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季鸾先生

浅谈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

大约是在1933的春天,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即胡适)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张季鸾品评胡适之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品评张季鸾,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对张季鸾的品评,大概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是指他的文境,二是指他的人品。

首先是文境,是指张季鸾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至于学识经验与文字技术,更不在话下。

就人品而言。吴鼎昌曾经赠给张季鸾一首诗:“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回如新觏!”这句“日见百回如新觏!”确实道出张许多老友的共同心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每次见到季老,与他谈话,必能得到新的启发。每次都觉得不白见他。”(王芸生语)张季鸾随时给人以新印象,永远觉得他是一个崭新的人。这点足以说明先生的与众不同。

张季鸾是一位报人,他的风格,主要是愉快健谈,而有人缘。凡所在之处,一定送往迎来、会客不绝。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他,无论是谈国内外大事,或是说笑玩闹,张季鸾都与大家很融洽。张的这个特点,也反映在他担任《大公报》总编辑上。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要注意到,毛泽东说此番话,是在1958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早已是对《大公报》的一片讨伐声中。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张交友甚广,且是一位无党派报人,他交友并没有以党派而划定。也许大家都熟知,张季鸾与林伯渠相交甚厚。1936年秋,西安事变前夕,张季鸾赴陕暂居西安南郊杜公寺,与林会晤。民国初期他们均曾任孙中山的秘书,旧雨相逢,格外亲热。张季鸾久病在身,竟与林一次谈话通宵达旦,“有分歧、有共识”的朋友,还是好朋友。张季鸾逝世后,在他的遗物中,还藏有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写的信,张是无神论者,并没有影响他与两位喇嘛交往。张酷爱昆曲,京剧泰斗梅兰芳、名昆俞振飞,都曾与之配唱、讨论曲词,试作剧作。张逝世于重庆时,杜月笙赶到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令在场一些人士十分惊讶,“为何杜月笙对张季鸾还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于重庆逝世。他的去世,笔者以为起码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领导人,对他同样都作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创下了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隆重追悼活动。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的唁电:

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

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劘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41年9月26日发表短评,题为《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

周恩来、邓颖超挽联: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30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蒋中正唁电:

《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鉴。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国民政府褒扬令:

国民政府9月26日令:张炽章学识渊通,志行高洁,从事新闻事业,孜孜　　历30年。以南董之直笔,作社会之导师。凡所论列,洞中　要。抗战以来,尤能淬砺奋发,宣扬正谊,增进世界同情,博得国际称誉。比年连任参政员,对于国计民生,并多贡献。兹闻积劳病逝,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懋绩。此令。

笔者以为,张季鸾去世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作出如此之高评价,实为国共两党在“统一抗战”这一大原则下的共识。

关于另一个“创记录”,笔者不再赘述其详。

还应提及一件有意思的事。由张季鸾主持笔政(继为王芸生)的《大公报》,受到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淡泊名利。就其一生而言,是一报人。就其终身之志,为文章报国。他著作甚丰,尤其以新闻评论当行出色著称,其为文,如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尤其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驰骋报坛、远播中外,其影响之大,在报人中实不多见。而他又是那么谦虚,常说,报纸文章生命极短,所以作文从不留底或剪存,生前没有出过文集。还常开玩笑说,他的文章明天就可以拿去包花生米。

张的一生还可用清贫二字概括。于右任曾以“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来形容。尽管如此,他却豪爽仗义,常为朋友慷慨解囊,毫不吝啬。为国捐金,肝胆可照。好友邵飘萍遇害后,他刚由上海流落天津,经济上也相当拮据。但对祝文秀(邵之妻)和她的母亲慨然相助,将她们母女俩由北京接往天津。从1926年至1929年,祝氏母女在天津居住3年之久,张每月馈赠生活费100元。1934年张为纪念其父楚林公冥诞100年,其母王氏忌辰30周年,携家眷赴陕西榆林谒墓、立碑。其间还特别关心榆林教育事业。临行前,张与商界友人筹募5 000余元作为奖学基金,并首先解囊赞助500元。

