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较好，惜缺“花容月貌”

六、正面报道：内容较好，惜缺“花容月貌”

（一）什么是正面报道

所谓正面报道，又叫正面新闻，概而言之就是“主旋律”报道，是对新闻事实作积极的、肯定的、赞扬的、倡导的、建设性的报道。^[34]从理论上讲，正面报道应属于主流新闻范围，且为主流新闻的中坚。对于正面报道的“正面”，目前存在两种有所侧重的理解：一是立足于报道题材考察，以为凡是题材事实信息积极向上、歌颂鼓劲的新闻报道就属于正面报道；二是立足于社会效果，以为除了题材正面的报道之外，那些负面题材正面化处理的报道也属于正面报道。不过，如果负面题材正面化处理也算作正面报道的话，那么我国的新闻报道或许有半数左右会属于正面报道。这显然有碍提倡正面报道的初衷。正面报道主要包括成就报道、典型报道、节庆报道等。

正面报道的特点是鲜明的。一是新闻信息性质属于社会的积极、光明和健康的领域。这是正面报道的信息重点。二是属于硬新闻范畴，直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社会发展这些国家管理、社会控制的政治生活的根本。这是正面报道，尤其是软新闻其表的正面报道的本质。正面报道不是娱乐新闻。三是本应属于主流新闻范围。正面报道应该反映、传播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未能坚持、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正面报道是伪正面报道。四是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闻业密切相关。西方社会的主流新闻界不强调正面报道或正面新闻一类的提法。相形之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闻业则讲求新闻宣传。新闻宣传，是政党、政府、集团、团体通过新闻传播媒介，运用各种新闻宣传体裁进行有目的的主体思想意识的传播活动。^[35]其特点是信息传播的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或双向传播。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按照列宁和苏共的新闻思想，正面报道已成为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社会主义新闻业及其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闻业的系统举措曾长期成为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借鉴乃至效仿的范本。

（二）正面报道的困窘

所谓的正面报道惜缺“花容月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指“主旋律”的正面报道不甚精彩，缺乏亲和力甚至公信力，难以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力和好感，刊播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因而不能不受制约，不是受众缺乏好感，就是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原本应成为主流新闻的正面报道不但难以成为主流新闻，反而会被其他受公众欢迎的新闻赶向边缘与非主流，即正面报道被边缘化和成为非主流。

正面报道传播效果不理想，就稿件本身主要表现在内容与形式两大方面。

从内容上看，时下正面报道的主要问题是忽视受众的真正诉求，常常与人民群众的现实根本利益、时代原则诉求缺少密切甚至必然的联系，对广大受众很少甚至未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就是说，媒体所刊播的正面报道难以给广大受众带来正面报道本应有的实实在在和根本的好处，即受众难以从正面报道中获取重要甚至关键性的收益。从形式上看，有的正面报道在内容上比较出色，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但报道的可读性较差，不能不让受众敬而远之。下面举一个例子。

物质上的富足带来体育锻炼的需求

东鸭鸽营社员跑步成风^[36]

本报讯　1月8日清晨，晓星未落，朔风扑面。在临城县东鸭鸽营村头，笔者碰到不少社员在跑步锻炼，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来我往，络绎不绝。据一位老农说，这几年兴跑步，是社员赵香荣起的头。

赵香荣是六队社员，今年五十四岁。头些年吃八大两，她被饿得瘦巴巴的，那时，她见到下乡干部跑步，便指着脊梁骨说：“吃饱了撑的！”这几年，赵香荣吃细粮，住新房，大票子存银行，人也发福了，变成了胖老太太。闺女对她说，胖了好得高血压。她在电视里看到运动能强身，跑步能治胖，就下决心跑步锻炼。开始，她有点怵头。生怕别人也说她“吃饱了撑的”，每天起大早偷着跑。赵香荣谈起这个过程，嘿嘿一笑说：“我这是用老尺子量人。这会儿人富了，见识多了，都想跑步锻炼锻炼，谁也不说谁了。”

赵香荣说的是实情。近几年，东鸭鸽营大队，棉过百，粮过千，人均收入超过五百元。物质上的富足，带来了精神上的富有。一人跑起来，大伙跟上来。据队干部讲，东鸭鸽营跑步的一天比一天多，现在每天跑步的不下二百人。

与稿件的形式优异相较，《东鸭鸽营社员跑步成风》一文的内容缺乏现实针对性。这一篇报道文体规范，结构紧凑，语言简洁、通俗、幽默、生动，然而报道的内容缺乏普遍性，更无法构成当时整个社会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与难点，在和广大读者的切身利益距离遥远的同时却特别切合新闻业管理者的口味。这样的报道尽管属于正面，但只能让领导层满意，难以让广大群众告别无动于衷。这是一篇讨好领导层而漠视社会矛盾的新闻稿，有投机取巧之嫌，根本就不值得提倡。《东鸭鸽营社员跑步成风》的失败恰恰说明，总体来看，本为主流报道的正面报道，其传播效果的不理想，或者说非主流化、被边缘化，关键是由于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形式。

（三）解决正面报道困窘的主要对策

1.基本思路：内容为主，和社会主义改革大业共进退

大众传媒的重点是内容。没有真真切切的好内容，正面报道只会华而不实，沦为空虚、苍白乃至于吓唬人的花架子。因此，单就稿件本身而言，解决时下我国正面报道困窘的基本思路应以内容为主，以形式为辅。

从内容着手，是解决正面报道非主流化、被边缘化的正确途径。不过，正面报道问题的解决又非常复杂而棘手。从内容入手应对正面报道的非主流化、被边缘化，有治标与治本之分。毫无疑义，包括正面报道在内的新闻报道属于新闻业这个巨大枝桠的一部分，而新闻业又属于社会这棵大树的一个枝桠。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正面报道所遭遇的困窘，必须着眼于新闻业的变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变动，而不是仅就稿件本身讨论稿件。此为针对正面报道缺陷的治本大策。治本大策，单靠一家新闻媒体甚至整个新闻界都是无能为力的。没有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在内的必要社会改革，所谓正面报道困窘的治本对策则无从落实，甚至连包括学术争鸣在内的讨论都不无奢侈。相形之下，脱离新闻业和整个社会，仅由编辑部甚至编辑个人即可实施的单一改良策略不过属于针对正面报道缺陷的治标对策，虽难免雕虫小技之嫌，但也是需要的。

2.内容治标的三大方法

面对正面报道所存在的基本缺陷，媒体编辑部及其编辑个体并非毫无应对能力。完全没有束缚的舞蹈是不存在的。在编辑部及其编辑个人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下正面报道内容的三大治标方法可供思考。

1）正面报道应该姓“新闻”

