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模式的重新构思_渐摄与融构_中西

学校模式的重新构思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三节　学校模式的重新构思

在西方学术、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艾儒略的《西学凡》一书中对于西方教育制度、课程设置等的介绍，我国的一些启蒙学者和教育家，开始对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重新审视，试图构建有别当时官学和已经官学化的书院的新式学校模式。

一、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经世致用之学取士

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天下知识分子都沉溺于八股，尽弃经世致用之学。而学校则成为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都是八股文，教师则为词章记诵之师。诚如黄宗羲所言：“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业，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5)

面对这样的现状，在西学的影响下，徐光启等人在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下，以及市民阶层的发展和市民意识的渗透，对于选拨人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建议朝廷招收研习历法的人才，而不必只是拘泥于儒生官吏。除了徐光启之外，黄宗羲也反对八股取士，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教育。在选拔人才方面，他主张重经世之学，提出掌握历算、乐律、测望、占候、水利等在“绝学”上有所发明的人，都应该授以官职。顾炎武在提出取消八股程式的同时，也主张改进和扩大考试内容，少些形式主义，多些实事之务。虽然顾炎武的求实，还是偏重于经史方面，与徐光启所指的实用之学有所不同，但是，其求实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在经学传统的大范围内还是有所突破和前进的。(www.guayunfan.com)

更值得一提的是，陆世仪面临明朝的灭亡，国家没有可用的人才，特提出了“试以实事”的主张，认为教育应当为治国平天下服务。在陆世仪看来，“夫吾所谓才者，其气足以配道义，其力足以任事功，其聪明才辨足以上下古今而推倒一世，然后镕之以学问，深之以义理，此则圣贤之资而凝道之器也”。这种关于人才的见解，是对我国“考试专取于文字即可”的传统的挑战。对于人才，他更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提出了“试以实事”的考试主张。这一考试主张，首先提出学校中平日的季考月课，不能只是“为文字相知耳”，而应当“分理学、经济二科，设为学问。理学如‘颜子所好何学’之类，经济则举时务之切要者。每科数条，观其所答优劣。德行优者，养之庠序；经济优者，措之施行”。(6)

“试以实事”的考试制度，是主张将考试分为经义和治事两项，经义要重大义，不能专取词藻，若专取词藻，“则仍诗赋足矣，何必经义”；于治事一类，一是要重策议，二是要选取有实才者，措之施行。其中，重策议，目的是让士子关心时务，重视对治世之术的学习，通古知今，若以八股取士，“出仕之后与未出仕之先，学问顿成两截，将何以为忠君爱国之用”。除了经义和治事两项考试外，还必须考察学生的实际能力，使那些身怀一技之长者，“或边才，或水利，或天文之类”，均能得到重用。虽然有人认为陆世仪“试以实事”的考试主张，还是很朦胧的，只是在科举考试的框架中稍作修改，并没有对究竟如何按照“试以实事”的原则去选拔人才做出阐述，但“试以实事”的考试主张，作为明清之际启蒙教育思想的产物，对之后科举制的废除、近代学校体制的建立仍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在陆世仪之后，黄宗羲的主张更为深刻。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养士的地方，更是议论天下是非的场所，“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对于“试以实事”的考试制度，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提出了荐举之法、辟召之法和绝学人才的选拔。其中，这里的“绝学”是指“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称之为“绝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西学所擅长的这些技艺，在中国古代也是相当发达的，只是现在已失传，所以称之为绝学。在黄宗羲看来，这些“绝学”是与民生疾苦和日用关系非常密切的，都属于真才实学，所以士子应当精通这些技艺。黄宗羲所构想的取士制度，反映在教育上则注重培养能限制君权、且能建立事功、为百姓服务的人才。所以说，黄宗羲所构想的取士制度，比陆世仪的“试以实事”更具民主思想的光辉，正如梁启超所评价的：“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十七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二、改造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兴起奠定基础

明清之际，旧式学校的教学内容、人才观、考试内容等都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书院自出现之时起就主张异于官学，倡导学术自由，反对个性束缚，但随着科举制的不断推行及变态发展，许多书院几乎成为了科举的附庸。于是，一些启蒙教育思想家开始纷纷以书院为基点，要求以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学术风尚改造旧教育制度，建立有别于当时的官学和已经官学化的书院的新式学校，如颜元所创设的漳南书院。

明末清初的启蒙教育思想家在思想理论上为书院的改革和近代学堂的兴起，铺垫了道路，具体表现如下。

（1）将书院研习理学的传统，改造为学习科学的内容。这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但基本上都区别了理学与科学，将理学“格物致知”的命题，改造为学习自然科学及其他各项实用之学的总纲领。在知行观上，都不局限于理学道德修养上的践履，将“行”体现为实验和实践，并以之为“知”的基础，且用“行”来检验“知”，而“知”又对“行”有指导作用。同时，这些启蒙思想家还秉持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批能为天地造实绩的圣贤，即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者，而不是“执笔呻吟，坐而论道”者。

（2）在书院扩充实学内容，借传统书院的形式，重新构建新型的学校模式。这些启蒙思想家们都按照书院的传统，以研究学问、关心世事为己任，对传统书院的教育内容、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进行大胆的改造，主张在书院中增加算学、天学、舆地等知识。他们认为真儒学孕育于一技一艺之中，一技一艺都是实用之学。例如，漳南书院除了“教以读讲作文应时之外”，还教学生“习礼、习射、习书数、举石、超距、技击、歌舞”，设立艺能斋、文事斋等，试图构建新型的学校模式。

在颜元之后，力图改变传统的书院模式，促成近代学堂兴起的是梅文鼎。梅文鼎所标举的教学内容范围更广，除一切“经济有用”之学，如医方、六数、制器、审音、丹经、“子集百家众流，兼收并蓄”外，还包括列朝记载等，其核心是数学。虽然梅文鼎一直秉持数学等原本就源于中国，但其对学校教学内容改革的主张，还是推动了我国近代学校的发展。他极力推崇数学，欲创办与以往不同的学校，专门讲授天文、历算知识，在制度上应该是“略仿苏湖规制，于经义之余，兼综庶务”。这种将数学、天文学与四书五经并举为学校的课程，使之作为一门不依附经典而独立的科学传授给学生的设想，对当时书院的改革及新式学堂的兴起都有积极的示范和倡导作用。

晚明学风空疏，士子多空谈性命，或埋头举子业，以求仕进，而对于国家存亡、民生疾苦很少关心。究其根源，就在于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正如容肇祖所指出的：“到明太祖时，更把经义的体裁，严密地规定了，这叫做八股。考试制度，以八股为去取的标准，这即所谓科目。科目为做官的惟一的路径……这种考试的制度，只可制造成若干陋儒。”(7)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疾呼选取人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试以实事”的考试制度，对旧式书院的教学内容、人才观等进行批判和改革，试图建立新式学堂，由此形成了我国学校制度发展、近代教育革新的重要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