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留美_渐摄与融构_中西

幼童留美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二节　幼童留美

一直以来，清政府都将自己看成是天朝上国，各国与中国交往，都是“万方来朝”，没有国和国之间平等的外交关系。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才被迫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很多国家纷纷来中国派遣使节驻京，同时还要求我国也派遣使节到各国。但总理衙门却认为，各国到中国通商传教，是要派遣使者，而我国是不需要到国外办事的，所以无须派遣使节。这种现状到1867年才开始得到改变，“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潮流正朝她涌来”。但大清国打开国门，第一次向西方国家派遣外交使臣，不是中国人，而是当时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而正是他，与数年后中国的“幼童留美”有直接的联系。

蒲安臣曾出使中国五年，他悉心洞察中国的风俗民情，深深叹服我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就在1867年他任期即满准备回国时，恭亲王等人希望他离华后，向各缔约国解释中国的困难，并转达中国对各国的友好诚意。1867年11月21日，清政府正式下旨，派蒲安臣担任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担任我国第一任出使欧美各国的使臣。1868年，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的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须照所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批准的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理学堂。”这为日后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奠定了法律基础。

正是在这份条约影响下，1872年，我国出现了近代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即留美幼童，其倡导者是容闳。舒新城曾指出：“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3)

容闳出生于广东珠海。1835年，七岁的他被父母送到澳门一所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Miss Gutzlaff）所创办的学校念书。这是一所教会所办的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学校”。马礼逊学校在1843年迁到香港，是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中文教学讲四书、做八股文。英文教学，有英文写作、地理、声乐、几何、历史。14岁时容闳入读马礼逊学校。在那里，他对西学有了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47年1月，如先前的留学生一样，他随同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人布朗（Samuel R.Brown），以及同班同学黄宽、黄胜一同赴美留学，成为了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www.guayunfan.com)

容闳等三人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相当于高中）。在那里学习一年后，黄胜因病回国了。两年后，容闳完成学业，于1850年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在1854年顺利毕业，获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在西方国家留学并取得正规毕业文凭的第一人。

1855年春，容闳回到了中国。回国后，他极力希望用西方文明来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860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容闳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改良社会的建议。在这七条建议中，其中就有四条与教育有关：“设立军事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建设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设立各种实业学校。”(4)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没能被采纳。1863年，曾国藩通过当时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邀请容闳为筹建中的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此后，取得了曾国藩的信任，为日后留美幼童的派遣奠定了基础。

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到总理衙门向奕?表示，他将请假回国，如选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同前往美国观览美国风土人情，似亦甚便。于是，奕?就以“自中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为理由，向朝廷呈交上奏。奕?在奏折中表示：同文馆学生内，有些人对外国语言文字均能粗识大概，如果能到美国游历一番，可以增广见闻，有助于学习。因此，清政府选派“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现年六十三岁，系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善禄管领下人，因病呈请回旗，于咸丰七年在捐输助赈案内加捐副护军参领衔。前年五月间，经总税务司赫德延请办理文案，并伊子笔帖式广英。襄办年余以来，均尚妥洽，拟令臣衙门劄令该员及伊子笔帖式广英，同该学生等，与赫德前往”。同时，也对随行人员提出了要求：“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5)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遴选人员出洋考察。

同治六年（1867），又选派志刚、孙家榖等赴各国游历考察，这些出国考察的人员回国之后，这样描述国外情况：“于海外情形，业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于是，就有了“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的理念。这可以算是我国“留学出洋”的开端。

1867年12月，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改革中国教育的计划，共有四条：①建议政府组织一个合资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国人为股东；②选派学生出洋留学，为国家储备人才；③政府应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④禁止教会干涉任命诉讼，以防外力入侵。在这份计划中，容闳真正希望其能成者，就是第二条：“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确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6)容闳的计划得到了丁日昌的肯定，便将“条陈四则”转交军机大臣文祥代奏。可无奈，文祥不久就去世了，条陈随被搁置。