坚持新闻价值第一的新闻报道原则。正面报道应该姓“新闻”，是指正面报道应以新闻价值为生存的基本标准，恪守新闻价值第一、宣传价值第二的原则，所报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新风尚确有其事，新鲜重要，毫无夸大。相反，正面报道若坚持宣传价值第一甚至唯一的标准，则难免将新闻报道演变为伪新闻，甚至有碍新闻真实性的职业伦理底线，变为坏新闻。“文革”期间的所谓正面报道是对此所作的最好注脚。显然，这样的正面报道虚伪、无力，对于我国新闻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大业不是有补而是有害，而且越是修饰越是有害。

坚持新闻价值第一的新闻报道策略。首先，反常的新闻事实中往往包蕴着新闻，报道主体宜在遵循新闻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新闻事实和有关材料中关注、发现、选取宣传素材，善于由反常、变动甚至负面中发现、开掘积极的新闻信息。其次，根据时代变化多着眼于正面报道和深度报道的有机结合。有人主张正面报道要向深度报道转型。^[37]这样的看法积极而恰当。具有深度的新闻资讯往往在理性的同时，又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呈现社会转型期间更为开阔的新闻真实，有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令人深思，成为被广大受众渴求的稀缺资源。

2）远离绝对正确

远离绝对化。任何新闻真实首先是现象真实，任何更高层面的新闻真实往往在现象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达成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有机统一。任何正确都是相对正确和绝对正确的有机统一。从真理的界标处向前一步就可能是谬误。因此，正面报道宜拒绝将正面信息推向脱离新闻现象真实的所谓绝对正确的极致，而宜直面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复杂性。

不拒绝负面的正面或正面的负面。所谓负面的正面，指的是负面新闻信息中所包蕴的积极、健康和应为主流社会所肯定的信息；所谓正面的负面，指的是正面新闻信息中所包蕴的消极、病态和应为主流社会所否定的信息。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短则无以见长，没有慢就难以知快。正面报道可以适当依托负面信息为背景来报道正面的新闻信息。转型期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凸显期，回避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的阴暗面，正面报道既易趋向片面甚至不真实，步入童话之中、梦幻之中，让人敬而远之，又无助于现实针对性和可信度，并成为对报道可读性、生动性的釜底抽薪。近年来，不少优秀的新闻报道都注意将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有机结合。比如，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知名栏目“新华视点”一向以揭丑为根本，但就是新华社的这样一档新闻栏目，其2006年上半年所刊发的新闻信息中有40%属于正面报道范围。^[38]而《长江商报》上的《公交上，五旬老人给过早女孩让座》一文在正面报道议题的建构与话语的组织上呈现出机智的走向。

公交车上，五旬老人给过早女孩让座^[39]

五旬老人给过早女孩让座

昨晨7时30分许，601公交车行至新华家园站，一名20多岁的黑衣女孩端着一碗粉上了车。车上站着十多名乘客，女孩端着粉走到车门后第一排，靠着椅子准备过早。旁边两名站着的乘客见状，都向车后挤了挤。

“姑娘，你坐这里来！”一位50多岁的老人缓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让座给过早女孩。女孩颇感意外，脸一下子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谦让了一番后，“乖顺”地坐下过早。

上班高峰，车流量大，司机不时急刹，女孩手中的粉汤几次险些洒出，让座老人紧紧抓住椅背，有一次差点摔倒。

约10分钟后，车行至唐家墩路站，早餐吃完了，女孩赶紧站起，将座位“还给”老人。

女孩羞愧表示今后一定改正

女孩当众解释，前晚加班睡得很晚，早晨睡过了头，起床后就往车站赶。因为胃不好，习惯地在车站边买一碗汤粉带上车。

女孩说，见别人拎着早点上车，省时间，她就效仿，也曾将汤水泼在自己和旁边人身上，有一次一位男士还要她赔衣服，后来是一名老爹爹帮她解了围。

“我也知道车上过早不好，但从未想着去改正。”女孩说，在武汉生活了十多年，坐公交都是年轻人给老人让座，而老人给年轻人让座，这还是第一次，她很感动。“老奶奶什么也没说，主动让座，对我也是一次深刻教育。”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孩表示，她一定要改掉公交车上过早的陋习。

《公交上，五旬老人给过早女孩让座》在舆论引导上可圈可点。一是从细微处入手，小中见大。报道所捕捉的新闻事实活跃在街头巷尾，并不轰轰烈烈，但报道主体以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为切入口进行精神文明教育，亲切自然，“润物细无声”。二是新闻事实中间是非交错，真实可信，推动报道一去正面报道不易消除的宣传腔。这篇报道的成功说明：正面报道唯有尊重事实，实事求是，顺其自然而去除人为粉饰，方有助于稿件内容的真实可信、报道形态的平稳落地。显然，正面报道适当依托负面信息，对报道的新闻真实性、信息的多样化、内容的针对性和稿件的说服力是有益无害的。

3）对广大读者有用处

正面报道要想提升社会影响力，必须充分尊重受众，直面目标受众的需求。我国正面报道实际操作中的一大不足，是无视接受客体而自说自话。俗话说得好：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唯有认真研究目标受众的基本特点，直面目标受众的主要尤其是结构性的需求，才有助于改善正面报道在大众传播中软弱无力的现状。在为目标受众提供的实实在在的信息服务上，正面报道可以从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两大方面入手。不过，正面报道公共生活话语空间的有限性、复杂性，对报道主体的政治水平、政策修养、客观条件以及相关谋略、对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相形之下，为目标受众提供个人生活的正面报道，在实用性服务上有自己的特点，并因远离政治风云而和治标之策互动密切。总体来看，正面报道的个人生活叙事话语可以多着眼怎样才能对受众的生活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有切实的帮助或启悟。《读者》杂志所转载的有关稿件对如何进行典型正面人物报道是有启发的。该刊选择稿件的标准之一是内容的“心灵鸡汤”立场，即立足思想、道德、知识，通过传播切实有用的实质性信息启悟广大受众汲取、采纳科学、健康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妥当处理好个人的私生活、社会生活及其与公共生活之间关系。

3.内容治标实例：《张亚勤：成功是自信的争取》

关于正面报道如何为目标受众提供有益于个人私生活、社会生活及其与公共生活之间互动的实用性信息服务，凌志军的《张亚勤：成功是自信的争取》可作为典型。

张亚勤：成功是自信的争取^[40]

凌志军

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曾由衷地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他叫张亚勤，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士。

如果回到5岁以前

张亚勤的“起跑线”是山西的一个小城。

“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外婆是亚勤的第一个老师。“她经常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亚勤小时候也爱看连环画。看不懂就要外婆讲，外婆却说：“你要认字，认了字就不用求别人讲。”

