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先生与我

张友鸾先生与我

近日于杂乱无章的书籍文稿中，发现张友鸾先生给我的三封信。那时我已在上海编《文汇月刊》（初名《文汇增刊》），每次到京组稿，总要找乡前辈友鸾先生助我一臂之力。那次相见，他拿出小瓶五粮液与我对饮聊天。他说，你们的刊物有可读性，文化界朋友众口一词说好。又说，他每天写500字左右，但有时为了应付文债，大写特写，为完成40多万字的《“国大”现形记》，弄得晨昏颠倒。他说的“国大”，即国民党当权时的那次代表大会。出版社读了初稿校样，要求他用10天时间修订交稿。迫于无奈，他以每天修订4万字的速度如期交稿。

超负荷的精力支出后，他感觉半身麻木。延医诊治，医生定性为“偏瘫”，又名“左麻”。医嘱把酒戒掉，但他对我谈到这里时，笑呵呵地说，都78岁了，不戒也罢。

《“国大”现形记》曾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在南京成书时更名《秦淮粉墨图》。他的著作数量之多，如用著作等身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年不满20，他就任《京报•文学周刊》主编。1927年，李大钊委任他为《国民晚报》社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主持南京《民生报》、《南京人报》和上海《立报》。1929年，《新民报》创刊，他任总编辑。尤其令人注目的，就是他曾与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并称为“三张一赵”，名噪一时。

我与张友鸾是编辑与作家的关系，我收到文稿，当即送审。有一篇稿子未能通过，使我不安。他则来信劝我不要放在心上。下署“一月四日”的来信就这样说：

蔚明吾兄：函电交至，惶恐惶恐！阁下嘱写“斯文扫地”稿，我是扯了又写，写了又扯，始终不能成篇。对于某些人，我常悯其无知，心存回护，着笔实难挥洒，这便索然无味了，未克如期交卷，极其不安，也不好意思写信。

现已另拈题目，为《佛经寓言与中国文学作品》，略有头巾气，然列举故事，还不至使人昏昏欲睡，本月中旬，可以奉寄，是否适用，有待卓裁。我是包退包换，不误主顾的。闻户口已报入，此后可安居乐业了，极为欣贺。周熙兄应文艺出版社之约，日内赴沪。已以鄙忱托其转致。

弟友鸾拜上。一月四日。

另一封一月二十七日的来信说：

《文汇增刊》及大函收到，增刊编得精美，佳作如林，看得爱不忍释。《佛经寓言》稿已草就，总觉得头巾气重，且又过长，非刊物所宜，因而迟迟未付邮。看了增刊之后，仿佛生旦净末的戏俱全，只是缺少丑角的戏，插科打浑，我还能勉力为之，遂决计不寄佛经一稿，改写《胡子的灾难历程》，藉博读者一笑。手头“急债将完”，日内即可着笔。

弟友鸾上。一月二十七日。

后又来一信说：

总算在春节之前交卷了，写的有点油滑，请你们考虑，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寄回，以后再改写别的。有什么需要动大小手术的地方，请迳自开刀，用不着我签字。原来打算写三千字，不料长了，几乎多写了一倍，压缩也可以，我可就出门不认货了。

顺祝新春纳福。

弟友鸾。二月九日。

张友鸾著作等身，难以尽述。他追踪前贤郁达夫、刘半农、徐志摩、王统照、徐凌霄、焦菊隐等众多师友的脚印，主编《文学周报》，为上世纪20年代新文学留下了重要的篇章。不久，他走进新闻界，显示了自己编写的奇才。有一次，南京阴雨连绵，他根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制作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一时传为佳话。

可惜他被后辈中人“弃之如敝屣”，当然这只是少数人的作为。1990年7月23日，友鸾翁逝世的噩耗传出，《新民晚报》总编丁法章专程到南京吊唁，还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发表了《他永远是我们的老师》的讲话。

友鸾先生的《胡子灾难历程》在《文汇月刊》发表后，许多报刊都曾转载。乐秀良先生撰文认为：此文“行文构思之妙、之绝，令人叹为观止”。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姚洛致函乐秀良说：“最近老谢推荐我看一篇东西，张友鸾的《胡子灾难历程》……认为这一篇是近些年来散文（我看也是杂文）中的一绝。‘纳须弥于毫芥，由微尘观大千，细微处所见精神’备矣。”“诸多大手笔非不能为，若论‘旁征博引而不酸’，功力不到，恐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杂文家邵燕祥后也撰有一文：《于胡子上见精神——推荐张友鸾〈胡子的灾难历程〉》，称此文“使我们于作者拈须微笑间，听他侃侃然、娓娓然谈他的胡子观，牵一发可以动全身，围绕一把胡子，见出一代老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见出作者对待这一命运的态度”。“我是从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的内部学习资料《中国散文44篇》上拜读张老这篇文章的，若说推荐，是这本书编者的识见高明。我曾经多次向喜爱散文的朋友口头介绍，现在又写这些话，也仍然说不出所以然，只是由衷的称道：写得好”。邵燕祥此文也是发表在《文汇月刊》上的。

友鸾先生长我13岁，我与他谊兼师友。彼此交往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正是他喜笑怒骂的文章中所蕴含的那种感人力量，众多读者对他敬重有加，大概也与此有关吧。

200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