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世界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睁眼看世界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二节　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门被迫打开，为抵抗侵略，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由于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缺乏西方的军事技术，因此思想界在最初阶段首先是对西方技术文化的认识。这一倾向贯穿在林则徐、魏源和冯桂芬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活动中，也浸透在洋务派的实践中。他们深刻感受到向西方学习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正如魏源所提出的“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他在序言中写道“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实质上可看成是我国科学教育的初衷。为了制夷，从而走上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的道路。

一、坚船利炮下士大夫的觉醒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一个拥有八十万军队的庞大帝国，竟惨败于这支起初只有4000名士兵的军队。从表面的原因来说，就是军备废弛、技不如人。清王朝自十七世纪中叶统一中国之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期，国家虽有八九十万常备军，但没有一支比较集中的部队，出于镇压人民的需要，分散驻防于各地。主要的八旗绿营名为国家军队，但除了出征作战的职能外，平时担负的勤务差役十分繁重，国家没有十分独立的、装备精良的出征作战部队。清军50%～70%使用刀、矛、斧、戟等兵器，只有30%～50%装备有鸟枪、抬枪等简陋兵器。火炮由各地雇请匠人铸造，质量低下、规格不一、种类繁杂。清军虽也设有水师，但只在大河或近海活动，主要用于缉捕海盗，最大的战船安装大炮不过十门。

英国军队无论装备还是军队素质与清军是完全不同的。英军部队已普遍使用步枪，火炮技术也相当发达，炮身重量从几百、几千直到万余斤不等。英军数量虽不多，却已经是一支初具现代规模的多兵种合成的军队，陆海军各兵种分工明确，战斗力强。而且英国的海军已称霸世界多年，拥有五百余艘舰艇，大的军舰有三层甲板，安炮多达一百二十门。因此，掌握先进技术和军制的英国军队，自然能凭其坚船利炮及机动灵活的战法一举击破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组织混乱却又自高自大的清军。(www.guayunfan.com)

当时的一批开明士大夫已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距。近代初期的这批开明士大夫是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改良派，也有人称之为“经世派”。他们都认为西方战胜中国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林则徐在督粤期间，就指出英军“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其后的徐继畲在他的《瀛寰志略》中也多次提到“火器之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深浅，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目不见，一昼夜约千余里”，“可谓精能之至”。(9)

“敢于正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改变妄自尊大的自欺观念，承认外国列强军事上有长于我国的‘长技’，这是在为‘制夷’而‘悉夷’所取得的认识上的一大收获。”(10)在认识到“夷之长技”之后，经世派在正面承认双方的差距之后，着手策划如何化敌所长为我所长的对策，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这一主张最先出自林则徐倡导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这无疑是向处于天朝美梦中的国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雏形。在林则徐之后，继承并不断发扬其思想的就是魏源，他在著作《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明确主张“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11)。并经过不断概括，正式提出了“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2)的方针。这一主张，诚如王韬所言：“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13)

二、魏源其人

魏源，字默深，原名远达，号良图，湖南省邵阳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期家道中落，过着清寒的生活，“家贫无书，假之族塾”。他好学用功，读书常至深夜，“夜则燃豆秸，母绩子读，欣欣忘贫”。在他七岁时开始入家塾读书，13岁中县试头名，19岁时就读岳麓书院，这对魏源影响很大，从此胸怀经世之志，忧民之心。1814年，魏源到达京城，在那住了三年，这期间认识了许多挚友。尤其是师从晚清今文大师刘逢禄先生，这对魏源今后的行动及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25—1839年，魏源先后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巡抚陶澍幕中任职，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主持《皇朝经世文编》纂辑事宜，写下了《筹漕篇》、《筹鹾篇》等文章，对海运、票盐、水运诸政多所建言。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参加了两江总督裕廉幕府，在浙江积极投身于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清政府政治、军事腐败，认为非更法图强不能救国。他将自身长期积累的材料撰写成《圣武记》十四卷，在书中利用清初的武功，激励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希望以此来激发人们抗敌卫国的爱国热情。但徒有热情还远远不够，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差别，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为此，魏源在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之下，在早期求学时期“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以及在林则徐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孕育了向西方学习的经世思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魏源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时期，国家日益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百姓。目睹这一现状，他认为，国家政令不行，理财无人，治兵无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者脱离实际的治学方法以及国家缺乏治国人才，官吏贪赃枉法。而要改变这种局势的主要手段就是研究西洋的“器异货币”，吸收西洋军事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通商裕民的目的。