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张亚勤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在这些城市之间跑来跑去，从来都是独往独来。“我印象里小时候就是到处跑。”他还记得7岁那年坐着火车走了一千多公里，去西安寻找奶奶家。到达西安的时候天色漆黑，还下着雨，却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他独自一人摸到奶奶家，也不害怕，还觉得本来就应当如此。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我从小就很独立。”

每次走进一座陌生的城市总是住在别人家里，虽然都是亲戚，可毕竟不是妈妈。他小小年纪，就能体会寄人篱下的感觉，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敢任性，还有意地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甚至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童年，“我小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那些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学不到这一课，长大了还是要学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得到别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也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处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成功是自信的争取

1978年春天的某个早上，亚勤像往常一样要去上学。

就在打开家门的一刹那，他的语文老师冲进来：

“快……快……快看。”

老师的手上摇着一张报纸。直到多年以后，亚勤还能记得，那是一张《光明日报》。

吸引他的那篇文章很长，里面说，合肥有个中国科技大学，大学里有个少年班。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都没睡觉，”亚勤后来回忆，“我已经把上少年班当做自己的目标了。”这个高中一年级学生当即决定，第二天早上就跳到高中二年级去，还决定四个月后去参加夏季高考。

老师还是用那句话鼓励这个孩子：“只要能通过考试，你就跳吧。没人拦着你。”

亚勤于是开始实现他的计划。他进了高二的尖子班，废寝忘食。“那是我一辈子最用功的一段日子，真的是为了那个目标。”他这样说，“一个人要是有了自己的目标，就会有一种再苦再累也心甘的感觉。”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看上去一切顺利，却不料灾难突然降临：他得了肝炎，不得不停学，住进医院，饱受病痛折磨，发热，虚弱，满脸黄疸色，无法开动他的大脑，想要看看书也非常艰难。但是，对少年班的渴望支持着他，他不肯放弃。

“我就是想试试，失败了也是一次练习。要是不考，不就等于是考了0分吗？”

他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又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等到能上学的时候，高考已经开始了。

考试结果比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差10分，尽管如此，还是超出人们的想象，他可以上山西大学。那也是一所重点大学，而且是太原人心中的圣殿。

周围一片祝贺声，但亚勤很不开心。他心中的圣殿在合肥。

老师再次给他带来希望：“上一次考试是全国统一高考。你不是想去少年班吗？那是另外一次考试。马上也要开始。”

亚勤大喜。

新一轮考试的结果是：语文和政治都很差，但数学却是满分再加20分。他不仅把所有数学考题完成得滴水不漏，还把加试的一道题也做出来了。那是一个平面几何题，而他是全国考生中唯一解出这道题的人。阅卷的老师们被惊呆了，都说太原出了一个“数学神童”。

“其实这是过高地估计我了。”亚勤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笑着说，“这个题正好是我做过的。我不比别人聪明，如果我没做过，我在考场上肯定做不出来。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题。”

可是考官不管这个，只管结果。亚勤后来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

一句话影响一生

12岁那一年，亚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少年班上，亚勤是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让他更多了几分得意。母亲也很高兴，但她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过，也几乎没有当面夸奖过他。有一阵子，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是他把大部分记者都拒绝了。因为母亲不许他接受采访，说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还对他说：“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迄今为止母亲的教导无数，不知为什么只有这句话最符合亚勤的心思。

亚勤觉得少年班的日子和他在太原上中学的情形差不多。直到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情是从一个作家的出现开始的。这位作家从北京来到合肥，想要采访这一群“神童”。看到亚勤不愿意谈自己的生活，于是对他说：“我们一块散散步吧。”

那个下午，这一大一小在校园周围走着，一边走一边聊，谈啊谈，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已经走得很远，走出了校园，走进乡下的田野。夕阳西下，天边一轮红日，彩霞漫卷，把亚勤的脸都映红了。

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来，你的基础还很差。”

“这人怎么不说好话？”亚勤心里不高兴，不禁争辩道：“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不错。”作家点点头，似乎被这个孩子的自信打动了，他忽然站住，转过身来，眼睛正视着亚勤，“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

说完，他把手从亚勤的肩膀上拿开，转身离去。

亚勤一个人留在那里很久。“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次改变在于我的内心。”很多年以后亚勤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劝告。从那以后，每次遇到问题，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那双眼睛，好像电影中一样。每次我得意的时候，就会有个声音让我平静下来：‘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

唯一的满分

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读完本科，又取得硕士学位，然后于1986年来到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

“实际上，他有机会去麻省理工学院。”他的导师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博士在14年以后这样回忆当年的学生，“可是我和他相处不到一个星期，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他极其聪明，异常勤奋。他的知识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我立刻让他参与项目，试图将他留住。”

张亚勤就这样留在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博士身边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选择，不仅因为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更因为他对待一个杰出学生的那种态度。他了解张亚勤：“毫无疑问，他是最好的学生，给他讲课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在获取博士资格的通信考试中——这是非常难的考试，他是唯一获得满分的人。”

当时张亚勤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科学家。到1994年时，他已经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就在这段时间，张亚勤被聘请到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首先担任项目经理，后任部门主管，1997年被提升为多媒体实验室主任，这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所担任的最高职位。在这个工作中，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创造了数百项新技术，申请了数百项专利，而其中5项最重要的技术和专利，就是由张亚勤直接创造的。

微软中国之路

1998年3月，当时的世界首富、美国微软公司的董事长比尔·盖茨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在发表完演讲之后，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会议结束后，盖茨惊奇地发现，这与在美国大学与学生的交流完全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他感觉到这些满脸稚气的学生更显得才华横溢、后生可畏。在飞回美国的飞机上，盖茨作出了一个新决定，就是从印度、日本、中国等国家中，选择在中国投资8000万美金，设立微软亚洲研究院。

同年8月，著名学者李开复博士接受盖茨的重托，出任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长。他要完成盖茨的重托，在北京建立一个世界一流、亚洲最高水准的研究院。出发之前，他向同事们发出了电子邮件，请他们列出在计算机软件、多媒体等领域国际最著名的学者名单。

几天之后，李开复携妻带子，来到中国。到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一看同事们发给他的电子邮件。令他吃惊的是，在众多的推荐者中，有一个名字被许多人反复提到——张亚勤，一个32岁的中国学者。在与西雅图总部密切磋商之后，微软决定，请人力资源部经理尽快与张亚勤博士接触。

在北京10月的一个黄昏，李开复接通了美国的越洋电话，这时正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城的清晨，张亚勤刚刚起床不久。两位世界著名的华人学者第一次通过电话进行了交流。几天之后，张亚勤飞到了北京。

