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生态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消费生态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_消费主义与消费生态化

第二节　消费生态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消费生态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消费生态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环节。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发展是两者共同的价值取向，生态生产力是两者共同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明白，消费生态化仅是生态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过分强调它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用践行消费生态化来取代建设生态文明。

一、实践消费生态化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

讲究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显著特点。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批判继承和辩证否定。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农业文明是一种技术弱势、生态强势、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是一种技术强势、生态弱势、人与自然对立的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则是一种技术与生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

在农业社会，人类技术水平低下，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较小，基本上没有超出自然界本身的调节和再生能力。农业社会基本上满足了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但是，这是低水平的满足，始终存在着人类生存需求的不断增长和自然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一旦遇上气候反常，人类连生存也没有保障。所以，在农业文明中，人对自然必然抱着敬畏和顺从的态度，“依从自然”的生产观和消费观必然占主流地位。

工业社会是人类凭借技术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社会，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在不断缩短，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征服自然”的生产观和消费观也逐渐形成。科学技术的滥用，生产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无止境索取，引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气候变暖等诸多问题，使工业文明本身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它继承了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思想，也继承了工业文明中科学技术强劲发展的势头。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等目标的指引下，要求彻底抛弃人可以征服自然的思想，依靠大力发展生态化、人文化的科学技术，发展生态生产力，走出人与自然对立的困境，实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文明强调，“自然—人—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要改造自然就必须同时顺应自然。人类最终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消费生态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消费理念和消费结构的深刻革命。实践消费生态化，就是要把促进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落实到消费活动上，因而是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环节。消费生态化的要义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规范消费活动，把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建立在促进生态生产力的发展上。其运转机制，一是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减少物质产品的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二是立足于用消费拉动生产。其中，生态生产力的提高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讲究的是如何在少消耗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生产足够多的消费品，立足点是生产;将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减少物质产品的消费有机结合起来，追求的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互补，关注的是消费，依据的是幸福来源于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和生活态度的积极向上;用消费拉动生产，是主动顺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追求的是如何让生产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二、生态生产力是两者共同的物质基础

从提供物质基础的角度看，要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关键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规范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把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建立在发展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态生产力上。生态生产力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也是消费生态化的物质基础。

要深刻理解实践消费生态化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弄清为什么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态生产力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的有机统一，弄清消费生态化在协调人类的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的关系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产力是人们在思考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范畴。比照人们通常把农业文明的生产力简称为农业生产力，把工业文明的生产力简称为工业生产力，可以把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产力简称为生态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个新范畴的提出，源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与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正是工业文明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引出了诸多现实和潜在的问题，才使生态文明、消费生态化、生态生产力的出现成为必然。

工业文明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看法只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不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顺从和保护，是极其片面的。它仅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角度去理解生产力，突出了人类对自然界控制、改造和征服，却忽视和遮蔽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前提性和基础性。这种看法的最大误区，是主张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一切。

在这种似是而非观念的引导下，人们自认为可以高踞于自然界之上。忘记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最终都只能来自自然界，他与自然界的关系只能既是能动的也是受动的。其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不同，他可以把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变成自己实践的对象，靠自己的实践能力生存。其受动性主要表现在，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需要由自然界为他提供相应的生态环境，提供实践的对象，不然，他就必死无疑。受动性还表现在，人类改造自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且，在任何时候，人类的实践活动都不可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这种似是而非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变得对自然界毫无敬畏之心，在利益和欲望的推动下变得极其短视，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变得肆意妄为。于是，美国人凭借发达的生产力，在堤坝的保护下，建造了像新奥尔良那样低于海平面的繁华都市;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富可敌国的阿拉伯富豪在海滩上建造人工岛屿，修起星级大酒店和豪华别墅……由于人类参与自然界物质和能量循环进而影响自然界面貌的能力越来越大，以致有些学者认为，鉴于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正在快速改变着地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力量，因而在地质年代上可以说，地球已经进入它的另一个发展时期——“人类纪”。在这个时期，地球上所发生的大多数重要变化，主要不是由自然力引起的，而是由人类的行为造成的。“人类纪”不再是单一的地质学术语，它已经涵盖了地球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交互关联的各个方面，包容了地球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共同面对的经济、政治、安全、教育、文化、信仰的全部问题。^[11]

