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风波_渐摄与融构_中西

同文馆风波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四节　同文馆风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猛烈攻击。然而封建统治者却依然麻木不仁，自认为是“天朝上国”。西方先进的科学及技术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奇技淫巧”，采取因循守旧的顽固态度，不看现实，不看世界潮流。在这种愚昧、落后的政策统治下，社会风气死气沉沉。教育的内容亦是如此，千篇一律，只有四书五经。而且绝大多数人的学习目的，也只不过是准备在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以便取得功名。

洋务运动的推行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次最初尝试，出于“师夷”、“制夷”的目的，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与外国交涉的需要，更有一些进步人士开始注意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动乱时期，我国教学内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新式学堂出现，天文、算学在中国官方学堂开设，这都为中国近代科技教育打开了缺口。

虽然从表面上看，“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洋务派之兴办军工业，其目的不过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但从买炮买船发展到自己动手造炮造船，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要自己造炮造船，就必须培养会操作乃至会制造这些机器的人。曾国藩的举措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从赴广州重金采购洋枪洋炮，逐渐发展到招揽华蘅芳、徐寿等科技专家，“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求“自强之道”。(34)

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但这是旧的教育体制所不可能满足的，于是就萌生了对现代科学教育的需要。弈?上奏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之后，必有成效。”(35)就这样，学习西方世界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文明成果这一时代课题，通过洋务运动而被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进程。同文馆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www.guayunfan.com)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标志着中国第一所现代形式学校的建立。说是第一所现代形式的学校，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①在时间上，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②在设立的目的上，京师同文馆是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为科举服务和培养官吏为目的的；③在教学内容上，与传统高等教育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不同，它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为主，1868年又增加了天文、算学科目；④在教学安排上，有明确的学程规定，京师同文馆有5年和8年两种学程，对不同资质和年龄的学生的学习进程有不同的要求；⑤在性质上，京师同文馆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逻辑发展的结果。由此可知，把京师同文馆列在首创的地位，其理由是充分的。京师同文馆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正如曾在京师同文馆担任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五十年后的回忆中所评价的：“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新教育潮流之所以日臻蓬勃，来源虽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却是五十年前在北京设立的一个研究外国语文的小学校——同文馆。”(36)

一、京师同文馆的创办

1858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续约》。在此续约中，英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攫取了更多的在华利益，甚至在外交上提出：三年以内，中英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必须采用英文而辅以中文，但遇两国文义发生矛盾时，则以英文为正义；三年以后，文书只得采用英文而不得使用中文。但当时的中国官员都不懂得外文，培养我国自己的翻译人员迫在眉睫。为此，主持总理各国衙门事物的恭亲王奕?以及文祥、桂良等人，上疏奏请设立同文馆，以培养一批通晓外文的外交人才。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0年1月），奕?等上奏“统计全局”之议，请求设立“同文馆”。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奏请设立，奏请中称：“查外国交涉事件，必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办，一切隔膜，安能望其妥协？从前俄罗斯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良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法、英、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37)

“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又说：“各国均以重赀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因此请求设立京师同文馆，以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从以上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文馆初设的宗旨。

同治九年（1862），奕?等又上《奏设同文馆折》，并呈《同文馆章程》，拟定同文馆章程六条，规定了学生的来源、教师的聘用、考试的办法、学成以后的任用，以及经费的来源和使用等。同治皇帝很快就御批：“依议！”京师同文馆遂成立。

在这份奏折中，关于设立同文馆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难题。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聘请西人教习，教授八旗学生外国语言文字，其办学宗旨即纯为培养译员而设的外语学校。同时，它确实也为我国培养出了首批翻译官员。许多学生毕业后还被派往清廷驻外大使馆任翻译官员。

二、新旧派的同文馆之争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洋务派一系列措施的推行，赢得了开明人士的极力推崇，冯桂芬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根据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写出了《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充分肯定了设立同文馆的意义，指出：“前见总理衙门文，新设同文馆，招八旗学生，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是。”

同时，京师同文馆在创立之初，因为仅仅是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规模不大，所以并没有引起顽固派的反对。到了同治五年十一月五日（1866），奕?的奏请开始引起改革派与顽固派之争。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奕?奏请在专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同文馆里，增设天文馆、算学馆，先行天文、算学教育。这实际上成了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最早开始，也反映了国人对西学科技教育认识的最初程度。