2000年秋，张亚勤走马上任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近年来，在研究院，张亚勤营造了讲究团队精神、和睦相处的氛围。员工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很透明，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很透明。每个人都是本来的面目，不是因制度而改变过来的人。

2003年11月4日，微软亚洲研究院迎来了自己的5周岁生日。同时，微软亚洲工程院正式落户北京中关村。目前，该研究院拥有在多媒体、用户界面、无线网络及数字娱乐技术方面的170多位优秀的研究人员以及200余名访问学生；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700多篇，有多项技术成功转移到微软公司的产品当中……

回到中国之后，对于张亚勤来说，做技术权威的愿望就像大海中小小的浮标，虽然还在那里，却已不是绝对焦点。张亚勤受邀定期到全国各大学演讲。每一次演讲他都会想起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对讲演者虔诚的吸收心态。他说：“回国后我最大的感觉是使命感，我能影响的是更多的人。”

《张亚勤：成功是自信的争取》这篇报道有长亦有短。析之，可为针对个人生活的正面报道如何改进提供一定的启示。

先看该文的长处。总体来看，这篇属于正面报道的新闻稿是比较生动的，对广大读者的个人生活可以提供一定帮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较为理性，具有一定的人生智慧。此文着力报道主人公张亚勤跌宕起伏的命运和人生成长中的不断思考、摸索及其成功的经验。稿件以叙述为主，材料翔实而丰富，内容严肃而没有煽情，这有助于避免此类稿件常有的内容浅薄。二是励志。这是一篇人物新闻。稿件的内容是真实的。主人公又是一位成功人士，但这种成功并非来自家传或权贵的恩赐。主人公张亚勤原本生活在社会下层，小时候是一位和芸芸众生一样的普通孩子，由少年到壮年而走向成功，凭借的不过是自立意识，是拼搏精神和不服输的意志，是善于学习、爱动脑子，是长于不断总结得失的习惯。稿件因重点披露推动主人公一步步走向人生辉煌的主要原因，有助于使主人公成为广大读者，尤其是正处在人生规划探索时期的年轻读者们的时代榜样。三是具有现实针对性。较之既往，转型时期的中国已经大大抬高了不同社会阶层间，尤其是社会下层向社会中间层和社会上层流动的门槛。潘晓凌等人的深度报道《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41]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变迁。当然，主流社会能够直面严峻的社会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并带来希望，应予充分肯定。不过，对此类社会问题的克服、解决需要社会和寒门子弟的共同努力。而《张亚勤：成功是自信的争取》对张亚勤事业成功及成功原因的报道，在励志的同时也可构成一种柔性的社会抚慰，有助于通过社会协商渠道来解决新老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再看该文的短处。《张亚勤：成功是自信的争取》并非没有弱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主人公成功的原因还报道得不够集中、突出。对于一般受众，张亚勤的人生事业高度是难以攀达的，其人生之路的外在轨迹显然不好效仿。广大读者能从主人公那里学习，也应该学习的主要是精神。然而，稿件的后两节，尤其是最后一节“微软中国之路”却基本成为主人公事业外在成功的展示，而见不到多少主人公的思想动力或经验、教训。这样的处理就不能不影响到稿件的内容深度和冲击力，对读者就会缺少实质性的帮助。稿件应该追求事与魂的统一，注意发现、提炼和倡导合乎时代进步潮流的现代人格。第二，主人公的成功远多于挫折。痛苦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即便取得辉煌成就的杰出人物也同样如此，甚至别有重重磨难。因此，注意并善于报道主人公前进中的困难及痛苦，既可以强化人性，淡化稿件的精英色彩，突出内容的平凡色调，又便于被广大受众理解、认同和学习。对此，媒体编辑是应该向作者告知或提醒的。

4.报道形式：生动活泼，切合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

形式也是正面报道需要注意的。一些正面报道的内容是充实的，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但因为可读性不尽如人意而导致稿件黯淡失色，难以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可读性和内容、形式都有关系。文章外在形式干瘪，同样会极大地削弱正面报道的吸引力、亲和力和社会影响力。主流媒体要善于从内容和形式这两大方面一并打造主流报道的生动性与对受众眼球的吸引能力。2007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五一”特别节目《消费者学校》在节目的表现形式上相当丰富，可圈可点：①首席主持人为食品营养的介绍者、分析人，由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胡小松教授客串；②设课代表二人，其中一人由央视的节目主持人如阿丘、海霞、王小节临时担任；③栏目真正的主持人章秋伟扮演班主任，仅在节目的开头、结尾出现，或开场或总结，仅起串连作用；④该栏还设立“食博士”一位，专门在演播室外的食品实验室现场进行食品营养方面的实验。该角色由一位名叫陈颖的女性担任。由此不难看出，《消费者学校》的节目形态元素丰富多彩，搭配得体。节目形态同样是该期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些媒体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编辑部可以通过编委会、编前会、编辑室内部会议等途径强化新闻工作者的业务学习，不断提高媒体的编辑工作水平。

3.形式治理实例：两篇艾滋病题材的新闻稿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现以同题报道两篇为例。所谓同题，指的是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记叙文，两篇或数篇之间在题材上相同或相近。关于近年我国艾滋病蔓延的新闻现象，《湖北日报》与《南方人物周刊》各有一次长篇报道。不过，两篇报道的整体处理大相径庭。这种处理的截然不一，在稿件的形式上亦有十分突出的反映。正是这种大相径庭直接推动两篇报道在可读性、生动性上出现了鲜明的反差。

案例一　防“艾”，重点在农村^[42]

湖北日报记者　孔奇志　通讯员　黄冬桂

80%的病人在农村

1982年，艾滋病病毒经美国血液制品传入我国；

1983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我国第一个公民；

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例外国艾滋病病人……

粗略估计，截至目前，我国现有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84万人。

这84万人，80%在农村，大多是卖血感染的，个别农村地区感染率达10%～20%。

随州市均川镇村民胡某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农村收入低、负担重，面对家庭开支、孩子上学等经济压力，一些人走上了卖血路。为提高采血效率，血头从不对针头消毒，造成大量村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拿着卖血换来的几十、上百元钱回到家中，村民们一如平常地与配偶亲热，久而久之，通过性和母婴传播，一家人很难幸免。“知道自己患病的瞬间，我的大脑先是一片空白，继而是对血头的‘恨之入骨’。”胡某曾与村民结伴去找血头算账，但狡猾的血头早已有备而逃，个个赚够了带血的钞票，在外地置房做生意，再也不在周围露面。

有数据显示，因非法采供血传播的感染者几乎100%分布在农村，这其中又以青壮年（15～49岁）为主（占93.9%）、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为4.6∶1）。

