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被提到重要地位的背景

在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后，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而我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发达国家近百年来所经历的问题压缩体现出来——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严峻。

(一)世界发展潮流的要求

众所周知，工业化进程最早发轫于18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经过200年左右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西方国家确实“发达”起来了，他们不仅有能力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主宰了人类世界的，而且也有能力“上天入地”做自然世界的主人。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污染：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发生了一起起重化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事件，其中典型代表便是“八大公害事件”。八大公害事件指：

(1)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

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工业区，外排的工业有害废气(主要是二氧化硫)和粉尘对人体健康造成了综合影响，其中毒症状为咳嗽、流泪、恶心、呕吐，一周内有几千人发病，近60人死亡，市民中心脏病、肺病患者的死亡率增高，家畜的死亡率也大大增高。

(2)1943年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

美国洛杉矶市的大量汽车废气产生的光化学烟雾，造成大多数居民患眼睛红肿、喉炎、呼吸道疾患恶化等疾病，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

(3)1948年美国多诺拉事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以及其他氧化物与大气烟尘共同作用，生成硫酸烟雾，使大气严重污染，4天内42%的居民患病，17人死亡，其中毒症状为咳嗽、呕吐、腹泻、喉痛。

(4)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英国伦敦冬季燃煤引起的煤烟形成烟雾，大气中的污染物不断积蓄，不能扩散，许多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流泪不止。这导致5天时间内4000多人死亡。2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

(5)1953—1968年日本水俣病事件

日本熊本县水俣湾，由于人们食用了海湾中含汞污水污染的鱼虾、贝类及其他水生动物，造成近万人中枢神经疾患，其中甲基汞中毒患者283人中有66余人死亡。

(6)1955—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

1955年这里相继兴建了十多家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终日排放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和粉尘，使昔日晴朗的天空变得污浊不堪。1961年，呼吸系统疾病开始在这一带发生，并迅速蔓延。据报道患者中慢性支气管炎占25%，哮喘病患者占30%，肺气肿等占15%。1964年这里曾经有3天烟雾不散，哮喘病患者中不少人因此死去。1967年一些患者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1970年患者达500多人。1972年全市哮喘病患者871人，死亡11人。

(7)1963年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

在日本爱知县一带，由于对生产米糠油业的管理不善，造成多氯联苯污染物混入米糠油内，人们食用了这种被污染的油之后，酿成有13000多人中毒，数十万只鸡死亡的严重污染事件。

(8)1955—1968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

生活在日本富山平原地区的人们，因为饮用了含镉的河水和食用了含镉的大米，以及其他含镉的食物，引起“痛痛病”，就诊患者258人，其中因此死亡者达207人。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中的一部分学者率先对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他们普遍认为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1962年，美国女学者蕾切尔·卡尔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用生动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农药、杀虫剂等化学制品对环境、生物和人类健康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史称此书拉开了“绿色经济革命”的序幕。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以“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为理论假设，并由此得出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会耗尽“飞船”内部的有限资源，另一方面也会排出各种废弃物充斥“飞船内舱”，由此“飞船”必定会因内耗而毁灭的理论判断。这被认为是奠定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这篇报告列举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环境退化和恶化、资源流失和缺失的问题，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富足与贫困、就业无保障、对制度丧失信心等问题，在自然与社会交错关系中的遗弃传统价值、经济秩序与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以及上述引起的人们心理紧张等问题。

同年，美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向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评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1974年，美国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发表了《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这本书认为，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生产方式。人类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必须采取有效的、自觉的“社会行动”，才能重建自然。

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与能量科学家特德·霍华德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告诫人类如果无节制地使用能源资源，其结果会把地球变成一个“熵”的世界，即无效能量充斥的世界，也就是被污染的世界。

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写出《新发展观》一书，庄严提出经济发展要以一切人的发展为目标，并把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也作为推动发展的目的。

在这样的反思下，1983年11月，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FD)成立，该组织由前挪威女首相格罗·布兰特夫人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成立后的四年里，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同有关人士进行充分的讨论，在此基础上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的报告。这是一份震撼世界的报告，它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必须从现在起就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两个重大问题负起历史责任，它还提出了以“人类共同福祉”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观”。

1992年，国际社会聚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讨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法。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一个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具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接着在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这个执行计划是建立在从里约会议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和具体步骤，以及可量化的和有时限的指标和目标。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份文件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合作精神，展示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对确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现阶段我国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

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有着紧密联系：从十七大报告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到十八大报告再次警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不均衡。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按照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利用能力，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年限仅有15年和30年。延续当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5%。而且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目前常规能源和重要资源进入高价时代已不可避免，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决定了我国能源资源约束将日益增强。我国70%多的国土不适宜和较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发利用，土地等稀缺资源的约束也将强化。

我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0.36%，不及世界30%的平均水平；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全国26%的地表水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东海已呈重度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功能严重退化。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环境污染严重，人民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因此，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党高瞻远瞩地把生态文明提到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