对于天文、算学馆设立的理由，奕?在其奏折中说明得很清楚：“开馆求才，古无成格，唯延揽之方张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同治元年七月间设立同文馆，延请英、法、俄三国教师，分馆教习，各馆学生系由八旗咨取年在十四岁内外。迄今几及五载，各馆学生于洋文洋话尚能领略，唯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现仍督令该学生等将洋文翻译汉文，以冀精进。袛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在奕?看来，欲改变当时中国武器落后的状况，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必先学习基础理论。这也就是说，天文学和算学是机器、轮船制造的根本，如果不加学习，对西洋技艺只能学习其皮毛，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故“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现添设一馆……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同时拟定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1866年末，奕?再次上奏：“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籍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徒费钱粮，仍无俾于实际。”(38)

自然科学课程的设置，使同文馆由单纯学习外文的文科学校逐渐成为兼习科学技术的综合性学校，标志着科学开始渗透到传统教育制度之中。此后，又设立了观象台、格致馆，有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试验设备和实验教学，说明当时中国已初步具有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萌芽，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在京师同文馆中增设“算学馆”的提议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招来了顽固派的抵制。同文馆之争，距鸦片战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中国在和西方列强的几次较量中，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中，中国已多次受挫。国人普遍承认洋人的船炮之利，但仍有一些守旧顽固派不肯承认洋人船炮之利，如湖南名士王闿运认为“火轮者至拙之船”、“洋炮者至拙之器”。

在守旧派看来，一旦引进西学这种异端，势必动摇传统经典的权威。他们认为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洋人”，是士大夫的奇耻大辱。一位御史甚至认为这是“习见机巧”。在他看来，要自强，最重要的是“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39)。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1867），掌山东道御史张盛藻也上奏，反对以“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坚决认定“正途科甲”人员的责任应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炮之理乎？”他还提到：“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正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40)一时之间，反对之声充斥京城，在京城甚至还流传着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大学士倭仁更是态度尖锐地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41)作为当时被士大夫阶层极其推崇的理学大师，倭仁的奏折一出，使得没有人敢去投考同文馆。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初八日、三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倭仁连续上奏，反对“师事夷人”，主张“立罢此议”。倭仁等人反对让正途出身的科甲人员“拜异类为师”；也反对让正途出身的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认为不该让饱读孔孟之书的士子们去向外国人学习“奇技淫巧”，这有悖于“严夷夏之防”之古训，更有悖于“道艺之辨”的遗教，认为“师法西人可耻”、“工匠之事，儒不屑为”等。从以上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辩论可知，顽固派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的理由主要有两条：①天文、算学不过是技巧末艺，持以自强救国，是本末倒置；②“奉夷为师”，必会导致“变而从夷”，祸国殃民。

除了顽固派的反对之外，当时阻碍西学在我国学堂中顺利开创的另一原因是学生不想学。“今之一般学者，于进习专门学科时，常群趋于文、哲、艺术、政治、法律方面而视科学为畏途，其原因固非尽处于升官发财之象，乃自幼缺乏科学观念，少受科学训练。”

面对顽固派的种种责难以及现实的无奈，奕?上折进行种种答辩，针对倭仁提出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奕?从三方面对其进行了反驳：①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②识时务者都“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都明白“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③“道义空谈”只会耽误国事，是不能“制敌之命”的。同时还拟呈了《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招生范围也规定从“科甲正途出身”人员扩展到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员等；次年五月，又推荐《瀛环志略》的作者太仆寺卿徐继畲，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这些措施的推行，保证了天文、算学馆的建立。

但洋务派的反驳也暴露了他们理论上的贫乏和软弱，他们无力回答“礼义忠信”为内容的传统圣贤之道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不敢否定“礼义为立国之本”的判断；也不敢否定科学技术是“末”，提倡学天文、算学，也只是要学员们去掌握技术中的“理”，而不是要他们去操作技巧。洋务派文化观念上的软弱性，是由于他们既没有对固有的文化传统做任何批判反省，也没有对西方文化全面了解，而只是对技巧及有限的自然科学的肤浅认识所造成的。这是洋务派本身的缺陷，也是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于京师同文馆，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更大的争论发生在1867年，恰逢京师同文馆第一届三年期满时，奕?试图将天文、数学等诸多西学纳入同文馆教学，并决定招收举人、贡生以及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来同文馆，同时要求翰林院的翰林们也来参加学习。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反对。

