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影响_渐摄与融构_中西

中国科学社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影响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三节　中国科学社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影响

作为我国科学社团的母体，中国科学社担当着建立我国科学研究及教育体系的重任。中国科学社在各专门学会的创建和发展上有示范与指导作用，它召开的年会是中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并促成了中国科学交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1915年创刊的《科学》，团聚和培养了众多科学人才，引导无数青年走向科学的殿堂；1922年创办的生物研究所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最为成功的科研机构的典范，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摇篮，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在此接受研究工作的训练，并开始其研究生涯。(19)193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发刊至今，宣传普及科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爱好者。中国科学社还建立了科学图书馆、科学出版机构等，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科学社促进并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及发展，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科学社自成立以来，一路砥砺前行，为中国的振兴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更是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科学社对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对于科学教育的提倡和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20)其中的主要推进人物任鸿隽更是我国阐述“科学教育”真义的第一人，提出了“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其在今日，科学之范围愈广，其教育之领域亦日增”，“而其言教育本旨，则仍主乎智，既主乎智，其不能离科学以言教育明矣”。(21)以任鸿隽为代表的科学社团对我国科学普及以及科学教育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科学》月刊的创办

《科学》月刊的创办，标志着科学社开始有组织、有步骤地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大量地介绍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科学发展情况。《科学》月刊比杜亚泉1900年在上海发刊的第一份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更体现时代气息和完整的科学精神，采用西文横排式样，由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定期出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现代化的综合性科学定期刊物。(www.guayunfan.com)

《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办刊宗旨，目的在于“阐发科学精义”，主要内容包括通论、物质科学及其应用、生物科学及其应用、历史传记等，是“当时中国科学界惟一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刊物，在促进中国科学家角色的形成方面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2)自创刊以来，《科学》月刊团聚了我国大批科学工作者，其中很多人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一时之间，《科学》杂志成为“西洋留学界唯一之学术杂志，由专门学家担任撰述，根据学理切应使用，研究科学者不可不读，讲求实用者不可不读，热心教育者不可不读，青年学生界不可不读”(23)。

20世纪初，人类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学、地质、矿业、农业、卫生、建筑、实业、气象以及其他学科方面的大多数科学发明和发现，《科学》杂志都做过或详或略的介绍与评述。它不仅成为宣传科学的重要媒体，是中国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读物，也为国内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发表科学论文的阵地。《科学》杂志自从创办到1950年停刊止，共发行了32卷，以每卷12期，每期6万字计算，共计约3000万余字。这对我国科学、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引进和宣传了大量近代科学知识及当时国际科学界的新发现、新成果。这在《科学》创刊号的《例言》中就有提到：“本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知识为职志”。如在《科学》月刊上胡明复翻译连载的《近世纯粹几何学》，任鸿隽翻译引进的《世界构造论》，讲述了物质世界由分子组成，而分子则由原子和电子构成，其中的诸多术语还沿用至今。任鸿隽和周仁还合写发表了《照相术》，杨铨撰发了《电灯》，照相术和电灯在当时都属于国际新的科技成果。又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正经历又一次革命，主要是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包括X射线、放射性元素和电子三大发现以及相对论、量子论的建立”(24)，而在《科学》月刊第1卷上，留美学生对物理学领域的这三大发现就做了介绍。

任鸿隽和赵元任还在《科学》月刊上翻译了罗素到中国后作的《物之分析》的讲演，同时，任鸿隽还写了《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对刚出现的相对论作了比较完整而通俗的介绍。20世纪初，生物学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是遗传学的建立。另外，19世纪末提出的生物突变论，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提出了挑战。《科学》月刊一方面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也对生物学的新理论进行了介绍。如秉志的《动物与天演》，对拉马克、达尔文、威斯曼和德弗里斯的基本观点作了扼要说明。相对论和遗传学说等理论本身，对于科学极其落后的中国也许在当时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但这些新理论的传入标志着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国人了解科学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科学》致力于传授的最新知识，绝不仅仅局限于相对论、遗传学、电灯等，而是指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整个近代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还包括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以及一系列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如电磁学、热力学、微生物学和有机化学等。