1938年7月7日抗战周年之际,武汉三镇举行献金运动,支援抗战。张季鸾慷慨解囊,把亲友在儿子过生日馈赠金银首饰全部献出。妻子求他留两件以作纪念,也被他劝阻。正如于右任在50大寿献诗所说:“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张季鸾是在抗战至艰时期去世的,在临终遗嘱有段话,至今感人肺腑。“……愿我社同人,痛感时会的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重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关于余子的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不赘言。”可见他临终前,所感念的只有国家、抗战大业和《大公报》社。至于妻儿,先生已无财产所留。呜呼,一代报人“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李侠文语)

张季鸾曾两度入狱。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由于右任推荐,他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这是被他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之一,另两件事是,《大公报》荣获密苏里奖章和五十得子。如果说他曾经作过官的话,也就仅此两个月为孙大总统的秘书。袁世凯篡权后,张在北京《民立报》任编辑,由于袁世凯杀害了宋教仁,他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3个月之久。

袁世凯死后,张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他再陷缧绁,后经营救获释。两次落难,两次获救,张一生可谓坎坷矣!

张季鸾胸怀坦荡,尽管有时与别人有政治歧见,但仍能广布仁爱之心,与某些“落井下石”的小人,截然不同。“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是否立即抗战上,张是主张“明耻教战、救亡图存”的,与上海救国会沈钧儒等不同,但在七君子被捕后,他却陷于沉思忧郁之中,尽力搭救七君子;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张是严厉指责张学良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亡国主义”。但是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他胸怀坦荡,屡次向蒋建议,让张、杨带军抗战。他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苦谏虽未获准,可他的高风亮节让人敬佩。

尤其令笔者感佩处,是他常说,作为一个报人,天天在评国内外大事,不会无误,有错就改。在抗战之初,台儿庄大捷,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在1938年4月26日,汉口《大公报》社评《这一战》中,张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准决战。因为在日军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挣扎。”“这一战,我们胜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从此以后日阀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待末日的审判。”他这种估计不仅过于乐观,也缺少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将此观点称为“速胜论”,大致不错。不过笔者并不喜欢动辄来个什么“论”。然张很快领悟到自己的失误,在后续几篇社评中大力宣扬持久战的思想。

1944年11月,也就是张季鸾逝世3载多,《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抗战时期的艰难,书是由土纸印刷。字体也小得后来人都难以辨认。于右任题写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序。序中一段如是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继张之后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他自己也对先生,使用了极为苛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至于写张的“传记”,他再次辜负了朋友之委托,但他是这么说的:“我多少次动念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的还一个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先生),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对张季鸾也有了些介绍。尤其是陕西省榆林市政协编著《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由屈武题写书名顺利地出版,打开了局面。牛济还写了多篇有关张的记实性文章。据知,《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其“中外名记者”丛书中,原计划有一本《张季鸾》,不知何故,最后还是“泡了汤”。

海峡彼岸,原《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于1957年写了本《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此书总体还好,但那抹不去的另一党的痕迹,却令笔者为之嗟叹。在此书中,爱国老人于右任的诗,令笔者怦然心动:

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

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

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

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

表达了于老先生对故乡、对张季鸾深切的怀念。也表达了对《大公报》的厄运深深遗憾的心情。

张季鸾逝世于重庆,全国新闻界共议葬于陪都,因他原籍为陕西榆林,所以陕西各界以归葬为请,遂公议改在西安公葬。在文革中,他的碑铭横遭厄运,被完全失去理智的人砸成碎块,从此完碑已不复存在。据牛济说,他在榆林市政协帮助下,找到一个收藏有完好的《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碑铭》拓片的收藏者,此可谓不幸中之大幸。笔者吁请全国新闻界的朋友们、先生们(包括港台新闻界人士),可否将张季鸾之墓修复,还其原貌。

2000.3.31写毕

(原载2000年4月23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