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与建议

1.结合国家战略大势，加快经济发展

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契机，优化对跨国公司的管理。结合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步伐，抓住政府体制改革和加强贸易便利化的契机，上海应逐步优化对跨国企业的管理。加强对外资企业进口的管理，对其实物投资进行较严格的监管，以利于实现先进的资本货物进口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带动出口结构优化的良性循环。为逐步改变我国主要作为外资低成本加工基地的面貌，使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高附加值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转换。

抓住科创中心建设契机，培育科技型跨国公司。上海应在利用外资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鼓励政策，在进出口管理、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为研发中心提供便利，促进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从事全球研发、基础研发的高层次研发中心。同时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本市科研计划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级科技开发项目、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请国家级技术中心认定。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提升跨国公司辐射效应。重点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鼓励上海港口物流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沿江港口的建设运营，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范围等；在加强与沿江地区电子通关衔接、推进贸易便利化方面，进一步打开东南亚、中西亚及欧盟市场，使上海成为我国向东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形成货物和服务贸易同步、国际和国内市场相互融通的发展格局，成为连接长江流域腹地和国际市场的枢纽节点。

抓住亚投行建设契机，加强跨国公司的投融资能力。上海未来必将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随着亚投行的设立，即使总部未必能落在上海，上海有关方面应积极争取将亚投行的运营总部或支付中心设在上海或者设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金融片区，这既可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支持，同时又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制度改革，促进人民币真正国际化，为跨国企业的发展提供真正的金融支持。

2.依托全球城市建设，制定合理政策

借鉴国外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提升政策扶持优势。上海应借鉴新加坡等城市的经验，制定更富针对性、灵活性的跨国公司发展扶持计划。对不同类型的地区总部应设立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或财政扶持计划，对进入优惠计划的跨国公司设立相应的门槛，一般应与地区总部对上海的贡献挂钩，如公司规模、税收贡献、本土人才培训、本地高层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的聘用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后确定进入扶持计划的企业对象。

遵守并合理利用国际规则，制定适当贸易政策。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如降低关税、进口自由化等。二是扩大内需，将经济规模做大，如采取政府采购等措施。三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市场进程。四是调整经济结构。另外，与投资和贸易国建立友好关系，通过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无偿出口技术、帮助当地解决环境治理和贫困等问题，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跨国公司提供好金融服务。从企业跨境融资的角度来看，取消境内企业、商业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简化境外上市、并购、设立银行分支机构等核准手续，无疑能提升金融助力企业海外投资的效率。

完善人力资本结构，弥补人力资源不足。尽管上海在人才储备的总体水平上，尤其是国际顶尖人才的储备方面与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有较大差距，但在中高层管理人才和技术研发人才方面，上海却独具“性价比”优势。为此，上海不仅要通过兴办高标准、多语种、个性化的国际学校，大力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的涉外医疗机构，以吸引海外顶尖的管理人才在上海集聚；同时更要从上海的人才储备的现实出发，在户籍和居住成本等方面，吸引国内高端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到上海来长期发展，从而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人才储备结构，为跨国公司在沪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保障。

3.顺应跨国公司发展趋势，吸引与培育并重

提升产业结构，强化外资政策的产业导向。调整发展高科技产业是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形式发展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上海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是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核心。保持密集型产业的稳步发展并提升其科技和附加值含量也是上海工业的一项必要选择。高科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要通过引进技术、资金以及产业组织和技术开发的作用形成一定的产业链，产生相互的带动效果。

重视合作研发，加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跨国公司需要重视建立长期合作的技术联盟：一是重视跨行业间的合作，强化对战略性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二是重视产业链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开展高效的长效的联合研发机制。跨国公司应该重视整合全球研发资源：一是开展国际委托研发和与海外大型企业联合研发；二是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目前一些日本大型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形成了研发网络，中国成为这些企业的亚洲研发中心。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重视对外投资的自律管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定海外投资行动指南以提高企业国际形象。上海要想继续对跨国企业保持吸引力，必须建立更完善、更明确的营商标准。一是提高透明度，政府应公布调查案件的数据和各执法机构的具体职责。二是畅通渠道，允许企业与监管机构沟通，进一步减少不确定性。三是保持公正，对国内企业和外国公司一视同仁，并缩小监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

【注释】

[1]江若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参与撰写人员：牛志勇、王丹、翟青、白澎、吴烨、徐冬莉。本文原载《科学发展》2016年5期，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