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中的新闻事业

一、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中的新闻事业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从1957年至1965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正当中国的新闻工作改革蓬勃开展的时候，国际形势出现了动荡，如“批判斯大林”、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而国内也出现了罢工、罢课等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泽东及时研究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才能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才能巩固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载。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释这次整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帮助党整风。从此，整风成为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心，“鸣放”成为整风时期的关键词。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和各地各级党报立即转移到以整风为核心任务的宣传报道中来。各地报纸纷纷发表社论，阐释整风运动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动员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到整风运动中来。它们以大量篇幅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在这些发言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其中难免有些偏激情绪和不妥之处。对此，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予以鼓励。《人民日报》这种支持“鸣放”的态度，带动和鼓励了其他各报的“大鸣大放”，其中最为活跃的有《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在报道整风的同时，新闻界也就自身工作开展了“鸣放”。5月16日至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与会人员有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山西等地的新闻工作者200多人。与会代表就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上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涉及的主要方面有: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新闻工作中的影响，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党报的性质、作用与任务;新闻自由与新闻体制;中国报纸的传统;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等。与会者积极“争鸣”各抒己见，提出的许多意见很有建设性，但也有些意见有片面性或比较偏激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对这些意见加以分析、研究、批评和引导是有必要的。

在新闻界和全国各界积极进行“大鸣大放”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由此，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拉开大幕。一时间，报刊上反击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3]，包括一些新闻工作者。据统计，6月11日至9月底，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的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有104人;到1958年2月，上海市揭发的新闻界“右派分子”有72人，其中《文汇报》有21人，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

反右派斗争对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界影响巨大，教训也极为深刻。在1957年宣传报道整风时，全国新闻界一派活跃气氛。其中有极少数人和极少数新闻作品，乘机否定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此进行批判是有必要的，但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不少人被错划、错批。“左”倾思想从此呈现上升势头，1956年开展的新闻工作改革也因此停止，不再提及。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给各行各业、包括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从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中，至少可以认识到两点:第一，新闻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既要反“左”，又要防右;第二，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点与规律，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办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