性传播、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仍很厉害

与所有传染病一样，艾滋病控制最有效的措施是确诊、限制和“隔离”患者，切断传染源。

然而，由于发现晚，加之某些地方怕影响形象，影响招商引资而对艾滋病问题讳莫如深。前些年，社会对防治艾滋病的宣传也不够，相当一部分感染者对自己的情况毫无觉察。就说目前粗略估计的84万名患者，其实真正确诊的只有数万人，还有近80万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政府不知道，医院也不知道。“无知”是防“艾”最大的障碍。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付继成告诉记者，这些年，他经常接诊一些年纪轻轻的性病患者，“这些女孩大都来自农村，因为文化水平较低，她们在城市难以找到工作，因而走上了卖淫的道路……这其中，肯定有艾滋病家庭中出来的女孩。因为父母患病，家中一贫如洗，因为父母治病需要钱，她们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下，更易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更易发生卖淫行为”。“她们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一旦走上卖淫之路，无形中就加剧了性病、艾滋病的蔓延：她传染嫖客，嫖客传染妻子，疾病就这样向一般群体扩散……”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说，“现在，通过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途径已经基本控制住了，但是性传播、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还很厉害。最近，我发现两个女大学生感染了艾滋病，都是通过性关系感染的。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薄弱。”

卫生部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资料显示，从1994年开始，我国艾滋病传播速度加快，疫情逐年大幅上升，其中经性传播的感染比例明显增加。

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少

在随州、大冶，记者发现：在农村，有艾滋病临床治疗经验的医生寥寥无几。

一名村医抱怨说：“卫生部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省卫生厅组织过大大小小的艾滋病防治培训班，但村医直接参加的很少。其培训大都是逐级培训，而到了村级大都戛然而止。”

对此，桂希恩教授不无忧虑地说，培训模式应该上下结合，有所变化。比如在一般区域，采用由上向下的培训模式无可争议，但在艾滋病高发区，培训就应该跳过上部和中部，直接切入基层，培养大批有临床经验的村医，毕竟高发区要“救火”。

目前的情况是，少数农村地区艾滋病正处于爆发流行期，但农村基层艾滋病防治技术力量薄弱，已成为制约艾滋病防治的瓶颈。

随州市有关领导回忆，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消息在“小道”上流传时，随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副食品店没人光顾，蔬菜、肉类没人买，驶往有艾滋病患者村、镇的长途汽车没人坐。随州市疾病控制中心先在均川镇办班，普及艾滋病知识，组织村委会主任、妇联主任集中学习，并在农村大量发放宣传材料，4个月后，人们的恐慌情绪才得以缓解。

……

案例二　访国内唯一公开病情的艾滋女大学生：

我拒绝怜悯^[43]

记者　江华

朱力亚，中国艾滋病群体中，目前唯一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一年前的4月，这个活泼快乐、有着优异成绩的大学外语系二年级学生、正在品尝爱情的22岁的西安姑娘，被艾滋病病毒迅速地推向了她生命的深渊。

正值春天，油菜花开得艳黄，桃花和梨花在枝头炫耀华丽的生命，河边的牛在安静地吃草，湖北北部的一个县城的一切，都让人感觉到世界的美好和安静。在此避世的朱力亚，却和这个世界，渐行渐远。

2005年4月5日，清明节。

在一个遍布200多个名人的地方，到处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燃烧纸钱的烟雾。来自北京和广州以及其他地方的这里的子孙们，穿着制服、在警察的警笛声中来到高大的陵墓前，祭奠死去的人们。朱力亚默默地看着他们，说：“其实，伟大者和平凡者死去并没有什么两样：得到同样的纸钱，得到同样的祭奠。”

“当然，我也可以成为一个英雄，尽管我的敌人只有一个，艾滋病。”她微笑着说。一阵风将纸钱燃烧的烟雾吹过来，把朱力亚淹没在里面，烟雾呛得女孩眼神有些迷离。

这一天，距朱力亚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已有366天。几个月前，她逃离遍布同学和朋友的城市，逃离大学外语系青春飞扬的教室，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城。

2004年4月4日，朱力亚，在她的外籍男友离开当地回国治疗艾滋病不到48小时后，被外籍男友所留学的大学外事机构找到，证实了朱力亚就是这位留学生的中国女友。在自己大学老师的劝说下，朱力亚到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进行艾滋病检查。正式确认她通过和男友的性关系而携带艾滋病病毒。

她的世界立即变成混沌的、黑暗的世界。

就在她被证实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前后，在长江边的这座城市的几所大学里，几个女生的命运与朱力亚相同。不同的是，那几个花季女孩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没有人能够联系到她们。而朱力亚，走了一条和她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好累，活得好累，累到骨子里了。”朱力亚对人生深感绝望，“我觉得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能否通过努力，找到死亡前的真正的自我？”

朱力亚，是中国艾滋病群体中，唯一有勇气公开自己病情的在校女大学生。

出身贫寒的姑娘

1982年9月，一个女婴诞生在西安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父亲不认识几个字，从事当时非常吃香的司机职业，母亲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这个孩子的到来，让这对自由恋爱的夫妻充满了欢乐。从小，朱力亚就是这个家庭的宝贝。

这个家族很庞大，朱力亚的爷爷有4个弟兄、5个儿子。爷爷奶奶喜欢比较听话的小孩，就不喜欢她的爸爸，因此她的爸爸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爷爷奶奶仅仅让他在家里劳动。

父亲和母亲自由恋爱了。爸爸会开车。虽然没文凭，但是开车也算个不差的工作。这个婚姻遭到了朱力亚的外公的强烈反对。

“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他们自由恋爱，在一起了，日子虽然不宽裕，但还是很幸福。然后我出生，我两岁的时候，妈妈下岗了。”

似乎是遗传，朱力亚继承了母亲对爱情执著、纯粹的追求，她认为自己的病情和自己的爱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朱力亚（以下简称朱）的妈妈今年45岁了，丈夫比她大3岁。没有工作，要生存，他们就决定到附近农村买农田种地，妈妈自学农业技术，种菜。由于父亲大字不识几个，他只能干体力活。

这对夫妻将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们把女儿送到当地比较好的学校，和一些家庭背景很好的小孩一起上学。“我自尊心特别强，虽然家里条件差，但是在别人面前作出很高傲的样子，不让别人看不起。”朱回忆说。甚至现在朱在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尽管是长途电话，尽管每一句汇报的话语都是谎言，但是朱眉眼间对父母的爱意真诚而自然，几乎让人感觉她仍然没有长大。

事实证明，这个女儿给了父母安慰和自豪。初中毕业的时候，这个18岁的姑娘考取了湖北荆州的一所中专，学习外语。

让老师和同学惊讶的是，这个长得不是很漂亮，个性却极强的女生，用2年的时间学完了3年的课程。在这所中专，每年只有3个保送大学的名额，朱就成功地申请到了一个，成为该学校一个没有毕业就被送到大学读书的学生。

