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评析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评析

尽管发达国家在减排温室气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方面，其立场非常一致，均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限排温室气体的行动；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框架公约》第四条第7款规定，拒绝承担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应过早地要求发展中国家设定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当前正向“后工业化”经济演变；而发展中国家仍在工业化的进程之中，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需要能源的支撑。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机制旨在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受益。因此，CDM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双赢机制：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项目级的合作，可以获得更好的技术、获得实现减排所需的资金甚至更多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近些年来，巴西一方面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推动环保理念革新。在国内采取措施，调整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建立气候变化基金。积极参加77国集团、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并制定每个行业的低碳战略，共同组成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同时还包括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交的减排、减少森林砍伐，以及钢铁冶炼和农牧业的法规。

埃及作为非洲具有代表意义的国家，对气候变化将产生的严重影响有清醒认识，政府和有关专家、学者给予此问题高度重视。埃及是《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早的签约国之一。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埃及明确反对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制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提供资金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责任，不能因目前的金融危机而逃避。并要求发达国家按照《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条文规定制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和提供资金的具体“执行计划”和建立相关“机制”，消除一切阻碍履行责任的障碍。埃及CDM领域的气候变化管理现状说明，在DNA组成机构、项目审核内容、审批流程和批准项目数量方面，尽管埃及无论是在项目注册数量、DNA（发展国家项目业主和指定国家管理机构）工作效率，还是民间企业对CDM的关注度上都不及中国，但在CDM项目管理和实施、项目审核的国情特色、咨询机构的规范、相关专业知识的研究和培训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