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评析

五、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评析

发达国家对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等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群雄纷争”来概括。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发起者，因其清洁能源在本国能源构成中比例较大，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较充足的资金，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问题进程的主要力量。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欧盟于2000年制定了《欧盟气候变化计划》，在政策上保障了欧盟对议定书在2008至2012年期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1990年水平减少8%的承诺。其内部成员在国内实行统一和协调政策措施，同时大力推行议定书中确定的排放贸易机制，降低减排成本。但在吸纳新成员后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内部协调难度相对增大。

在国际合作方面，欧盟大力推行气候外交。自感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被“边缘化”的欧盟，集中动用了双边和多边的外交网络，针对“拥有特殊关系的国家”广泛游说，力图将其拉入“欧盟阵营”。在2010年5月17日至19日接连举行的欧盟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的一系列峰会上，应对气候变化均是会谈的主要内容。相关决定被写入《马德里宣言》，该政治文件明确要求双方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欧盟借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举行峰会的机会，对与会的20国领导人进行公关，突显了要“抱团”应对气候变化的姿态。

美国在能源管理方面，对国内天然气生产实行扶持政策，同时应用先进技术，通过与企业密切合作，大范围推广环境保护的“最佳管理”方式。随着可再生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在竞争激烈的能源市场上，将出现多种可供选择的更有吸引力的清洁、经济和可靠的能源，这增加了国家能源供应的多样性。在能源合作方面，能源部和其他联邦机构将扩大与各州的合作，并通过国家公用事业部门、工业部门、州政府和社团的成本共担合作方式，促进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但2001年3月，以美国为代表的能源消耗大国或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较大的发达国家，由于担心减排行动对本国经济造成过重负担，反对立即采取减、限排措施。其基本出发点是尽量减少或避免承担减、限排义务，要求发展中大国承担减、限排义务。布什政府的气候变化新政策一方面是反击欧盟，继续与欧盟争夺气候变化谈判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是反击国际、国内批评和指责。美国在2009年6月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对“碳关税”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打着保护气候的幌子，搞“碳贸易保护主义”或“碳贸易歧视主义”，其目的是将“碳关税”作为打击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一个工具，以此争夺低碳经济的国际话语权。

日本对《京都议定书》有特殊感情，因其在世界上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上，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比方说大力采纳可再生能源，让建筑物实现零排放，在空调冷暖通风方面进行创新，推出下一代汽车、新一代管道系统等，促进先进技术的发展，并将这些措施都放到一揽子政策措施当中，从而鼓励日本国内和国外对这些领域的投资。2009年12月，日本推出新的增长战略，着力方面就是通过绿色创新来创造就业机会，并且要建设一个50万亿日元的环保市场。但另一方面，日本也认为《京都议定书》减排指标无充足依据，强制减排机制不符合各国的情况。日本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很高，很难减排，但日本电厂能耗比欧盟高，因此减排还存在一定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