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鄂温克人收看不到地方台电视节目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草地鄂温克人收看不到地方台电视节目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地方台电视节目很丰富,草地鄂温克人收看不到

没有电视之前,鄂温克人生活在草原的世界里,对草原之外人们的世界了解得很少,甚至有些人认为:北京算什么,海拉尔我都去过呢!随着电视走进牧民家庭,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把草原之外的鲜活世界带到了鄂温克人的眼前。在有电视的鄂温克人家里,通过地面卫星接收方式一般都能收看到30个频道以上的电视节目,有些富裕家庭安装两个地面卫星接收器,甚至能看到上百套的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中,除了国内中央电视台的部分频道和其他各省的节目之外,港台和国外的节目也非常丰富,如英国的BBC、蒙古国、印度、穆斯林世界、撒哈拉、也门和星空卫视以及韩国的电视节目。从频道数目来看,鄂温克人家庭确实比一般的城市家庭收看的频道要多,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作为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普遍具有一种“求近心理”,即对于自己所熟悉的内容易于产生亲切感,并给予更多的关注。受众的求近心理,从认知的角度看,是因为“被受众所熟悉的新闻容易纳入受众已有的认知结构(或曰认知图式),使人感到亲切、可信,同时也易于同主体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理解得快而深。”^[2]从情绪情感上看,受众熟悉的内容容易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共鸣。因为“个体在生活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使心理内容具有特定的方向和作用力,当它与条件相同的心理活动相遇时,就会发生共振、共鸣,具有互相强化和相互激励的特性”。^[3]而且,从传播效果来看,受众熟悉的内容由于能够准确地切入自身的认知结构,因而能够在受众的认知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进而会对受众的社会行为发挥重要的影响。生活在大草原的鄂温克人,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在满足他们了解外部世界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也就是说能够满足“求新”心理,但是对于反映自身所处环境变化的地域新闻却收看不到,即“求近心理”无法满足。

鄂温克人获取地域新闻的途径来自于当地的呼伦贝尔电视台和鄂温克旗电视台,由于传输方式的局限性,深处草原腹地的鄂温克人至今收看不到这两个本地电视台的节目。呼伦贝尔电视台的节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卫星传输,仍然是光缆传输,节目只能覆盖到地市级和其他县级地区,无法延伸到乡镇和所辖的嘎查这些偏远地区,乡镇的覆盖率还不到40%,鄂温克主体民族居住地则属于覆盖区域之外。对于鄂温克人来说,鄂温克旗电视台的节目更加具有地域性,与鄂温克人的生活最为接近,是鄂温克人最关心的节目,但是它的信号覆盖也只能是在方圆20至30公里之内,覆盖区域还不到整个鄂温克旗区域的1/4。而鄂温克主体民族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距离鄂温克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南屯) 12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为此,鄂温克人通过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器所收看的节目中,至今仍然看不到当地呼伦贝尔电视台和鄂温克电视台的节目,关于当地的新闻和天气预报这方面的信息只能通过收音机获取。鄂温克人所有收看到的电视节目中,最具接近性的节目是内蒙古电视台蒙语频道的节目,但是蒙语卫视面对的是所有蒙古族受众,鄂温克人虽然对节目语言和节目内容有熟悉之感,但是从接近性方面来看,还是无法与当地节目相比。关于了解周边环境的变化、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聆听本民族语言、反映本民族文化和再现本民族形象等这些要求只能通过地方台的节目来获得满足。为此,让鄂温克人尽快收看到地方台的节目,解决地方台节目“缺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另外,呼伦贝尔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区域,据2004年统计,全市共有37个民族,包括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俄罗斯族等。^[4]由于地域广阔和人口居住分散等原因,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地也存在收看不到当地电视节目的问题。调研期间,笔者曾经就鄂温克人收看频道节目多而流露出羡慕之情,一位汉语非常好的鄂温克人说:

那能有啥用呢,我们最想看的节目看不到,经常看的也就是那几个台,其他的都没用,看不懂。很多人汉话都听不懂,更别说能听懂那些外国节目了。有这么多节目也是白扯,浪费了。

比如,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呼伦贝尔电视台和鄂温克电视台都播出了很多精彩的电视节目作为对自治区60周年大庆的献礼。呼伦贝尔市在市中心的成吉思汗广场多次举行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绿色呼伦贝尔》等大型演唱会还进行现场直播。反映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民族生活的舞剧《天边》等演出都在呼伦贝尔电视台播出,但是鄂温克人却无法收看到。与此同时,鄂温克电视台也播出了很多反映鄂温克风情的歌舞节目,像《欢腾的鄂温克》这台室外录制的演唱会,聚集了很多鄂温克艺术家,是鄂温克民族最引以为自豪的节目。但是这些节目对于大多数鄂温克人来说根本收看不到。

就目前的传播状况而言,少数民族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传播学者方晓红曾经指出:“尽管我们的媒体在报道农村信息方面有一定的成绩,但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对象中,‘农民’基本处于‘缺位’状态”^[5]。相比较之下,少数民族在媒介的报道对象中更是处于“缺位状态”。媒介形象的缺失使得一部分鄂温克人对自身民族的发展产生忧虑,尤其是鄂温克老人在这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这也是他们拒绝收看电视的原因之一。一位老人说:

我们鄂温克族也许再过几十年就不存在了,现在的孩子有时间就盯着电视看,看到的和听到的跟我们的生活一点也不相干。这些孩子不说鄂温克话,不穿鄂温克人自己的衣服,这样下去,我们鄂温克族不就没有了吗?

