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话语，符号学与语义学

(一)语言与话语，符号学与语义学

利科在语言哲学研究上的出发点是把语言与话语(discourse)明确区别开来，并由此进一步把符号学和语义学区别开来。利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既表现出他在何种程度上分别接受索绪尔、本维尼斯特(E.Benveniste)等人的影响，也表现出他对结构语言学作了哪些批评和革新。

索绪尔在20世纪初早已提出语言(langag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语言是本质的，言语是偶然的，语言是同质的，言语是异质的。他由此建议把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区别开，并认为语言的语言学是主要的，因为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利科对索绪尔的这一区分在语言学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自索绪尔以后，“语言学家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正是因为他为了信码而把信息括起来，为了系统而把事件括起来，为了结构而把意向括起来，为了同时态系统中组合的条理性而把行为的随意性括起来。”^[2]

但是，对于索绪尔的这种结构模型，利科其实是不满意的，因为按照这种结构模型，语言不再表现为心灵与事物之间的中介，而构成一个它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词项只与同一系统中的其他词项发生联系。用利科的话来说，在这种模型中，“语言不再被看成是‘生活的形式’，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而是被看做一个自足的、具有内在关系的系统。在这个极点上，作为话语的语言便消失不见了。”^[3]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利科仿效本维尼斯特的办法，用符号和语句的区分取代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按照本维尼斯特的观点，语言的语言学和话语的语言学建立在不同的单位之上:符号是语言的基础单位，语句则是话语的基础单位。音位、词位等都是一些由其内部的对立关系规定的符号，语句本身则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种具有无限多样性的特别创造。利科十分赞赏本维尼斯特的这个观点，认为当我们从语言的单位(符号)过渡到一种由语句构成的新单位时，我们实际上改变了层次。这已经不再是语言的单位，而是言语或话语的单位。通过改变单位，我们也改变了功能，或者说，从结构过渡到功能。

利科认为，他关于符号和语句的区分不同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中，只有语言是同质的，而言语则是异质的、个人的、偶然的。他却认为言语也有它自己的结构，这种结构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也是不能归约的。这个结构就是语句本身的综合结构，它与那些由分离实体组成的分析结构是不同的。

从符号和语句的区别出发，利科进一步提出语言和话语的区别。在他看来，这一区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话语是在时间中实现的，是在此时此刻实现的，而语言系统则是虚象的(virtual)，它处于时间之外。第二，语言中没有主体，即没有说话者，而话语则借助于一套复杂的指示词(如人称代词)而反过来指称它的说出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话语的事例是自我指称的。事件的特征现在又与说话者联系起来了;事件就在于某人说话这个事实，即某人采用说话的形式来表达他自己。第三，语言中的符号只与同一体系内的其他符号发生关系，而话语总是要涉及某物，涉及它声称要描述、表达或表现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事件就是世界通过话语而进入语言之中。第四，语言只是思想交流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它为思想交流提供了信码(code)，但只有在话语中才能实现各种信息的交换。因此，话语不仅有一个世界，而且有另一个人，即一个与它面对的谈话者。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是一种在短暂时间中发生的信息交换，是一种能被开始、延续或中断的对话。他说:“所有这些特征总合起来就构成作为一个事件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只有当语言在话语中得到实现时，即我们的语言能力在完成言语行为中得到实现时，才会出现。”^[4]

利科强调语言和话语的区别，并认为话语优越于语言或语言系统。他说:“系统其实并不存在。它仅仅具有一种虚象的存在。只有信息才给语言提供了现实性。话语为语言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因为只有分离的、在每时每刻都有所不同的话语行为才使信码得到实现。”^[5]

利科明确表示，他之所以用“话语”取代“言语”这个词，其目的不仅在于强调一切话语所依据的这个新单位(语句)的特殊性，而且在于使符号学和语义学之间的区别合法化，因为这两门学科分别建立在符号和语句这两种不同的单位之上。在他看来，符号学和语义学这两门学科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反映出一个阶梯式的层次。符号学的对象(符号)仅仅是虚象的，只有语句作为说话的事件才是现实的。因此，仅仅把同一种方法扩大应用于比较复杂的整体的办法，是不能从作为词汇符号的词过渡到语句的。语句不是一个较大的或者较复杂的词，而是一个新的实体。可以把语句分解为词，但是词是某种不同于语句的东西。语句是一个整体，不能把这个整体归约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语句由词组成，但它不是从它由以组成的各个词中推演出来的一种功能。语句是由符号组成的，但语句本身不是符号。

利科强调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区分，同时也主张把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欧洲大陆的语言学家侧重于符号学的研究，例如，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特别是本维尼斯特首先提出语言和话语的区分，其后又提出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区分。英美的一些从事语言分析的哲学家则侧重于语义学的研究，例如罗素和斯特劳森的指称理论，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等，他们大多不大注意欧洲大陆语言学家在符号学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利科主张把这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他说:“但是，随着语言的语言学研究对人文科学作出了许多贡献，人们再也不能简单地对话语和语言的相互关系置之不理。现在，任何人想使自己的研究跟上时代潮流，都必须采取把话语和语言加以对比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这里，必须由一种受语言学影响的语义学以一种比较吃力的方式，通过一条与语言的语言学相对抗这条曲折的道路，去取得英语国家的哲学语义学以直接的方式和比较容易地取得的那些成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