“人类纪”带来的不全是福音，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就是明证。人口增长使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产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使环境和生态问题日渐严重。更为严重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可能90%源于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不断增加。从1970年到2004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了70%。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6.4摄氏度，海平面上升18～59厘米。如果气温上升1.5摄氏度以上，全球20%～3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如果上升3.5摄氏度以上，40%～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12]气候变暖对我国的影响也很严重。2008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指出，近30年来，我国沿海海表温度上升了0.9摄氏度，海平面已上升9厘米。2009年上半年，中国海洋学家又指出，近50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全球的平均速率，若气候继续变暖，未来我国海平面的上升将呈加速趋势:到2030年将上升约10厘米至40厘米，到2050年将上升约30厘米至60厘米，到2100年将上升约40厘米至90厘米。海平面上升导致风暴潮灾害频繁发生。广东沿海遭受强风暴潮的频率，最近10年比以前增加了1.5倍，长江三角洲地区增加了2.5倍以上。海平面上升还导致海岸侵蚀加剧。目前，辽东湾东岸岸线，年后退速度约15米左右，山东龙口至烟台区域海岸侵蚀速度达每年6.65米，海南省海口市新海乡1998年至2002年间，局部岸段侵蚀后退约80米。^[13]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相叠加，严重危害着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健康，不仅直接降低了人类的抗病能力，也为瘟疫的猖獗创造了条件。许多原本在热带流行的疾病，现正在向两极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证。受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死亡之外，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携带者。比如，1991年秘鲁首都利马爆发的霍乱就是由海藻携带的病毒引起的。

总之，工业文明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后果。一方面，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物质产品丰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又在降低着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使物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变得不可持续。要克服这一悖论，人类社会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发展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产力——生态生产力。

从世界范围看，生态文明尚在孕育中。因此，对什么是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产力，即什么是生态生产力的回答，所有的答案都只能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比如，廖福霖立足于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异质性，认为生态生产力“就是人类推动‘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和谐协调，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能力”。^[14]孙大伟依据物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见解，物质生产力的实体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由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归根结底都来自自然界，因此，可以把物质生产力的实体要素规定为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基于上述理由，他认为:“生产力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劳动力，即人工生产力;二是自然力，即生态生产力，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一切物质力量和因素，例如空气、水源、阳光、土地、矿藏等。生态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渊源，人工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关键。”^[15]笔者比较赞同廖福霖的研究思路，不过还认为，要全面认识、准确界定生态生产力，除了从功能、作用的角度剖析它，还必须从构成要素、发挥作用的机制等角度，对它做进一步剖析。

要进行这样的剖析，首先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对生产力做广义理解，不能仅仅把生产力等同于人的物质生产能力。

对什么是广义生产力，我国学者何怀远指出，“生产力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人类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这样的生产绝不仅仅是个经济范畴，它包括物质生产、人口生产、文化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这四个方面生产力的提高才能保证人类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样理解的生产力反映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自身需要满足过程的统一”。^[16]我国学者倪志安认为:第一，马克思从实践角度理解生产力，把生产力理解为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实践能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使其适应社会化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实践力量。按照马克思从实践角度理解生产力的思维逻辑，社会生产力实际上应当包括人类进行社会生产的实践能力和组织社会生产的实践能力两个方面。第二，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三大社会生产”的理论和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原理，可以从人的实践的四个基本维度，将人类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力概括为: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生产的生产力，进行精神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生产的生产力，进行社会组织形式生产的生产力，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生产力。人类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力的大小和发展程度，除取决于当时人类个体的自身因素外，还取决于当时人类所具有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因为随着人类实践和交往的扩大，产生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受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的制约，原本属于不同个体的生产力演化成了新的形式——一种扩大了的生产力。第三，人类组织社会生产的生产力(即组织社会生产的实践能力)，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根据组织社会生产的规模的大小，组织社会生产的实践能力可以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尺度上加以考察，微观如家庭、企业，中观如地区、企业集团，宏观如国家、国家联合体。^[17]

