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_职业技术教育与县

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_职业技术教育与县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

一、县域的起源

县作为我国行政建制、行政区划的名称，历史悠久。

县最早出现于楚国，时间在公元前700～前600年。那时的楚、秦、晋等大国为有效地控制被其兼并的小国，将所兼并的区域设置为县，国君直接派官员统治，当时的治县长官设为县大夫或县令、县尹。我国的县起源于春秋，推广于战国，定制于秦。据《通典》记载，“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则县大而郡小，故有列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至于战国，则郡大而县小矣”。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诸国混战、相互兼并的时代。当时，诸侯掠土，列国争霸，出于对新征服地区实施控制而演化出县制。另据《辞源》记载：“古称邦畿千里之地为县，后亦称王畿内都邑为县。其后诸侯境内之地亦称县”，可见县制确实有个逐渐推广的过程。

我国县制出现除政治、军事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春秋之前的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它是以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到东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井田制的推行，逐渐有了公田和私田之分，随着私田的出现，一方面调动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土地征收贡赋的问题。人口和土地关系需要相对稳定，贡赋则需“相地而征”，不论从生产力还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都需要一定的行政组织来协调、操作，县制恰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www.guayunfan.com)

二、县的演变与县域经济的形成

在历史上，起初各国所置的县大小不一，比如，楚国的县比较大，而晋国的县比较多而面积较小，但战国以后，县已逐步成为拥有一定政治、军事组织和完整的赋税制度[1]的行政单元。秦统一后，废除了世袭分封制度，总结完善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管理制度，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后随疆域的拓展增至四十八郡，郡下置若干县，县按户口多寡将治县长官分称为“令”、“长”，基本上确定了县制。

自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广泛实行郡县制后，汉承秦制，以后历朝历代的各行政层次曾有较大的变化，唯独县制没有废设。秦时期，县分上、中、下[2]三等。万户以上的县是“令”，万户以下的县置“长”，县的大小不同，治县的机构设置与政治、军事、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同。汉朝沿袭了秦的郡县制，其县的名称有县、国、邑、道等。据《汉书百官表》记载，列侯所食县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县称“邑”，有蛮夷（少数民族）的县称“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郡县之上增加了州的建制，其县置县令（长），基本职能与汉代相同。北魏则有改革，为鼓励县长官，促进其理县治县，规定能静一县者，兼理二县，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升迁为郡守。隋朝统一中国后，把前朝的州、郡、县三级行政改为州、县两级制，且裁并了一些州、县，并首次实行了“科举”选官制。唐、宋时期分别实行道、州、县制和路、州、县、乡制。元朝实行的是行省、路、州、县制。明朝推行省、府（州）、县制。

较晚近的清朝实行省、道、府（州）、县、里制，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划分为省、道、县、城镇四级行政区域，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行政分为省、行政监察区、县（市）、乡镇四级。据有关资料，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设县1962个。

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将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行政大区、省、地（市）、县、乡（镇）五级，1953年后取消大区，形成现在四级地方行政管理层次。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不断有县级市或县被撤并进入市区（市辖区），所以县级市或县的数量实际是不断减少的。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有2853个县级行区划单位，其中857个市辖区，369个县级市，1456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本书所研究的县域经济是指除去857个市辖区之外的县级区划单元经济。全国县域内陆地国土面积874万多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1%；2011年，全国县域内人口总数达8.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5.72%，除四个直辖市和广东省外，其余26个省份的县域人口比例均超过50%。

总之，从历朝历代和行政区划看，县这一层次行政区划历经两千多年无朝敢废，从未中断，最为稳定，一直称为县，甚至有许多县名两千多年来一直沿用，许多县其区划范围变化也不大。正是由于县域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也大致相同，因此，县域内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区块背景。长期以来，县是国家行政 和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城市联系乡村，沟通国家与民众的关键环节。

三、县域经济的发展轨迹

自我国的县制出现后，赋税经济，即税率的稳定，税物、税金的征收、管理、送交，一直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的传统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化儒愚民、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效应愈积愈深，自唐宋盛世后我国县域经济开始变得越来越单一，县域自足型单一农业经济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萧条，整个封建王朝也由兴盛走向衰败，由富强走向贫弱，由先进走向落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县域经济获得了“三次解放”，国民经济也随之实现了“两次提速”。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700亿斤粮食的地租。1952年，粮食产量因此比1949年增加了45%，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8%。1952～1958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7.7%，高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3个百分点。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1.7倍，增长幅度创历史最高。1979～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增长9.4%，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3%左右的速度。第三次是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正式使用“县域”概念，发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使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2008年起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县域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2011年，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24.14万亿元，为全国GDP的51.04%，占到半壁江山；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2万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25.07%。

但是，我国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工业化与城市化，长期采取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政策。县域经济为城市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城市经济在县域经济的摇篮中发育、成长。 据统计，1950～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每年提取农业剩余净额155亿元，用于城市与工业发展。1979～1997年，每年净提取811亿元，是改革前的5.2倍；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土地2.7亿亩，用于城区扩容、修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有6万亿～10万亿元以上的差价被城市经济吸走。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县域经济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城市经济时代。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1992年中国进行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真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1997年，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启动内需，城市化进程加快。到2000年，中国设市城市从1980年的223个增加到663个，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这期间，城市发展政策很多，但针对农村的政策却很少，也不到位，对县域经济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农村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在1980年后逐渐放缓，发展速度更是大大下降。 2003年，县域经济GDP为6.45万亿，占全国GDP的55.15%。到2010年，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20.11万亿元，占全国GDP的比例下降到50.54%。2011年，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24.1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1.04%，虽然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03的比率。2010年，全国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值为22580元，只占全国的75.30%。 全国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有10160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25.02%。从全国县域经济平均规模来看，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平均100.7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5.09亿元，明显低于城区相关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