第600页。

[15]印度政府：《1987年印度参考年鉴》，第593～594页。

[16]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19页。

[17]《经济日报》，1990年2月19日。

[18]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56页。

[19]印度计划委员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第390页。

[20]R．达特等：《印度经济》，1981年，第42页。

[21]《新闻周刊》，纽约，1986年1月13日。

[22]《经济日报》，1987年3月7日。

[23]根据印度《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第390页资料计算。

[24]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20页。

[25]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11页。

[26]李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1986年4月18日。

[27]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2卷，第255页。

[2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第439页。

[29]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241页。

[30]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20页。

[31]国家统计局：《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05页。

[32]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18～219页。

[33]国家统计局：《1985年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第214页。

[34]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26～227页。

[35]国家统计局：1986年、1988年《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第253、365页。

[36]《经济时报》，1986年12月19日。

[37]马洪等：《中国现代经济事典》，第581页。

[38]A．N．阿格拉瓦尔等：《1988～1989年度印度经济统计年鉴》，第76页。

[39]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64～165页。

[40]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ⅲ页。

[41]《读卖新闻》，东京，1989年2月7日。

[4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00～201页。

[43]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第109页。

[44]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第35卷，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