笔者赞同社会生产力包含进行物质生产、人口生产、文化(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等生产能力的看法，但认为没有必要再将生产力划分为进行社会生产的实践能力和组织社会生产的实践能力。因为尽管进行生产和组织生产在管理学上是有差别的，但是，这种差别是同一事物两个侧面之间的差别，就对生产力的影响而言，还不足以把它们区分为两类事物。理由是:其一，进行生产就内在地包含着组织生产;其二，更主要的是，从广义生产力的角度看，组织生产是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生产力或者说社会关系这种生产力的一种功能，将这种功能再当成是生产力的一个类，是不妥的。

在上述四种生产力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生产社会关系的能力和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是否属于生产力。因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既是社会关系，又和精神产品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把人类生产社会关系的能力和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都看成是单独的生产力，会不会因为把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归结为四种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解释力?笔者认为，把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归结为广义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社会基本矛盾的解释力，因为可以把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归结为广义社会生产力内部的相互作用，把解决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看成是广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这种解释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有效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基于广义生产力内部的相互作用，可以把社会发展解释为是由广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中，有许多与广义生产力密切相关的说法。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强调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8]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表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一定会引起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但是，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由人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物质生产力生产出来的，人类生产社会关系的能力，是与物质生产力有区别的另一种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19]

在运行中，广义生产力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纵横交错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制约的。要把它们区分开来，只能在逻辑上加以划分，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切割。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类共同活动的方式是物质生产力赖以存在的形式时，曾经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0]“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21]共同活动的方式就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把共同活动和加引号的生产力加以等同，是因为共同活动能够把不同个人所拥有的物质生产力集结成扩大了的物质生产力;之所以要把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加上引号，就是因为共同活动本身并不就等同于物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认为:“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22]人类生产需要的能力，对广义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非常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3]“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24]他们的上述论断表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历史，就是不断满足日益发达的需要(需求)的历史，新需要的不断产生和满足，既和物质生产紧密相连，也同样重要，都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除此之外，需要还和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密切相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类能够以调节“人口的生产”和“需要的生产”为突破口，调控物质生产的规模，调整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关系，进而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

生态文明的关键词是“文明”和“生态”。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不可能自发产生。尊重人的创造性，呵护生态，呵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辩证综合。这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核心观点是:“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5]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最终来源，这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形态。差别在于，在原始文明中，人类主要是把自然界当作生活资料的来源;在农业文明中，人类既把自然界当作生活资料的来源，也把自然界当作生产资料的来源，在工业文明中，人类主要是把自然界当作生产资料的来源。马克思在谈到这种共性和差别时曾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6]工业文明就是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阶段。即使如此，自然界是人的生活资料的最终来源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所以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7]

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共同之处在于，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大都来自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这就决定那时的人们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尊重自然生态，尊重生态良性运转、生命繁茂生存的自然条件。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收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天气和土壤等自然条件，所以《吕氏春秋》才说:“稼者，种之以人，生之以地，养之以天。”采集、渔猎、游牧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更强。人们常说“苍天是万物之父，大地是万物之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依赖自然界的情况下，人对自然界抱着敬畏和感激的心情，讲究“顺天时地利而动”。

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文主义、宗教改革、近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精神的相互激荡、相互促进中，西方社会率先进入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在运用科学技术大规模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和维持的。工业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人的物质生产力极大提高，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却不断萎缩;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了，更加紧张了，自然界变得越来越不适于人类和其他生命生存。随着工业社会在全球的扩展，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在扩展。当今世界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就是明证。严峻的事实在告诫人们，没有繁茂的生命就没有良好的生态，没有良好的生态就没有人类的安全生存，人类要想继续在我们这个星球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把改造自然和顺应自然有机结合起来，把张扬人的物质生产力和尊重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生态文明的要义，也是生态生产力的要义。

为此必须明白，第一，改造自然必须建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不然就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这种报复的表现形式往往是:“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8]第二，顺应自然的根本途径，一是认识自然，“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二是亲近自然，彻底破除“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29]第三，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产力，或者说生态生产力，就是人类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同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有机统一。这两种生产力原本可以相对独立。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就是要让生态生产力兼具它们两者的特性。