由于自身在媒介形象中缺失,有一些鄂温克人开始了民族文化的抢救工作,哈森其其格便是其中之一。哈森其其格曾经担任鄂温克旗人大常委会主任,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副会长。从1988年以来,她开始从事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并且借助电视媒介的力量,扩大和宣传鄂温克族传统文化。例如,1995年鄂温克族的“瑟宾节”在鄂温克旗南辉苏木举办,在哈森其其格的组织下,中央电視台“民族之林”栏目以“草原上的鄂温克人”为题进行了宣传报道,扩大了鄂温克族的影响。同时,她还筹划、组织、出版发行了鄂温克族“瑟宾舞曲”和“鄂温克族歌曲”的磁带,组织拍摄鄂温克族独有的体育项目“抢枢”的专题片《走进枢体能》。哈森其其格组织成立的鄂温克族服饰表演队于2004年参加了内蒙古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以此扩大鄂温克族的影响。

(二)通过数字地面电视和移动多媒体解决地方台节目收看不到的问题

为了让草原鄂温克人看到关于自己民族风情的电视节目和及时了解当地生活环境的变化,建议当地政府通过数字地面电视和移动多媒体的方式解决鄂温克人收看地方台节目这一问题。

由于草原地广人稀,居住分散,通过光缆和有线发射的方式使地方台电视节目进入牧民家庭成本会非常高,而且这种方式也不适合牧区的实际情况。虽然“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能够解决偏远地区受众看电视的问题,但是这种有线发射方式最适合人口聚集的区域,对于草原居住分散的牧户来说,这种方式不但成本太高,而且也不符合牧区具体情况。而且“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即使解决了牧民看电视的问题,却仍旧解决不了看当地电视节目的问题。为了能够让鄂温克人看到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建议当地政府采用无线发射方式的数字地面电视和移动多媒体电视,即CMMB(中国移动数字多媒体广播)的方式。CMMB是通过卫星和/或地面无线发射电视、广播、数据信息等多媒体信号的广播系统,是国内自主研发的第一套面向手机、PDA、MP3、MP4、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多种移动终端的系统,利用S波段卫星信号实现“天地”一体覆盖、全国漫游,支持25套电视节目和30套广播节目。

地面移动数字电视目前有三项业务:一是移动接收,主要在城区的公交车、出租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二是固定接收,主要帮助解决有线光缆不能覆盖的地区收看电视的问题；三是多媒体信息,日后还可以开展双向点播业务^[6]。就牧区而言,地面移动电视是解决牧民收看电视的最佳途径。首先,游牧民族是马背上成长起来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是他们生存之根本。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到野外打草,地面移动电视移动接收的特点都可以使牧民们通过手机、MP3、MP4等媒介收看电视节目。其次,地面移动电视的固定接收特点可以解决牧民看不到地方电视节目的问题。只要在苏木这种乡级地区建立地面移动电视发射台,这样周围四、五十公里的地区便在电视信号覆盖区域之内,然后再通过接力的方式将各个发射区域连接起来,以此实现整个牧区的电视覆盖。这样,牧民们便可以通过卫星接收中央电视台、其他省区以及港台地区和国外的电视节目,通过手机、MP3、MP4等移动多媒体收看呼伦贝尔和鄂温克电视台的节目,对于鄂温克人来说既满足了“求新”的欲望,又满足了“求近”的欲望。最后,地面移动数字电视的互动功能还能够满足鄂温克人的“互动”需求,通过互动点播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公共信息,也有利于应付突发事件。

就现实情况而言,由于城市人口众多,回收效率高,目前地面数字电视的推广和普及主要是在城市展开。这项工程于2002年启动,2007年8月以来,已经在6个奥运城市以及深圳、广州开展了地面网络覆盖工作,2008年初,将在全国35个主要直辖市和省会级城市开始建设UHF地面覆盖网^[7]。而对于广大的农村牧区来说,那些地处偏远、居住分散、尚无法收看有线和无线电视的牧户虽然是地面数字电视的主要用户群,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说,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效益要远远低于城市地区,因此,地面数字电视在牧区的启动仅仅依靠商业行为,恐怕难以实施与推广。对于政府来说,要确保这项工程的顺利启动,必须加大投资行为,不以经济效益来作为衡量标准,而是更加重视这项工程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呼伦贝尔地处祖国边疆,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让地处电视信号盲点区的少数民族受众尽快看上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既有益于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能增强少数民族受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对于政府而言,也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伟大工程。

【注释】

[1]【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2]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3]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4]徐占江主编:《呼伦贝尔市要览》,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5]方晓红:《大众传播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2页。

[6]《数字电视地面标准出台撬动万亿数字电视市场》,《中国证券报》2006年9月1日。

[7]《广电总局披露2008年CMMB运营规划》,上海《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