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外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这本来是件大好事，目的是纯洁我党的作风，改进工作，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运动刚开始时还是健康的，但当时全国形势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有极少数人借党整风之际，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他们提出“轮流坐庄”“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要“党的干部下台”，在学校要“取消党委制”等等，这些议论及主张，在全国和学校中一度造成极大混乱。

针对全国形势，中共中央于当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提出对右派进行反击。

从此，“反对右派”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学校更不例外。当时我们党委提出：一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指示；二是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我在党委会上提出：要接受“三反五反”的教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定指标。确实是有言论、有行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要弄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要保护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又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要保护。

上世纪50年代的北邮大门

当然，我的这些意见是冒着很大风险提出来的。当时会上就有个别同志向我指出说：“你右倾。”党委书记孟贵民同志主持会议，他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是基本，就是说，不要公开提‘保护’二字，内部严格掌握。”

开始几次，市委大学部坚持对几位老教授一定要公开戴右派帽子，我再三说明不够条件。最后没办法，我俩明确表示，如果一定要给他们公开戴帽子，就先把我俩撤下来。因我们有绝对把握，他们没有右派言论，更没有右派行为。

在“整风运动”初期，学院中一些教授们曾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如叶××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今不如昔。邮电学院名不副实，根本没有邮政方面的专业，赞成学生提出的改为‘电信工程学院’。”蔡××说：“现在什么都要党委说了算，行政领导干部有职无权，工作无法开展。”还有几位，如陈××、周××、胡××等，都是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老教授，也曾发表过一些意见。

对于这些正常的批评意见，我们不认为是右派言行。所以，我和孟贵民同志多次晚上直接跑到市委大学部部长家中，向他反复申述我们的理由。最后，经北京市委研究决定，对这几位教授的处理，同意我们的意见，不公开批判，不公开戴右派帽子，但要作内部控制。我们戏称为“装在口袋的见不得人的右派”。

就这样，几位有名望的老教授都未受到公开批判。

但接着，又搞起了“双反交心”和“红专辩论”运动。上面提出，高等院校要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具体标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北京市委决定在学校中组织大辩论，要求党委领导先以身作则，反对官气、霸气、阔气、骄气、傲气等等，号召全院师生贴大字报，打倒“五气”，当革命的促进派。还提出，把“三心二意”变成“一心一意”。

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全院贴出的大字报就有十万多张。在批判“资产阶级教学观点、教学思想”时，许多学生在大食堂或大教室里设立了“西瓜园地”，集中对一些教师进行指名道姓、急风暴雨式的揭发批判和“火烧”，还把一部分人当成了右派。

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我自己也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当时，有部分学生和教师贴出大字报，要求更改校名说：“邮电学院名不副实，根本没有邮政专业。”提出改名为“电信工程学院”。我认为有道理，就也在大字报上面签了名。

后来，在邮电部党组扩大会上，邮政总局的一位局长就提出责难说：“有人想把学校分离出邮电部。”“脱离邮电部的领导，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并且院党委主要领导人都签了名。”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有了1952-1953年“三反五反”扩大化的教训，所以，总的来说，我坚持了原则，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了一部分有名望的老教授。尽管后来在“文革”中，造反派们进行批斗，说我“包庇大右派”等等，但我内心是坦然的。我是坚决维护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