2002年，在选取大学的时候，朱力亚看中了学校名字前面有“中国”字样的大学。“我总以为，以中国开头的大学是最厉害的。”她戏谑自己当年的无知。

优等生

在大学，朱力亚似乎到了天堂。“我家里太普通，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我，改变家庭。”

在学校，强烈的成名、出人头地的信念，让朱获得了更大的精神力量，她凭借自己优秀的成绩去做兼职，挣学费，没有伸手向家里要钱。“我觉得自己就是挺有能力的。我上大学都是靠自己，有很多家长都是给学校送礼，而我没有。”她说。

当别的女孩子仍然躺在父母给予的金钱和幸福之上求学的时候，朱力亚已经开始了自己独立的人生；当别的女孩为英语四级考试发愁的时候，她的英语级别早已经在中专时就过了四级。在中专过四级让她感到风光无限——中专生考英语级别，需要考二级，三级，过了三级才能考四级。朱力亚和大四的女生住在一起，学姐们逃课的时候，她替她们上，帮她们考试，当枪手。

“我一般都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所以很难自卑。但是我比较自闭，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全部故事告诉别人。”

在这样一种奇怪的心态中，她取得了让别人羡慕的成绩。更为让同学惊讶的是，她找到了一个英俊的外籍男友。这让众多希望通过国际级别的恋爱达到出国目的的女孩子更是艳羡不已。

朱因为其杰出的表现，成为该大学一部分入党积极分子的辅导老师。就在她即将入党的调查函发到学校的当口，2004年4月，艾滋病病毒在她身体里被发现。入党对她成为泡影。

流浪的女生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朱彻底地正视这个世界，一个从来不在乎艾滋病的女孩子，一下子就被对艾滋病病人的恐惧和害怕周围人的心理击毁。

在自己独处一间房子的日子里，她拉紧黑色的窗帘，让屋子里没有一丝光亮，就一直坐着、坐着、坐着。“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想，脑子里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也不想死。我深刻地感到，出了这个门，看任何人、任何东西，包括路边的一朵小花，甚至风，都已经和我无关。”

她开始包装自己。小心而不露痕迹地表演自己。跟她玩的女孩子没有人会感觉到她身体里有一点点毛病，而且更不会感觉到她是这个病。

她在截至今天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建立谎言世界，几乎对所有人。她不知道，将自己的实情告诉别人后，会面临什么灾难。

她想她的爱人马浪，那个已经回国，但不知道死活的，给予她人生第一次爱情的男人。“我不敢安静下来，如果这样，马浪就迅速占据我整个脑海。他毕竟是我爱的男人，我现在为止唯一的爱。”

2004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了中国艾滋病病人比较集中的河南。她突然发现，除了生命长短和自己一样之外，那是一个更需要帮助的群体。她自己，是不要怜悯的。

几个月前，她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在当地，她立刻成为名人，走在街上，一些父母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给她，学纯正的英语。2005年4月6日晚上，在课堂上，她用西方的教育语言模式讲课的同时，当地的父母们如在菜市场一样，随便地打断课程，去打孩子，去为孩子喂水。

在当地一家最豪华的饭店里，很多人知道她，她在这里开过讲座；在一家漂亮的餐厅，也经常出现外国人和朱一起进餐的情景，他们用英语热烈地交谈。

她几乎每天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一些虚构的情节和故事。“如果我是一个美国的艾滋病病人，我根本就不会这么累，我能得到起码的尊重，会得到父母的尊重

和爱护。但现在我无法得到父母的爱护。如果说出来，我就死定了，父母也死定了。对我这样的女孩子，更厉害的武器不是艾滋病，而是人言。”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偶然得知了这个大学生的故事。一个月后朱打来电话说，想通过《南方人物周刊》改变自己的现状，引起人们对大学校园艾滋病的关注。

她了解到，我们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艾滋病群体。

拒绝怜悯

8个月中，朱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痛苦的选择和摇摆。

她害怕父母、同学、亲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事实。她曾经安慰自己，父母在遥远的西安下面的一个城市，是不看报纸和杂志的，也不会上网；她害怕失去目前可以隐藏自己身份的工作和生存环境，她不知道在整个中国，究竟哪里可以容忍她以一个艾滋病病人的身份坦然而正常地存在和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思想准备，如果朱拒绝公开自己的病情，将随时准备放弃关于这个女大学生的故事，这取得了朱的信任。从开始时故事和细节的撒谎，到最后的道歉、修正及坦然，朱走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也等待了8个月。

朱找到了一个说实话的地方，她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快乐地体会到，可以承认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以轻松而不需要小心地和人一起吃饭。“说真话的感觉，真像蝴蝶在飞。”她说。

她害怕这个社会对艾滋病病人的恐惧和歧视心理始终没有消除。尽管还没有想到，公开之后如何面对父母和同学。但朱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过这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她要背负着人们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真实地生活。

“我不奢望自己能为社会作多少贡献，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群，需要勇气和力量，改变已经被艾滋病改变的生活，回到众生的一般形态。”她说。

她不停地和我们用电话、电子邮件、书信交流，她深刻地反省着自己和这个社会当下的形态，试图从自己的遭遇中，总结出一个普世接受的对艾滋病群体的态度。

我有一个梦想

朱在2005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前只知道赶路，却忘了去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我现在开始学会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去享受生命的美好。我珍惜我的每一天，珍惜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其实我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如果讲我的故事，得到的只是同情和怜悯，这是我拒绝的。我需要人们对我的勇气和魅力的尊重。事实上，我要有面对生命的勇气，但我很难面对自己。说实话，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是自己。

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和其他病人需要什么。她说，艾滋病感染者，一定要建立一个组织，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精神的给予最重要。“如果他感觉这个世界很冷酷，这个世界很排斥他的话，就会有变态的心理，甚至你这么看低我，我就要故意传染给你。像有些小姐，她们知道自己有，故意去传染给别人，如果要去唤醒这些人，应该成立一个组织。”

“我相信，有人在看到我的故事后，会有所感悟，会对行为和思想有所修正。无论是濮存昕做了什么，国务院发言人说了什么，那都是非常虚的，我给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切的。”朱说。

朱认为，她没有把握好自己，踏入了生命的死胡同，不抱怨。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你也不能抛弃自己。她希望大学能普及性教育。大一大二可以不开，大三大四健康教育这门课一定要开。她甚至希望，在中学就普及性教育。

“知道自己得病后，从来不去计算自己失去了多少，而是数自己还剩下多少日子。就那么多时间了，找也找不回来。应该是考虑自己该如何做的时候了。”

