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在境外的兴起与发展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在境外的兴起与发展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起，就开始了他们的宣传活动。但在最初的几年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并没有重视报刊这一重要的宣传武器，直至1900年后才开始创办自己的机关报，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工作。

《中国日报》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1900年1 月5日在香港创刊，由兴中会创办（图5．2）。由于港英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因而该报的具体筹备工作由孙中山委派的陈少白主持。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广东新会人，1899年冬奉孙中山之命、用“服部次郎”的日文化名潜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并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日报》的宣传内容，主要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状况与卖国罪行，介绍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资产阶级民权思想，鼓动人民起来投身反清革命、争取民主自由权利。该报还详尽报道了兴中会在惠州、广州等地发动的武装起义，对义和团的反帝反侵略行动明确表示支持。1902年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的保皇派报纸《岭海报》发表文章诬蔑这次起义扰乱社会治安、大逆不道，《中国日报》坚决驳斥这一谬论，同《岭海报》进行了为时月余的论战，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之嚆矢。中国日报馆同时还出版《中国旬报》，刊登译稿和长篇论说，设有“杂俎”专栏，利用广东民间喜闻乐见的粤讴、南音、班本等文艺体裁讴歌革命、讽刺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杂俎”专栏在《中国旬报》停刊后移入日报，改名《鼓吹录》，成为中国报纸最早的文艺副刊之一。中国日报馆还是当时革命党人策划、组织和联络武装起义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

图5．2　《中国日报》

继《中国日报》之后，《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革命派报刊先后在香港出版，由郑贯公等创办与主编。《世界公益报》创刊于1903年12月29日。由于言论过分激烈，为该报股东所不容，郑贯公力争无效，乃自行告退，重新集资另创《广东日报》，1904年8月31日创刊。1905年6月4日，郑贯公又在香港创办《唯一趣报有所谓》，简称《有所谓报》。该报取名“有所谓”，是因为郑贯公等人看到“故国濒危”，决定要“抒救时之策，鸣警世之钟”，再不能“无所谓”了。

在革命派报刊发展初期，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这些留日学生报刊，作为革命派报刊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力鼓吹民主革命，全面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推波助澜。1900年11月1日，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主办的《开智录》在横滨创刊，为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刊物，由郑贯公等创办。同年12 月6日，《译书汇编》在东京创刊，杨廷栋等创办，专门译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理》、斯宾塞的《政治哲学》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1901年5月10日，《国民报》在东京创刊，月刊，由秦力山等创办。该刊在第4期上发表章太炎撰写的《正仇满论》，驳斥梁启超“保皇扶满”的言论，为革命派从正面批驳保皇派的第一篇文章。1903年前后，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日益增多，留日学生办报活动进入高潮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同乡会名义出版的报刊。1902年12月14日，湖南留日学生会主办的《游学译编》月刊在东京创刊，杨毓麟主编，为第一个以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创办的刊物。1903年1月29日，湖北留日学生会主办的《湖北学生界》月刊在东京创刊，自第5期起改名为《汉声》。2月13日，直隶留日学生会主办的《直说》月刊在东京创刊。2月17日，浙江留日学生会主办的《浙江潮》月刊在东京创刊，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即在该刊上发表。4月27日，江苏旅日学生会主办的《江苏》月刊在东京创刊。该刊自第3期起就不用光绪年号而改用黄帝纪元，曾发表孙中山的来稿《支那保全分割合论》。

1905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其他革命组织决定联合起来，共举革命大业。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中国同盟会决定将6月3日在东京由各省留日学生联合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自己的机关报。但是，由于该报第2期发表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而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中国同盟会不得不另办《民报》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于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是一份大型时事性政论月刊，主编先后为胡汉民（第1至5期）、章太炎（第6至18期、第23 至24期）、陶成章（第19至22期）、汪精卫（在东京秘密编发的第25、26期）。孙中山亲自为《民报》撰写《发刊辞》，第一次将其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后被简称为“三民主义”，以作为《民报》的办刊宗旨。据此，《民报》的宣传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二是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三是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

《民报》创刊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担负着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即清除保皇派的思想影响，扫除革命发展的障碍。因此，《民报》一创刊，就以“主帅”的身份，同当时影响最大的保皇派报刊《新民丛报》展开论战。在《民报》创刊号上，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和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3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1906年春，《新民丛报》将其旨在反对民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汇编成《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对此，《民报》第3期以《号外》的形式公布胡汉民撰写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重大分歧问题归纳为12条，并连载汪精卫撰写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附驳〈新民丛报〉》，将论战的矛头直指《新民丛报》。自第7期起，章太炎接编《民报》并充当大论战的主将，先后发表了《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等13篇论文和多篇杂文。这场大论战的主题，一是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二是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建立共和政体，三是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四是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之祸。这场大论战，持续到1907年冬《新民丛报》停刊止，为时一年半，以《民报》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不仅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而且还为辛亥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许多原来支持保皇派的人士转变了立场，纷纷退出保皇会，加入同盟会。

《民报》的宣传活动，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受到清朝政府的忌恨与日本政府的关注。1908年10月，《民报》第24期因发表汤增璧撰写的论文《革命之心理》而被日本政府以“扰乱秩序”、“破坏治安”为由下令禁售，并对《民报》及其主编章太炎提出起诉。12月12日，日本法院作出章太炎及《民报》有罪并罚款的判决，迫使《民报》休刊。之后，《民报》在东京秘密编发过两期后于1910年2月终刊。

《民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进入了大发展的新阶段。除《民报》外，这一时期在日本创办的革命派报刊还有李叔同等人主办的《醒狮》、柳亚子等人主办的《复报》以及一大批各地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的报刊。这一时期革命派人士在海外其他地区出版的革命报刊还有：在新加坡出版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和《南侨日报》，在槟榔屿出版的《槟城日报》和《光华日报》，在吉隆坡出版的《吉隆坡日报》和《四州日报》，在印尼出版的《泗滨日报》、《民铎报》、《苏门答腊报》和《华报铎》，在西贡出版的《美南日报》、《湄南日报》、《华暹日报》和《同侨报》，在仰光出版的《光华报》、《进化报》和《全缅公报》，在马尼拉出版的《公理报》，在檀香山出版的《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和《启智报》，在旧金山出版的《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在温哥华出版的《华美日报》、《大汉报》，在秘鲁出版的《民醒日报》，在墨尔本出版的《警东日报》，在悉尼出版的《民国报》等等。

【注释】

[1]引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见《戊戌变法》（4），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2]梁启超著：《饮冰室主人自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3]引自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3—125页。

[4]同上，第35页。

[5]引自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

[6]1904年10月17日，具有革命倾向的报人卞小吾在重庆创办《重庆日报》，聘日本人竹川藤太郎担任社长以自保。该报勇于抨击清廷腐败、鼓吹民主革命，为当地政府所忌恨。1905年6月1日，卞小吾被地方当局诱捕，旋解往成都省城监狱拘押，其主办的《重庆日报》被迫停刊。6月12日，卞小吾在成都狱中被一个受收买的囚犯乱刀捅死，遗体各部有刀伤23处。

[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页。

[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