而情况却因1870年的“天津教案”发生了转机。在外国势力逐渐渗入中国的大背景下，民众之间充斥着仇外心理。1870年春，“传教士挖中国弃婴的眼睛制药”的谣言四起。许多民众残杀法国天主教徒，烧毁教堂和医院。曾国藩和丁日昌等前往天津处理中法危机。而容闳也被招到天津，当丁日昌的翻译。“天津教案”事件处理完毕之后，容闳便请丁日昌向曾国藩建议留学计划，曾国藩同意了。

正当我国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筹划学生出洋留学之时，1868年，中美两国签署了《蒲安臣条约》，为我国“幼童留美”提供了可能。同时，美国一些轮船公司也表示愿意免费运送中国学生到美国。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促成了我国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的实现。

1871年4月，容闳、陈兰彬二人拟订了幼童出洋学习规程。1871年8月16日，曾国藩、李鸿章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附章程），强调幼童出洋留学的重大意义：“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7)所附的章程共12条，主要内容有：在上海设局挑选留洋幼童，年龄应为十三四岁至二十岁，十五年后，按年分批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选送幼童出洋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个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同时，还对留学幼童须严加管理和考核等。

曾国藩和李鸿章随后又对奏稿进行了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译奏”呈太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等人同意了曾国藩、李鸿章的上奏，认为“均属妥协可行”。奏折开宗明义，请求选拔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技艺：“两江总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回顾近年来和官员们多次会商派留学生的过程后认为：“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8)可见，此时的李鸿章、曾国藩已经认识到在军事实力的背后，还包括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因此，除了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外，也要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们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1871年9月9日，留学计划获得了批准办理的圣旨，“依议，钦此”。终于，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一事历经种种波折之后尘埃落定了。

为了使幼童留学计划顺利推行，1871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肄业局，为预备赴美的学生教授基础英语。容闳还在1872年2月17日，给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写信：“政府最希望他们在美国学习的领域包括军事、航海、医学、法律和建筑工程。在科学方面，他们应该掌握化学、自然哲学、地质学、天文学。”与此同时，容闳先行赴美，在一些私人家庭中为留学生安排住处，并在麻省的斯伯林斐设立了中国出洋局办事处，后改为中国留学事务所。官方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美留学的15年，政府负责衣食住行全部开销，还有大学毕业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

但在当时依然将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视为“正途”的年代，人们对出洋留学十分冷淡，都不愿报名。留美幼童李恩富于1886年在美国出版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一书中，记述了当时人们对这次招生态度的真实记录：“实际上，当时几乎没有哪家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说住的是一些未开化的野蛮人。”为此，容闳还亲自到自己的故乡广东香山一带招生。

1872年2月27日，李鸿章、曾国藩再次上书，对原先制定的留学计划作了补充。同时，还提议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驻美国负责一切留学生工作。随后清政府决定挑选幼童及留学前的训练事宜则由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负责，主要由刘瀚青主持，还派遣五品衔监生曾恒忠担任翻译，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俊为中文教习，两人随同出洋。历经种种，幼童出洋留学这一划时代的创举终于缓缓拉开了序幕。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幼童30人，在陈兰彬、容闳等的带领下，起航去美国。1872年9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记录了留美幼童到达时的情形：“昨天到达的三十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以前到访美国的同胞们更加整洁。三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三十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9)

在美期间，中国学生依然必须“严格传授孔子思想，信仰儒教。另外，‘四书五经’和康熙皇帝制定的律令也将是他们常规课程的组成部分”(10)。这些被认为是治国、立家、做人的根本规范是不可动摇的。生怕这些留学生“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11)。洋务派的领袖沈葆桢在办福州船政学堂时就告诫学生，要“以中国之心通外国之机巧”，决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这也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共识。早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的《选派幼童赴美办理章程》中就有规定：“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康熙皇帝所写的告诫百姓做人道理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一书），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幼童蔡廷干、吴应科、吴仲贤等30人，由黄平甫带领赴美，另有广东籍学生7人，“自备资斧同往”；1874年11月17日，第三批幼童唐绍仪、梁如浩、周长龄等30人，由司马祁兆带领赴美；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刘玉麟、周传谔、王仁彬等30人由区谔良带领赴美，同行者还有英文教习邝其照、中文教习容汉三、刘云舫等。这四批留学生共120人，为我国第一代官派留学生。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的中学学习语言和文化基础知识，然后参加美国的大学考试。上大学所学的专业多为自然科学，有电学、医学、采矿、五金、土木工程等。