治国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教育，“经世致用”思想也是魏源改革旧教育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人才。因此，学习经书必须遵循实用的原则，“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14)。因此，他强调结合现实斗争学习古代典籍，打破专事训诂、考据的学习方法。就是说，学习一定要结合实际，能够“亲历诸身”，付诸实际，这才称得上是真正通经的人。这对乾嘉时期学者只藏身于故纸堆，是一种突破。

由于魏源以前的乾嘉学派仅趋于考据一途，只做纯学术的研究，致力于声韵训诂之学，而脱离国计民生。所以齐思和先生认为魏源能“开一时之风气，继往而开来，守先而待后，系乎百余年学术之升沉者也”。魏源在经学、子学、历史、地理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反对拘泥古制，主张因事制宜，适时变法。1825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代编《皇朝经世文编》一书。这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综合了清代道光以前的经世学说，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时代新风，是书为乾嘉到道咸间从闭门考据走向经世致用的代表作之一。此书一出，掀起了一股经世旋风，续书者甚多，表明晚清学者已从乾嘉考据之风转向从事实际社会政治经济事务，转向社会弊政的改革和史地疆防之学，为鸦片战争之后开眼看世界，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从政治上改制维新的戊戌变法运动准备了历史条件。(15)在史学上，他编有《圣武记》、《元史新编》两书。其中《圣武记》作于鸦片战争炮火声中。魏源目睹了腐败的晚清政府面对强敌压境的狼狈，以及军队的愚昧无知和纪律败坏，深感有责任利用清朝历代武功的历史，激发道光皇帝和全国人民的抗敌热情。此书记载了清王朝自关外开国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主要军事行动，是研究清朝历史的必读史料。为此，好友龚自珍赞赏魏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魏源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客观分析了中国在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国情等方面与西方存在的差别，认识到“彼国之长技”之后，就号召向西方学习，革除封建积弊，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号召。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

1841年，在浙江镇海军营效力的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被道光帝谴戍新疆。从杭州动身被贬谪边疆的林则徐路过江口，魏源赶至镇江迎接。两位五年未见的老友慷慨时事，对榻长谈，感叹万千。这次会面，两人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战败的话题，均感慨“欲制夷患，必筹夷情”。于是，林则徐把自己所辑成的《四洲志》托付给魏源，希望他在此基础上编成一部真正能反映国外情况的书。

同年七月，魏源参加了负责定海防务的两江总督裕谦幕，亲临定海抗敌前线，并参与对英俘的审讯，写成《英吉利小传》，进一步加深了对中英双方实战的了解，增进了对西洋“长技”的认识。于是，魏源开始高瞻远瞩，发愤著书。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不久，魏源就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参以历代史志及西人记录，编撰成《海国图志》一书。巨著《海国图志》在1842年底完成了50卷，后在1847年补增到60卷，1852年再增补至100卷。由于《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匆匆辑录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而成，而且在这扩充的过程中，资料奇缺，所以魏源只能依赖于“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16)，可以说都是传闻、猜测及大量的第二手材料拼凑起来，因此，《海国图志》的内容没能达到林则徐和魏源预期的目标。但其积极影响却是显著的，《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夷情夷俗”，主要记述了世界各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大型的世界政经史地著作。

但我们说，《海国图志》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此，而是反映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救国救民主张的《筹海篇》。在该篇中，魏源将林则徐的主张概括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让国人冲破“天朝上国”这种夜郎自大的观念，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这对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乃至近邻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奠定了其在近代思想史上无可替代的开创地位。总结“师夷长技”说给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师夷长技”的内容，不仅包括军事方面，也初步涉及民用工业，为我国民用工业的最初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源认为，学习西人之长技应该包括军事和民用两方面。军事方面，“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洋兵练兵之法”(17)。魏源主张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的做法，聘用西洋人传习船炮技术，购买洋船、洋炮。并认为，只要这么做，则“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因此，他提倡向西方学习火器、战舰的建造，还建议在广东设立造船厂、机器局，聘请法国、美国技术人员，教造船、行船及制炮、用炮之法。这样便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在倡导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同时，还初步提出了学习西方民用技术，建设中国民用工业的主张，这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