经过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多次争论，虽然顽固派百般阻挠，但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以及随着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深化，除了极少数顽固守旧分子继续坚持西方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而加以反对之外，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认识。

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冯焌光、郑藻如于1870年起草了一份《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其中写道：“泰西之学入我中国，自明天启中利玛窦始，继踵而至者如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戴进贤诸辈，各有撰述，所阐格致之学，略有端倪。近年墨海书馆译有几何、重学、谈天、代数诸书，海内传观，大约信疑参半。而京师同文馆丁君韪良近刻《格物入门》，分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力学、化学、算学七卷，亦已各举其纲，尚待实证诸用。夫西士究心，惟在实学，既不同世之自矜独得者驰骛元虚，而我中国之亟当讲求者，又在乎确为实济，立见施行。(42)①

这段话肯定了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士大夫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普遍清醒的认识。1886年，格致书院进行课考，考题为“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结果几乎所有考卷把科学技术提到了显要位置，有人认为“欲求富强，必先格致”，也有人指出西国“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

部分思想家开始提出以“格致之学”充实和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主张打破原有僵化的知识结构，用新鲜的科技教育部分地取代传统的八股教育。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到：“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沈葆桢也提到：“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43)

同文馆之争，表面上是关于正途科甲人员是否应该学习天文、算学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涉及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守旧派认为处于“末”的地位的西学无关紧要，甚至有害而无利。洋务派则认为西学是西方各国的富强之术，中国要强盛起来必须引进西学。可惜的是，他们理解的西学只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长技对于富国强兵是必需的，但它们在整个文化价值观中处于什么地位，洋务派并没有明确说明。所以说，借京师同文馆中设立“算学馆”之争引发的“中学西学之争”，对于洋务派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促使他们对西学作深入考察，以为采西学提供更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重视对待中学的论述，需要把重视中学教学作为实施西学教学的必要条件，借以防堵“变夷为夏”一类的指责。

同时，同文馆之争，距鸦片战争已过了20多年，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已吃过几次亏，但仍有国人不肯向西方学习，这真是时代的悲哀。在1867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开学，学生们用英文念经济、历史、地理、物理等，发展极快。但在中国，改革是不容易的，牵涉几千年来都被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更是不容易变更。同文馆风波，显示了这张堆放着儒家经典的古老书桌是坚固沉重、很难移动的。

三、京师同文馆中的西学课程

京师同文馆的出现标志着近代学科在我国的发轫。随着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在与顽固派的论证中所取得的胜利，京师同文馆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初步具有高等性质的学堂，增加了实用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

京师同文馆作为我国第一所新式学堂，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教师担任。为此，同文馆的教师（当时称教习），最初暂聘外国人担任，逐渐由本国人代替。后因课程补充，大部分学科中国国内又无人讲授，只好继续聘请外籍教习，仅中国语文和算学二科由中国教习担任。这些外国教习几乎担任了所有的外语课程和绝大部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课程。如当时的自然科学教习分为算学教习、化学教习、天文教习、格致教习；技术科学教习有医学教习。

同治八年（1869），丁韪良开始担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他是京师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1850年来到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的翻译，曾参加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年六月到北京，在京师同文馆担任英文和万国公法教习。1869—1894年任同文馆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建立后，又任该校总教习。1916年去世于北京。

同治六年，算学馆成立后，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开始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在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期间，还制定了较完善的教学内容：除英、法、俄、德、日等国语言文字外，自算学馆成立后，将西方近代某些自然科学列入课程，有计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万国公法等课，按学制规定，八年的课程安排是：(44)

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讲求格致。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以上课程，“惟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可期成就，否则年数虽加，亦难望有成。至西语则当始终勤习，无或间断；而天文、化学、测地诸学，欲精其艺者，必分途而力求之；或一年，或数年，不可限定；此其大纲。至于细目，仍宜与各馆教习随时体察，酌量变通可也。”“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藉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课程安排为：

首年，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二年，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至于医学未列课程者，盖非诸生必由之径，或随时涉于体骨等论，以广学识，或俟堂宪谕令而专习之皆可。”(45)