第二，《科学》月刊还广泛介绍了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致力于科学普及。如在第1卷第1期，就登载了胡明复的《万有引力之定律》、杨孝述的《欧姆定律》。此外，还积极宣传科学常识，旨在破除人们的错误认识、迷信思想和陈陋观念，如《说虹》、《雷电说》、《彗星》等文章的发表。赵元任还编写了关于地球知识的《地球绘画》、董时编写的以故事形式介绍生物学知识的《科学常识》，形式活泼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对普及科学知识成效甚大。

在“五四”时期，时髦的学者都热衷于谈哲学、文学。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却往往遭人冷落，当时人们的读书风气和时尚还没有彻底走出重文轻理的局面。“简单的原因，提倡新文化的公子哥儿们，所钟情于文学、哲学，而文学、哲学又似乎比自然科学容易恋爱，所以面目冷酷、专讲定理的自然科学在当时没有和文学、哲学争锋的资格。即使偶尔想变变口味去照顾一下科学，不过是名义上的借用科学方法，而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故纸篓里的东西，所谓自然现象还是孤零零地没人问津。”(25)

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四”时期重文轻理的知识界的普遍现象。虽然经政府和社会倡导，科学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地位，但增多的是学科学技术的人，他们大多本着“科学救国”的宏伟目标，学习有关实际的实用科学，而基础科学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却很少有人问津。竺可桢在其日记中就记载了1940年，同济、四川、中山、重庆、西北五大学竟然不能收到一个理科学生，而“所取全国学生至六千之多，工院竟占三千以上，则吾国科学前途大可悲观矣”。

第三，阐明了科学的内涵、功能与价值，确立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观。长期以来，国人总是从“技术”的意义上理解和看重西方的“科学”。严复作为近代第一个对西学有较全面理解的中国人，高度重视西方科学。他严厉驳斥了所谓“政本艺末”的论调，翻译介绍了《天演论》，还引进了进化论。严复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科学引入到社会层面中去理解，这同时也将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引入了另一极端，即偏向从社会哲学和宇宙观意义上去理解和接受西方科学，把自然科学理论演化为社会科学理论。如对于进化论思想，国人关注最多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而它本身的生物科学内容并没有为多少人所理解和关注。为此，鲁迅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26)

当时中国学界以及社会上还是依然以“有用”为目的。1919年12月，陈寅恪与吴宓长谈，讲到中国人太重实用，这不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也终将不利于国家富强与发达：“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能复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27)

这种实用的价值伦理，使中国科学难以建立坚实的基础，不能完全独立。科学求真、质疑、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尚未在中国真正扎根。中国科学社着力要将科学精神扎根到中国，但这似乎困难重重，可他们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对于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在中国的宣扬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学社所编辑的《科学》杂志第一次在近代意义上对“科学”的概念作了完整的阐述。任鸿隽在《科学》月刊首期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28)还指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能与心能之训练。”杨铨也认为：“科学之定义吾闻之矣，泛言之为一切有统系之知识，严格言之，惟应用科学方法之事物乃为科学。”(29)所以综观任鸿隽等的科学教育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30)①科学教育的领域，将科学与各项事业相结合并促其进步；②心能训练，指科学的精神与智能的培训，训练富有科学头脑的人才；③科学方法用于教育上，研究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当时中国科学社成员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科学也就是运用一定的方法，进行有系统的研究从而获得关于客观事物内部规律和相互关系的知识体系。对于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体系的认识，与现今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几乎是一致的。如我国《辞海》（1999年版）对“科学”的定义就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德国《百科全书》也认为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的总和”。所以说，我国真正近代意义上关于科学的内涵，首先就是由聚集在《科学》杂志周围的这批留美学生所揭示和传播的。