要正确把握生态生产力，首先必须明白，发展生态生产力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重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命，只有尊重各种生命，人类才能继续生存，才能和自然界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这就决定，要发展生态生产力，就必须把保护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当成人类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如果两者发生矛盾，那就必须限制人类的物质生产力，保护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其次是认识到，要促进生态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按照广义生产力的思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坚持“自然—人—社会”是复合生态系统、人的生态生存是实践生存的前提、自然界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等根本观点。第二，合理控制人口的生产。要让人口缓慢增长，使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有足够的劳动力，既让社会充满活力，又不让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给自然生态带来太大压力。第三，调节人的需求结构。使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保持合适的比例，使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互补，在丰富生活内容、提升生活档次的同时，减轻人的物质需求对生产和环境的压力。第四，调节社会关系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为合理控制人口的生产、调节人的需求、发展生态生产力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和相应的思想氛围。第五，大力发展有利于发展生态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为美化环境、减轻环境压力、生产绿色环保产品提供可靠手段。

在上述五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生态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哲学依据。第二、第三两个方面主要是为了在减轻人类生产物质产品压力的同时，恢复和扩大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第四个方面主要是为了让第二、第三两个方面成为人们的共识，并用制度加以保障，以便采取共同行动。第五个方面是为了在生产物质产品时减少物质和能量消耗，既丰富人的物质生活，也便于大自然休养生息。

从生态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看，上述五个方面涉及的是人类所具有的四种生产力同自然界生产生命的生产力的关系。在这些相互关系中，人类可以在调整自己的需求结构的同时，以生产人口、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精神产品这三种生产力为手段，来调节自己的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界生产生命的生产力的关系，使它们在发展生态生产力的过程中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在展望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时曾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0]依据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可以推出如下结论: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说到底是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脱离开自然界就无法进行。第二，合理的物质变换是遵循自然规律、花费最小代价的物质变换。第三，发展生态生产力，保护自然界生产生命的能力，使自然界尽可能成为人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是通往“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的捷径。

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角度看，在上述五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也是实践消费生态化的哲学依据。第二个方面是为了在平均消费结构既定的情况下减轻生产物质产品的压力。第三个方面是为了在保持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消费结构中物质产品的比例，进一步减轻生产物质产品的压力，以便于大自然休养生息，提高它生产生命的能力。第四个方面则为其他四个方面提供制度和思想支持。第五个方面是为了便于生产绿色环保产品，直接支持消费生态化。只有通过在这五个方面努力，才能使实践消费生态化成为协调人的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界的生产生命的能力的可靠中介，成为有利于发展生态生产力的调控力量。

综上所述，由于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都离不开发展生态生产力，可以明确得出结论，生态生产力必然是生态文明和消费生态化共同的物质基础。

【注释】

[1]陈勇，等.西方史学思想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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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家刚.生态文明与社会公平［J］．新华文摘，2008，(2):117～119．

[4]春雨.跨入生态文明新时代［N］．光明日报，2008-07-17(7)．

[5]陈家刚.生态文明与社会公平［J］．新华文摘，2008，(2):117～119．

[6]余谋昌.环境哲学的使命:为生态文化提供哲学基础［J］．新华文摘，2007，(15):111～113．

[7]王嘉川.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J］．新华文摘，2008，(6):66～68．

[8]贾雷德·戴蒙德.复活节岛的崩溃［J］．读者，2008，(24):33．

[9]莫妮卡·萨洛莫内.科学发现幸福的关键［J］．参考信息，2009-01-28(9)．

[10]朱葆伟.工程活动的伦理问题［J］．哲学动态，2006，(9):37～44．

[11]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J］．新华文摘，2007，(10):90～92．

[12]段培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科学基础［N］．学习时报，2009-02-09(3)．

[13]中国沿海海平面将加速上升.百科知识，2009(6，上):9．

[14]廖福霖.生态生产力导论［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1．

[15]孙大伟.生态生产力是最大的生产力［J］．自然辩证法研究(增刊)，2009:119～122．

[16]何怀远.发展观的价值维度——“生产主义”的批判与超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04．

[17]倪志安.马克思主义实践生产力观的当代解读［J］．哲学研究，2007，(6):18～22．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142．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5．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4．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3．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60．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

[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