朱仍然在那个小城里从事教育工作，学校是她永远怀念的地方；她唯一感到抱歉的是，不能够为父母亲建设一种让他们自豪的生活。

“不论如何，这一步我要走出来。”

朱在盼望着这样的日子：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我重新快乐。梦想我们的国人，像对待感冒和癌症患者一样，对待我们。”

（注：为了目前的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她建议人物周刊暂时使用朱力亚这个名字。她忧郁地笑着说：这可以让他们猜不到是我。在不测的时候，为她逃离那里，提供一些时间……）

“我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作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不多点对年轻人的宽容，保护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我对学校感情很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

2004年4月3日，长江边的一座城市。

各种生命蓬勃着储藏了一个冬天的力量，纷纷开始绽放新的一年的青春。在校园里，外语系22岁的女生朱力亚和往常一样，快乐地学习和恋爱着。

下午到晚上，她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的断裂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体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这个只有22岁的生命，开始失去土壤、阳光、水和空气，无所依托。

这个力量，就是一种叫HIV（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的东西。

从2002年到2003年的某个时候，获得爱情的朱力亚，身体里的一个T4细胞悄悄地等待着，它捕获了来自她的爱人，来自巴哈马的马浪身上的、直径约为100～120纳米的球形HIV，它与朱的T4淋巴细胞上的CD4受体结合，释放、整合，进入朱的DNA中。

AIDS——你在爱情中杀戮我青春

南方人物周刊：这几天，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天？

朱力亚：追究起来，我的人生其实是在2004年4月3日那天下午开始改变的。我们老师的一句话：“你知道吗？他感染艾滋病已经发病了。”这句话，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包括我生命的长短。

马浪，巴哈马人，27岁，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留学生。当时不知道是艾滋病，觉得是肺结核，从2003年11月开始我就发现他肺部感染了，我当时以为上火啊什么的。

2004年开学，他的病还是那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病了。那是4月2日，我帮他洗衣服。

第二天他说去北京，我说去北京干什么，他说办点事。4月3日早上他走了，下午那所大学外事部门通知我们学校外语系找我。我就此和痛苦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4月4日早上，在几个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疾病控制中心，我当时真的不想检查，就想迷迷糊糊地过去——如果不检查的话可能还有一丝幻想，不至于对自己打击这么大。那个大学的外事处通知我们学校校办，只有系书记、学生处处长他们俩知道，当然，后来校长也知道了。他们说检查一下，没有的话更好，有的话就要及时治疗……

南方人物周刊：4月3日你开始怀疑自己携带了病毒？

朱力亚：我很敏感，感觉误差一般很小。我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一点也不后悔。爱情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我不恨他，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爱他，爱得很深。

我活23岁了，我对未来的最坏最坏的打算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结局，现在我的生命和人生已经定性。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世界开始下雪。

朱力亚：那种感觉呀，我现在演还演不来（笑）。我回到公寓，站在窗边，想结束生命马上就可以跳下去了。学校让我住学校招待所，不让住学生公寓了。那天晚上很难忘，正好又是雷雨交加，风很大。我很困，但就是闭不上眼。说话说到零点。老师陪着，我都没有说真话。我需要正视可怕的现实——我很害怕，会失去学业，会被开除。

学校把结果保密到6月份，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最后知道结果，反倒没有反应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发现感染病毒一周年，你身体有什么变化？

朱力亚：2004年初我也病了。我发过一次烧，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估计那个时候HIV开始在我的身体里扎根。因为我们几乎不使用安全套。

一年来我健康得像头牛，HIV在我身体里睡大觉，还没有打扰我，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变化的是精神和心理。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朱力亚：我一上大学就认识他了。截至2004年以前那两年，我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唯一不能原谅的就是他没有跟我说实话，他走的那一刻都没有告诉我真相。事实上，说给我听，也只是证实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也许他不想让我过早地承担痛苦。

2004年9月，我委托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到中国外事部门帮我查一下马浪是否回国了，别人不敢查，因为总有人问为什么查这个人，我心里确实比较恐慌，我想不查算了，像大海捞针。

事情发生后，别人都说我很傻，我觉得感情上不需要有什么包装。他的优点、缺点，他的好、坏，都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财富。虽然是个悲剧，但经过是丰富多彩的，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南方人物周刊：美好的相爱过程。

朱力亚：（笑）也许是怪我英语太好了吧，如果我不会英语，我的人生不会有这么巨大改变。我帮他太多了，帮助他交流、帮他买东西，带着他旅游。怨就怨我选择了语言吧。有人说，你这是在找理由。

这个悲剧是我自己制造的。我喜欢和比我强的人交往，因为从他们的经历和学识，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有一天，我和我的外语系老师在外面散步聊天，老师就说了一个玩笑话，“我有个朋友以前英语很差，找了一个外国男朋友，进步很快。”这个玩笑也就一直藏在心里留着。如果说有功利性，也就是想利用他学好英语。

2002年9月开始认识。我不会轻易地去喜欢别人。我的感情很难激发出来，一定要到十拿九稳值得为他付出。9月份见了面之后，一直电话联系，等到10月才又见面，我一直不敢去。

2003年3月份开始相爱。不管是恋爱，或者是做爱，这都是我的第一次经历。传统吧？一个22岁的女孩子（笑）。我的爱情和一般的中国女孩子一样，并不因为他是外国人就有不同，快乐，轻松，投入。一个中国女孩子每天拿一本英语书是多么枯燥的一件事，但是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在一起每一分钟你都在进步，感觉很放松。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他还活着，我还会去找他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笑）。但愿他现在还活着。我也去教堂为他祈祷。他很文雅，很帅，待人也很平等，谈吐举止迷人。很多男孩子比不上他的风度。

南方人物周刊：你总在回忆这二年短暂的爱情。

朱力亚：我现在会把好的东西想得多一些。桂希恩教授（著名艾滋病研究者、2004年CCTV感动中国入选人物）有次打电话让我过去，也没有说是什么事情。我就立刻幻想是马浪没有事了！马浪回来了！就像电影里头王子公主的爱情。我很激动。事实上这是我的梦幻，他给了我一个爱情的无期判决书。

南方人物周刊：最想忘记什么？

朱力亚：从2004年4月起我想办法全部忘掉不想记忆的东西，爱情，学过的英语，全部忘掉。但还都忘不掉，一看到单词又认识了，没办法。

……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比两篇同题报道是不难见出其间高下的。两相比较，在可读性、生动性和感染力上，《南方人物周刊》的《访国内唯一公开病情的艾滋女大学生：我拒绝怜悯》（以下简称《我拒绝怜悯》）一文自远胜于《湖北日报》社的《防“艾”，重点在农村》。那么，《我拒绝怜悯》通过什么在可读性、生动性和感染力上超过了《防“艾”，重点在农村》呢？总体看，形式和形式背后的新闻实务理念是《我拒绝怜悯》胜出的重要因素。