有资料显示，在这批留学生中，可查明的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进入了大学，其中有22位进入耶鲁大学。当时美国早期的大学多以文科为主，传导人文精神。而耶鲁大学在1847年率先成立以教授自然科学为主的雪菲儿德理工学院。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军事、矿业、铁路、制造等自然科学知识，因此，耶鲁大学成为了当时留美幼童的首选。这些留学生在那里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学成归来之后，对我国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极有影响。就以詹天佑所学的课程为例，可见当时留学生在美国所接受的课程体系。

詹天佑在美国所学的是铁路专业。第一年上学期所学课程包括：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基本绘图；第一年下学期：语文、物理、化学、数学（球面三角学）、基本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绘图测量。第二年他进入了土木工程系，上学期所学课程：数学、测量、图形几何、德文、法文；下学期：数学、力学、图形几何、地形学、测量、德文、法文。第三年上学期：野外工程、勘测铁路路线、计算路基土方、土木工程、凿石术、地质学、矿冶学、法文；下学期：土木工程、动力学、基本力学、蒸汽引擎、矿冶学、天文学、水力学、绘图、地质学、法文。这些留学生通过这样系统的西学学习，学成回国之后，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只可惜，好景不长，出洋留学计划仅仅只是昙花一现。

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多次上奏阐述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依然遭到了清政府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通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12)。但为了使留学计划顺利进行，曾国藩、李鸿章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特意请翰林出身，并在刑部任事20多年的陈兰彬作为出洋留学的正监督，此人为“老成端谨，中学较深”的守旧人士。正如丁日昌对容闳所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13)但这又恰恰为这次出洋留学计划埋下了祸根。李兰彬是熟读中国诗书的饱学人士，虽然算不上是顽固的守旧派，在制器、造船等方面，他也都站在洋务派一边。可是到了美国后，看到这些留学生的变化，还是对留学出洋提出了反对意见。

1872年9月，由陈兰彬、容闳带领的幼童抵达美国后，就按两三人一组的方式分住于当地居民家中，经过英文、汉语强化训练之后，开始进入当地的小学学习，毕业后，陆续考入中学及一些大学之中。在美学习期间，留学生们很快融入当地社会，思想迅速“西化”。他们开始对繁琐的封建礼节和枯燥的封建说教产生反感，有人甚至还剪去了辫子、剪西式发型，穿西装、上教堂做礼拜，开始模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曾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温秉忠回忆说：“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这些对他们的终生影响至大。幼童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了。”(14)酷爱运动的“留美幼童”还组成了一支“东方人棒球队”。就是这么一群留学生，当同龄的中国学生还被禁锢在令人窒息的老屋里时，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却都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接受到先进的、系统的科学知识。

但如此“自由独立的空气”，让深受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的陈兰彬感到不安，他认为留学生的这些行为是离经叛道的。但也曾作为留学生的容闳却认为一切都习以为常，于是，两人之间开始出现冲突。1875年，陈兰彬奉命赴古巴交涉虐待华工一事，随后区谔良前往美国，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1878年冬，区谔良被调回工部，陈兰彬就推荐留学反对派的吴子登接替其工作。吴子登本身就将学生留学外洋看成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15)。而且，吴子登上任后便“招各生到华盛顿事务局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不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16)。正因为如此，吴子登与容闳之间的矛盾急剧加深。

1880年4月1日，吴子登向全体留学生发布了《谕示》，部分内容如下：“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意。”“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功夫，即将四书温习，或相互讲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在发布《谕示》的同时，吴子登还发布了留学事务局的新守则，规定：“每值暑假，中国各生当全心全力研习中文。每月均须将所作中文课业呈送本局查考……另外，各生每月有三十页的中文功课，必须呈送本局，不得有误。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止教授……”(17)