关于科学的价值和功能，是《科学》杂志着力阐明的另一大内容。任鸿隽曾在《科学》上发文阐述科学的价值和功能：“自十七世纪培根、笛卡尔、加里雷倭、牛顿诸哲人降世以后，实验之学盛，而科学之基立。承学之士，奋其慧智，旁搜博讨，继长而增高，遂令繁衍之事物，蔚为有条理之学术。其施于实用，则为近世工商业上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今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故谓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非过语也。”(31)在任鸿隽看来，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本源，这已将科学推至无比崇高的地位，不仅强调科学具有振兴经济、富国强民的物质功能与价值，还强调了科学的精神性价值和功能。

《科学》杂志在阐释科学的物质性功能时，就指出要讲求实业，就必须先讲科学，科学是振兴实业的源泉和基础。“其实近世的实业无有一件不是应用科学的知识来开发天地间自然的利益的，所以说科学是实业之母。”但《科学》批判了将科学仅仅看成是制造器用的工艺技术的观点，而强调科学是一门学问，一门求真的学问。人们从事科学活动，“其应用之宏与收效之巨而后为之也”。所以说，科学的本质是非物质的、非功利的。任鸿隽在《何为科学家》演讲中更是清楚地指出，科学是作为独立于政治、工商利益之外的一种社会建制，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更进一步认为“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于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可以使我国的学术思想现代化，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

第四，《科学》月刊中的一系列文章还深刻阐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科学》杂志强调提倡科学、讲求科学就应该特别注重科学精神，何为科学精神，“求真理是也”。任鸿隽将科学精神的实质归于求真精神，在诠释了科学精神的内涵之后，《科学》月刊还进一步揭示了我国社会和学术思想缺乏科学精神的事实。任鸿隽认为，我国学风与科学精神相背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好虚诞而忽近理”，“重文章而轻实学”、“笃旧说而贱特思”。(32)只有抛弃这些旧习，只有用科学方法去矫正直观的、笼统的思维方式，科学才能得以在中国发展。正因为如此，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紧紧相连。

科学社倡导的科学方法，基本上是指培根、笛卡尔的近代科学方法，也涉及一些近代科学实证主义思想，但主要谈论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对于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推崇，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得出的结论。任鸿隽极为赞同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里亦脱（C.W.Eliot）的观点：“关于教育之事，吾西方有一物焉，足为东方人之金针者，则归纳法是也。东方学者驰于空想，渊然而思，冥然而悟，其所习为哲理。奉为教义者纯出于先民之传授，而未尝以归纳的方法实验之以求其真也。西方近百年之进步，既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吾人欲救东方人驰骛空虚之病，而使其有独立不倚、格致事物、发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论理、实验的方法，简练其官能，使其能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33)任鸿隽认为中国必须提倡归纳法，培养从事实出发的精神。当然，仅仅有归纳法并不是科学方法的全部，为此，《科学》月刊也有文章强调演绎法的重要性。如王琎就对演绎法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撰写了《法国之科学》，阐述了笛卡尔所提倡的演绎法，强调其意义不可低估。

《科学》月刊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理论阵地，中国科学社对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影响，很大部分正是通过在《科学》月刊上撰文来传播与影响的。所以说，《科学》月刊的创办在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科学画报》的创办

20世纪30年代，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掌握一定程度的科学知识是对每一个学生最起码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化运动在我国蓬勃开展，“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有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广大中国未来的生命”。而此时，科学中国化运动也达到了高潮，要求科学说中国话，用中文而不是外文表述科研成果，使中国科学家的成果成为“国家的学术”而绝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学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宣传通俗科学便成为了最基本的任务。基于此，《科学画报》应运而生，成为当时连续发行、影响极为深远的科普读物。

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中国科学社在1933年8月1日创办了大众读物《科学画报》。时任中国科学社社长兼《科学》编辑部部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王琎为《科学画报》写“发刊辞”时指出：“发刊《科学画报》的宗旨，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普通智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我们希望用简单的文字和明白有意义的图画或照片，把世界最新科学发明、事实、现象、应用、理论以及于谐谈游戏都介绍给他们。逐渐地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使他们看科学为容易接近可以眼前利用的资料，而并非神秘不可思议的幻术。”(34)

