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的春风并没有使春天真正的到来。1957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180°地转折,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就在部分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踊跃发表言论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为巩固政权,再次掀起了一场群众运动,即“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由此,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由正确转向错误,更加“左”倾。
这场“反右”斗争与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完全不同。思想改造运动是相对温和的,采取的方式是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只是被要求写材料交代历史和检讨自己,被当作团结的对象；“反右”斗争则猛烈得多,其方式有“批斗”“劳教”“下放”。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不论是经过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培养的新知识分子都成了斗争的对象,中共中央认为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几乎彻底否定了思想改造的成绩。
“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共导致多达55万人被定为“右派”,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其中有98%是划错了的。[13]科技界在这次“反右”斗争中一度受到严重迫害。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钱伟长都遭到批斗,其家属也受到牵连。大量科技人才被撤职、下放、劳改……一个个原本在实验室和教室潜心研究和教学的科研人员被无辜冤枉成反动分子,被剥夺工作机会,被强制参与重体力劳动。他们饱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处在绝望的边缘。“向科学进军”激起的斗志和“百家争鸣”燃起的热情骤然被熄灭,科学家们陷入无边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事实上自建国以来,旧知识分子一直在积极地接受思想改造,他们自认为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已经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更让他们感到自己被共产党所接受,被当作国家建设的一分子,这对于有着中国“士”文化精神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是最珍贵的,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但是“反右”斗争让这一切都改变了,原本被视为“国宝”的科学家,如今被当作国家和人民的“异己”、扣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原本是“国家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如今却与“地、富、反、坏”化为一类。如此地颠倒黑白,伤害的不仅仅是被错误的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而是整个知识界,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何谈科技发展！
“反右”斗争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此,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频频发起责难,“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要又信又不信”“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4]。对科技界知识分子政治上不信任导致对其业务的怀疑。学校、科研院所、工厂、农村等全社会各行各业由此产生了“科学家只懂书本,不懂实际”的错误看法,对科技界知识分子的贬低、歧视直接影响了科技在国家建设中的应用,不但科技工作受到影响,科技文化事业严重受阻,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因此而慢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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