魏源在《筹海篇》里明确讲了船炮制造工业可以兼作民用工业的好处。他认为，国家设立造船厂之后，“非徒造战舰也”，还可以造用作交通运输的商船和邮船。机器局设立后，不仅可以造枪炮，同时“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车、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药局之可推广者二”(18)。他倡导办民营企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当然，魏源认为建立机器局也可以制造民用器械，他的直接目的还在于兴办造船铸炮的事业，但是他却道出了，一旦开始学习外国的长技，仅限于军事方面是不现实的，势必还要学习其他工业技术。为此，若在中国真正开始“师夷长技”，必然会成为我国兴办近代工业的一个突破口。

（2）除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及设立造船厂、机器局外，还提出必须培养专门人才，选拔和任用有实学能治国的人才，开改革教育取士制度之先河。在“师夷长技”的过程中，只有习其铸造、驾弩、攻击，才能使中国人学到西人之长，“不必依赖于外夷”。所以，仅仅招聘外国人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培养本国人才。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国家缺乏经邦治国的人才，指出：“官无不才，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葸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19)

关于军事人才的培养，魏源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要学习西方“专以造舶、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并主张先在广东福建设立水师科，选拔水师将官。认识到国家缺乏经邦治国的人才，并指出了人才培养的主张，魏源还进一步指出了选举人才的方法。他认为清政府的科举制度，以八股文、试帖诗为主要内容，只重形式没有真才实学，这是产生舞文弄笔的庸才的根源。在《筹海篇》中，魏源明确指出了八股取士的危害。建议国家仿照西洋办法，在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用以选拔海军人才。并指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机器局出身”，或者是“由舵工、水手、枪手出身”。这种要求从有实践经验的人中去选拔人才的提议，是大胆的、进步的，魏源还进一步提出，选拔人才的制度应该执行如下原则：“知水师者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武备不能舍船炮而专重弓马”。这样的选拔人才制度，在当时来看，是有远见卓识的、符合实际的。

（3）“师夷长技”的提出，还具有开风气的先导作用。随着“师夷长技”的提出，在社会上引发了学习枪炮、火药和火器制造的热潮。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有关枪炮火药制造和火器攻防方面的书籍有二十几种，主要包括：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汪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以及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20)

除了著作的大量出现之外，还出现了一股学习和钻研西洋舰炮技艺的热潮。比如，广州十三行商会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试验制作新式火炮，潘仕成在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师夷长技”说的提出，使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一时之间成为风气。特别是《海国图志》问世后，风行于知识界，“市贾纷雕镌，辇下诸要人，争买不计钱”(21)。这在当时国内还有大部分人将外国先进科学技术鄙视为夷狄的“奇技淫巧”，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魏源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要求改革封建教育，主张学习实用知识，丰富了中国教育史的内容。尤其是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对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有巨大的影响。

“师夷长技”，是中国一批封建士大夫开始放眼看世界的先兆，他们开始深思中外形势和战争胜负的根源。目睹战争的惨败和借助西方传教士的零散介绍的帮助，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优越性，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要求，于是，便助成了“师夷长技”的社会思潮的悄然形成。“师夷长技”说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史上是划时代的第一枪，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也正是从“师夷长技”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学习的最初历程。

但由于时代局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遗憾。“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反映了一代开明的有头脑的封建士大夫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见识，在历史上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它是在目睹西方船坚炮利的现实，痛心中国“天朝上国”被辱见侮的事实，所提出的一种应急的措施。但这也埋下了中国从西学东渐之始，即注目于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而无视其科学的倾向。

图8-1　科学活动的产生

“师夷长技”说的提出，只是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船坚炮利，反映了当时经世派思想家的科学观是一种器物科学观。西方人的“长技”本来是科学技术，但这些开明士大夫却将这种物质载体，这一科学的表面，当成是科学的全部。表明了当时的经世派，包括林则徐、魏源在内，对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还了解得不够透彻，没有理解“真正的科学是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发展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是以一定的文化为背景的，其中包括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方法的累积和科学观念的背景等。如图8-1所示。

科学活动离不开社会，科学的过程是社会建构的过程。科学教育、科学课程的任务绝不是或不主要是对个别科学片段、零散的科学知识的掌握，因为这只是让学生获得了有限的“对物”的了解，而不是对整个科学文化的理解。

同时，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的同时，“夷”的观念并未消除，民族虚骄心态依然存在；学习模仿西方有余，自主创新意识略显不足；对封建制度的腐败落后认识还远远不够，只满足于一些枝节上的修修补补。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作为最古老、最成熟的传统社会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向西方探索求知的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加强封建统治，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力图在维护国家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此，提出了“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