在《科学画报》创刊时，国外同类期刊在上海已发行很多，英文的科普期刊有《世界之奇》、《大众科学》、《大众科学教育》、《大众机械》、《伦敦新闻》、《科学的美国人》等。这些科普期刊的发行为《科学画报》的创刊在内容、编辑方针、编排方式等方面提供了借鉴。

三、出版论文专刊以及《科学丛书》

从1922年起，中国科学社刊行论文专刊，到1947年，共刊行9卷；生物学方面另有论文专刊，1925—1942年共出了28卷，出版了很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除此之外，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丛书”、“科学译丛”，还出版了很多国内外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些工作，对传播科学知识，发展科学教育，推动科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论文专刊，也就是将每年年会宣读的论文汇集刊印，其论文大多数是用外文写成的，主要是为社员发表研究所得和国外交换所用。中国科学社对我国生物学的贡献特别卓著。1922年，中国科学社就开始着手进行分科研究，并首先成立了生物研究所，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和学术论著。生物研究所还组织人力、物力采集全国各地动、植物标本，先后派人到闽、浙、粤、川、藏等地采集动植物标本。1931年，生物研究所采集的动物标本有1.8万个，共1300种；植物标本有200科1300余属，种类齐全，为研究的进行提供了条件。

中国科学社出版论文专刊的举动，很好地促进了中外学术的交流，推动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研究的发展，这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奠基性的。

中国科学社还将一些学术性较高的文章系统集结成“科学丛书”出版，内容主要包括赵元任的《中西星名考》、吴伟士的《显微镜理论》、钟欣煊的《中国木本植物目录》等。中国科学社还将西方有关科学理论及应用的重要书籍编辑成“科学译丛”出版，主要有汪胡桢、顾世楫合译的《水利工程学》、杨孝述翻译的《电》、陈世璋翻译的《人体智识》和任鸿隽翻译的《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

四、倡导创立其他学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的民族工业有了良好的发展。而且通过不断的科学变革，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再加上科举制的废除，中国科学社等相关科学社团相继成立，我国的科学事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科学发展辉煌的时期。

中国科学社一直认为“文明之国，学必有会”，认为学会是国家文明的标志。虽然在清末就曾经出现过一些学会，但除了张相文、傅增湘等在1910年创办的中国地质学会坚持下来了以外，其余的均昙花一现。随着中国科学社的创办，在其倡导和影响之下，国内建立学会、研究所等科学组织机构一时蔚成风气，以各种包括单科的、综合的科学学会为表征的“科学共同体”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发展。据统计，1919—1937年，成立的大大小小各类科学技术团体达到394个，其中，中国最主要的科学团体有42个。(35)

主要的科学社团譬如有：中国科学社、中华医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华学艺社、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数理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会、自然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科学化运动学会、中国技术合作社、世界科学社、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科学建设促进社等。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国水利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36)

这些学会的成立，对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团结在学会的周围，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工作者，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才使得处于政治局面混乱时期的中国科学，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中国科学社以其“科教兴国”、“教学救国”的信念不断激励自身的发展，从1916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促使社员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将科学的新发现或当前的科学问题，做成讲题，向公众宣传，这对开通风气和宣传科学产生了重要作用。还积极创办《科学》月刊，发表论文，对科学内涵、价值等基本内容作详细的阐释，介绍国外新的科学技术、理论成果，不遗余力地宣传普及科学，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大加倡导，影响了一代代青年。

中国科学社社员更是深切认识到中国欲求科学发达，必须使青年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积极注意改良中国的科学教育，为发展科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学社的一系列行为都对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除此之外，他们还以“科教兴国”、“教育救国”的信念不断影响中国当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教育家，笃信中国只有通过昌明的学术，才能救国、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