到1880年，陈兰彬升为驻美公使后，吴子登、陈兰彬与容闳之间关于留美幼童的态度更是针锋相对。1881年初，陈兰彬与吴子登两人一同上奏朝廷，指出：“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18)

当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矛盾日益尖锐时，恰逢美国违背中美两国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两国关系紧张。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学习时，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现象，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他国家的劳工发生冲突，被政客利用，煽动起来发展成要求废除《蒲安臣条约》、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严词指责福建船政局和出洋留学事务局。他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还提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针对种种责难，容闳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求助于推切尔牧师，推切尔牧师等人联络了美国若干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写信给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其中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就这么写道：“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毁于一旦尽弃前功吗？”“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美国总统格兰德也写信给李鸿章表示：“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19)

虽然做了这样的努力，1881年3月5日，陈兰彬依然认为应该把幼童召回，他提议“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次者令在天津、上海各处机器、水雷等局专习一艺”。针对众多反对意见，李鸿章的意见是：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应该选择可成才的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同时，李鸿章还请陈兰彬挑选二十名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为刚刚开通的天津到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本以为这样既可以解决我国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可以以这二十名幼童撤回来“搪塞”反对者。但总理衙门却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

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初心。四月二十六日，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是日就获得清政府批准：“依议，钦此！”留美事务所也被撤销。容闳在其著作《西学东渐记》中对出洋学生调回一事表达了无限的惋惜：“遣送幼童留美诸事，此盖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也，而不旋踵间，留学事务所竟被解散矣，百三十之留学生幼童竟被撤回矣，予之事业其亦告终而已乎！所幸者，首批幼童中，有二三子坚忍不拔，勤奋精进，卒成经世之才。因其呼号援引，始得使中国学生复能万里来航研讨西学。中国之强，或在兹乎。”(20)

1881年8～9月，除了在洋病故的26人外，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学生120人中还有的94名学生分三批提前遣送回国，有许多学生还没有完成大学学业，更有人还在中学学习，但都不得不回国。如此中辍，实属“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令人惋惜。至此，我国首次官派留学生计划夭折了。对我国撤回留学生这一事，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变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21)

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时间有的近10年，有的只有5年，虽然时间都不长，但其中一些人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掌握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回国后，一部分人成为中国近代造船、火器、电报、铁路、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第一批科技专门人才。94人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在这些留美幼童中，还有后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清政府邮传部副大臣梁如浩、京张铁路的主持修建者詹天佑、天津北洋大学校长、清朝外务大臣梁敦彦等。同时，这些留学生也对当时中国的教育观念、社会心理等方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更有历史意义的是，容闳开办的留学教育开创了中国培养人才的新途径。由于这一途径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轨，绕开了洋务派学堂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模式，西方科学文化更迅速地洞贯中国。此后，封建保守势力再也无法将西学阻之于国门之外了。”(22)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一个事实，就在中国“幼童留美”的同一时代，美国也有日本留学生。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于中国1861年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力度大大超过中国。就在1871年，中国派遣第一批出洋留学生的前一年，日本派出政府代表团，访问世界各国，随团的有五十多名留学生，其中包括五名女孩。出发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其中一名女孩——津田梅子，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之后，留学生日益增多，到1873年已达到上千人，而中国才60人。同时，日本还将美国的教育制度搬到日本。中日两国共同在那个时代派遣留学生，两国都在近代化道路上竞争着。但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国却战败。在签订《马关条约》的谈判桌旁，一边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还有曾赴欧洲考察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另一边是李鸿章及他身边的三名“参事官”，他们分别是曾也为留学生的伍廷芳、罗丰禄和马建忠。完全不亚于日本人的西学人才，但在当时中国的制度之下，却完全不可能成为伊藤博文那样的人，去研究制度、改变制度。也正是这种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命运，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