由以上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算学、化学、物理、天文学等近代课程已经在京师同文馆的学科设置中占有一定比例，突破了京师同文馆创建初期只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以经史为主的单一的课程设置。同时还在天文馆下分设弧三角班、代数班、数学头班、二班这四个班级。

除此之外，京师同文馆还先后设立了若干教辅机构，有印书处、化学实验室、博物馆、观星（象）台、物理实验室等。关于观星（象）台的建立，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新的天文学需要新的观象台，这是无可辩驳的。总理衙门也承认他的必要，答允择得适当地址，即行设立。但是每择一处，地神（风水）便与古时的泰坦（Titans）诸神一样，挑战上天，差不多整整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得了一处不犯风水的地方。一八八八年，总理衙门改组了，迷信略减，渴望已久的上谕方才颁下，限定不许高过三层，然而即此三层的高度，已足以使邻近的房地跌价了。假如他是教会建的，早会被群众掀倒了；但是他是上谕许建的，大家只好摇摇手，默默地走开。”(46)由此可见，观星（象）台是在大费周折之后才得以建立的，实在来之不易。也可见，当时国人对于科学还并不理解。

除此之外，京师同文馆还积极翻译国外著作。1866年以后，同文馆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第一所兼学科学知识与外语的高等学校，师生翻译了一批西方科学书籍。按同文馆的教学计划，外国语的学习与翻译西方书籍和外交文件紧紧结合起来，按规定，自第五学年开始，联系译书都是外语学习的必修课目。后来，同文馆设译文局，增纂修官。同文馆译书范围很广，有经济学、万国公法、地理、化学、解剖、医药、生理等方面，而且规定教习、学生译书有成就的，均有奖励。据不完全统计，同文馆的译书有31种，包括《格物入门》、《化学指南》、《万国公法》、《富国策》、《各国史略》等。(47)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和传播，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改变着中国人民的学术思想，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人们开始认识到“省虚文而收实效，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48)。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改变了以文为主的传统教育内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开始列入正式课程，按照同文馆的教学计划，外国史地、代数、物理、几何、化学、机器制造、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等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必学的教育内容。它的成立，是中国近代最早按照资本主义教育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教育的模式，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除此之外，还将西方近代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移植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在肯定同文馆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同文馆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孱弱婴儿，它的身上既保留了封建痼疾，又反映出外国侵略的烙印。

同文馆一开始就被外国侵略者控制，同文馆的经费是从海关办公费中提取三成。而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实际上，赫德操纵着同文馆的财政大权。自1869年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校长），控制同文馆达二十五年之久。丁韪良自述，就同文馆来说：“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49)同文馆的教员除汉文教师外，只有算学馆的李善兰是中国人，其他都是外籍教师。在教学内容上，渗透宗教观念。丁韪良曾直言不讳地坦承：“在我最初任教的教室里面，原先有份公告，订有规则数条，禁止教授《圣经》，及我就任校长以后，馆中提调便把它去了，教否已任我的自由。以同文馆的性质而论，正式讲授宗教本是不许的，但我却常常和学生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的教授，如教本中遇到有关于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50)

为此，评判之声自同文馆创办之时起，就一直不绝。如当时的御史陈其彰也对同文馆提出批评，奏请整顿同文馆。他说：“计自开馆以来，已历三十余年，问有造诣精纯，洞悉时务，卓为有用之才乎？所请之洋教师果确知其教法精通，名望出众，为西国上等人乎？授受之法固不甚精，而近年情弊之多，尤非初设馆时可比。”当然，任何新事物必然是在不断的争论中所产生的，而先进的事物最终必将突破种种阻碍，得到发展。

四、同文馆影响下新式学堂的兴起

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下，开明士人都纷纷奏请，在各地方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技术。如冯桂芬就建议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广东等地设立同文馆，他多次指出：“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禀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51)“愚以为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途。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52)

除了建议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广州设馆之外，冯桂芬还认为这是我国要强盛于西方的开始：“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似亦无难，于洋务岂曰小补之哉。”(53)由此可见，在冯桂芬看来，所设立的新式学堂不仅仅只是简单地仿照京师同文馆，而是努力要把单纯的外语学校改为全面学习西学的学校。