在形式上，《南方人物周刊》的《我拒绝怜悯》有如下主要成功之处。第一，报道个人命运而不是报道整体事实。《我拒绝怜悯》将报道对象聚集在女大学生朱力亚身上，报道她的命运，并通过一个人物来折射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全局情况。此即报道个别并由个别见一般。这是《我拒绝怜悯》在形式上有别于《防“艾”，重点在农村》的条件与关键。当然，形式的变化也会带来对内容的不同剪裁。较之报道事实全局，报道个人命运具有可读性的原理并不复杂，那就是：个别是具体的、生动的，总是作用于感官；命运是起伏的，有变化的，而整体往往是概括的、抽象的、平直的，一般作用于理智。第二，体裁杂糅、多样而有序。《我拒绝怜悯》既有记者的独语，又有记者和当事人朱力亚之间的对话；先记者独语，叙中夹议，后双方对话记录，融传统的通讯报道和当时盛行的访问记于一体。其中，让新闻人物朱力亚直面受众，既交代信源，强化新闻事实的可信性，传达了新闻当事人的情感温度，又将读者带入新闻现场，增加了报道的现场感。第三，语言华丽而形象。“正值春天，油菜花开得艳黄，桃花和梨花在枝头炫耀华丽的生命，河边的牛在安静地吃草，湖北北部的一个县城的一切，都让人感觉到世界的美好和安静。在此避世的朱力亚，却和这个世界，渐行渐远。”报道开头的文字情景交融，是一种在充分尊重新闻真实性条件下的诗意的表达，形象而动情。这一类的文字在这篇报道中并不鲜见，如“你的世界开始下雪”，“下午到晚上，她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的断裂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体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除了形象，略带惆怅的语调与新闻事实，与当事人的人生命运水乳交融，又进一步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

不过，与《防“艾”，重点在农村》相较，《我拒绝怜悯》也并非没有短处。其中较为突出的瑕疵，是《我拒绝怜悯》在思想倾向上所存在的一种不大不小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报道主体对女当事人在异国婚恋中所暴露出来的有关错误行为和思想缺乏清醒的认识与细致的辨析。《我拒绝怜悯》刊出后，广大网民对女当事人朱力亚的某些表现，主要是朱力亚对其男友不辞而别的反应、痴迷、自惭形秽，拒绝认真反省几乎是一边倒的否定。网民们的意见，其实是值得重视的。稿件中的女艾滋病人朱力亚在思想上存在如下主要不足：①潜存着异国恋时尚、体面的思想倾向，其恋情包含了不少的情感之外的实用、虚荣的成分，甚至无法将出国意愿这样的结友不纯动机完全从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摈除；②有关内容不合逻辑。这集中表现在，面对外国男友不告诉自己病情而一走了之，朱力亚坚持认为外国男友如此做的动机是不愿意自己过早痛苦，而不是不负责任，不是玩弄女性。这样的理解牵强附会，反映了当事人的一厢情愿或打肿脸充胖子，或自我安慰、自我欺骗，或不肯直面残酷而躲避的思想波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文中女主人公的自我反省很是不够。

或许考虑到当事人已经身患绝症，《南方人物周刊》给予当事人朱力亚的同情远远多于必要的提醒和批评。不过，媒体这么处理是值得商榷的。毫无疑义，如果报道对当事人的思想错误缺乏必要的提醒、提示，那么稿件对女当事人，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的自尊和洁身自爱是不会产生什么积极帮助的。考虑到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实际、艾滋病对我国民众健康潜在的巨大危害和在华外国人在我国广泛结交女朋友的现实，《南方人物周刊》既然选取了女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一事，那么，就应该考虑事情的另一面，采取合适的方式对新闻事件予以必要的分析、评点与提示。世界还是充满危险而并非只有鲜花。对于在结交异国恋人中的注意事项、风险等，我国的新闻报道既然介入，就有责任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对交往风险进行必要的介绍、分析和提醒，以免读者，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年轻女性读者对此懵懂无知；否则，报道就很容易产生不应有的误导。同时，当事人朱力亚结交外国男友过程中是否存在媚外的思想，记者同样应保持警惕，既不必草木皆兵，也不能熟视无睹。非常可惜的是，《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部，期刊社的有关记者、编辑，对女艾滋病人即主人公的前述思想缺陷习焉不察，宽容得多少有些失去了原则。

【注释】

[1]宋世琦：《报纸编辑十二题》，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23页。

[2]宋世琦：《报纸编辑十二题》，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26页，27页。

[3]宋世琦：《报纸编辑十二题》，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26页，27页。

[4]见《知音传媒》2007年第2期，第61-62页。

[5]见《新闻出版报》2001年1月15日。

[6]见《长江日报》1998年2月23日第10版。

[7]见《长江日报》2009年7月29日第19版。

[8]见《人民日报》2009年7月15日第11版。

[9]见《传媒》2002年第1期。

[10]见《人民日报》2009年7月15日第11版。

[11]见《长江日报》1998年2月23日第10版。

[12]见《长江日报》1998年2月23日第10版。

[13]见《知音传媒》2007年第1期，第31页。

[14]宋世琦：《报纸编辑十二题》，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5]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276页。

[16]陆小华：《重大报道对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

[17]选自2005年9月30日《北京晨报》，略有改动。

[18]选自2005年9月30日《新快报》，略有改动。

[19]余斌，张国玉：《被交锋——公平与效率的苦斗》，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20]夏基松，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22]张宗厚，陈祖声：《简明新闻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281页。

[23]唐代兴：《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24]任理轩：《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7月22日第7版。

[25]胡瑞宁：《新闻写作学》，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26]《外媒报道暴雨之下的北京城》，《参考消息》2012年7月23日第16版。

[27]蓝鸿文：《专业采访报道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77页。

[28]蓝鸿文：《专业采访报道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2页。

[29]布小林：《自觉强化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政》，《人民日报》2011年7月5日第8版。

[30]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31]选自《哈尔滨日报》2004年8月20日，略有改动。

[32]选自华奥新浪2004年8月20日，略有改动。

[33]《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5期。

[34]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35]童兵：《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36]选自1984年1月19日《河北日报》，略有改动。

[37]卓培荣：《破解报道难题》，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8]卓培荣：《破解报道难题》，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39]选自《长江商报》2011年10月10日A8版，略有改动。

[40]选自《青年文摘》2004年第2期，略有改动。

[41]《南方周末》2011年8月4日第1版。

[42]选自《湖北日报》2004年8月19日，略有改动。

[43]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5月，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