冯桂芬的这一思想也代表着奕?、李鸿章等人的思想，为此，很快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同治二年二月（1863），李鸿章以江苏巡抚名义上奏，请于上海、广州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在阐明“西人所擅长”的各科西学时，指出应尽译其未译之书，还需“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54)。

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同意在上海仿照同文馆设立学馆，又下达《上谕》给广州将军克吉泰等，同意在广州也设立学馆。但对于李鸿章建议教学内容增加各科西学，清政府并没有采纳，仍重申“该馆学生专习外国语言文字”，并且还特意限定：“不准西人藉端影射，将天主教暗中传习。”(55)

虽然清朝廷没有采纳李鸿章在学馆中增加各科西学的建议，但也没有坚决反对。为此，李鸿章在冯桂芬、郭嵩焘等人的协助下，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其教学内容，采纳了冯桂芬“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学”的见解，认定学算学是学西学的基础：“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因此，上海广方言馆的《试办章程》规定：“凡肄业者，算学与西文并须逐日讲习，其余经史各类，随其资禀所近分习之。专习算学者，听从其便。”(56)1864年6月，郭嵩焘正式主持广州同文馆开馆，学馆章程仿照上海广方言馆的定章，还指出“取能算学，有裨西学之实用者”，将算学看成是学习西学的基础学科。

算学与外文，一并列为必修课；算学专业，还可以“听便”不学经史各类。由此可见，上海广方言馆以及广州同文馆的建立，已经把算学看成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的基础学科来看待，这是我国科学教育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除了广方言馆以及广州同文馆的成立之外，1867年，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又出现了一所新式学校，即福州船政学堂，这是左宗棠所创办旨在培养一批掌握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人才的新式学堂。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在他晚年时，还记得在那里和尚诵读佛经，学生朗读外语，相伴成趣的场面。福建船政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海军学校，是洋务运动时期比较成功的一所专业技术学校。

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新式学堂，但前者只培养外语人才，虽有争议，但影响不大。同文馆创设之初，学生只有十名，后来又添设法文馆、俄文馆，各馆也只有十名学生，以后有所增加，到了光绪十三年（1877）学生增加到120人，这是最多的数字，一直到同文馆停办为止都没有超过。据最初的同文馆章程规定，学生来自八旗，“此项学生，臣等前在八旗中仅挑取二十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将来传补将次完竣，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汉文、年在十五岁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由臣等酌量录取，挨次传补”(57)，后来学生入馆需经过考试，自算学馆成立后，才扩大了学生的来源，所以影响范围并不大。而福建船政学堂只是从平民中选拔学生，并培养纯粹的技术人才，所以并没有招致很大的反对，为此在引进西学的规模上，远远比京师同文馆大得多。

福建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分别学习造船和驾驶，故又分别称为制造学堂和驾驶学堂。前学堂所学习的外语是法语，开设西学课程有：法语、算术、代数、函数、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力学等课程，学生还要参加实习。设计专业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微积分、透视原理、船用蒸汽机结构和法语。与造船有关的绘事院和艺圃也由法国人执教，绘事院的主要课程有法语、算术、平面几何、代数、画法几何等。艺圃的课程主要有法语、算术、代数、平面几何、画法几何、绘画、机械图说等。

福建船政学堂驾驶学堂所学习的外语是英语，开设的西学课程有英语、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地理等。练船学堂开设有航海术、炮术、指挥、数学等，管轮学堂则设有英语、算术、几何、绘图、机械制图、船上机械操作规则等，如表8-2所示。(58)

表8-2　福建船政学堂西学课程表

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认为是我国科学教育的兴起。这不仅是因为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开始在学堂中传播与我国传统知识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开始增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因素，埋下我国近代科学的种子。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过于重视实用科学技术的学习，而忽视了基础科学理论知识。

这些兴起的新式学堂，也纷纷仿效京师同文馆，聘请外籍教师。为此，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传授在洋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中大大增加。

如福建船政学堂在开办之初，由日意格等传教士安排课程。他们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为前、后学堂设置了不同的教学内容（见表8-2）。这些课程的设置，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大量引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标志着我国科学教育萌芽的兴起，是我国最早形态的科学教育。虽然郑观应曾批评说：“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

当然，在福建船政学堂，我国传统的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沈葆桢所说的：“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所以，必须“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义理”。可见，洋务教育虽然担当了时代的角色，放出一丝西学的异彩，但仍无力超脱历史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