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财政危机的迫切需要

三、解决财政危机的迫切需要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其国内投资已经饱和，为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和掠夺原料、抢占市场，列强开始了在远东的激烈角逐。美、日侵略中国台湾，英、法侵入中国西南，沙俄则把魔爪伸向中国西北边疆，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了危机，为此清政府内部开展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筹饷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他们已经意识到“求强”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66]。这时的清政府由于连年内外战争，巨额的战后赔款及军费支出的浩繁，已使财政入不敷出，所办军事工业就屡患经费不足，当时只有“借用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67]一途，只有这样矛盾才会迎刃而解。因此在这场争论中，各督抚及其他高级官员大多赞同开发矿产，他们认为:“中华有矿之地，半皆民间产业……前明万历年间，矿使流毒天下若彼……若当时特派廉明大员，早有今日西洋机器，以之兴办，则明季之富可立而待，何至远东有警，户部只存银八万两而束手待毙哉?……我朝二百余年不敢轻言矿务，乾嘉以后上下莫不患贫，道光一朝勉强支持已有难以敷衍之势，至于咸丰年而力绌矣，开捐抽厘、纳粟补官，诸弊益甚，不可究诘。……乃今大局尚可支持，若仍不变通以择地开矿而采之，则理财之法已穷，国家大用将安出也?”^[68]薛福成在《矿屯议》一文中对中国贫弱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也进行了论述:“通商以来仅三十年，而外国日富，中国日贫，复数十年，则益不可支矣，是可不筹所以振之哉。且中国矿产之饶，甲于地球诸国，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为之资也。”^[69]惇亲王等也上奏，指出:“中国以开矿为虐政，例有专条，非惟民间不愿，即自奉旨以来，官工官采亦从无实济;纵有废弃山岙，无人耕种之处，亦虑其一起是议，必致滋生事端。查前明之流毒，实由税使以公事为名，以私肥为实。故通达事体者不必以明之开矿为戒，而宜以明之用阉人为戒。我朝以矿务为戒，亦以乾隆年间国富民足，本不需此。今中国患贫日甚一日，抽厘津贴诸弊，欲罢不能。夫卝人之法始自周官，山泽之利古人所重，设使将来取民之法已穷，而尚以地力为不可尽，以矿务为必致乱，以风水为不可破，不妥筹善法以兴地利，则国家之大用，将安所出?”^[70]李鸿章这时也对开矿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主张，指出:“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可见“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诚为急务矣”^[71]。逐利的动机促使新式矿业诞生。

到了19世纪70年代，关于开矿的言论也屡屡见之于报端。这些言论大多督促政府速开煤铁矿，深为中国不能自开煤矿，徒为外人增利而可惜，“夫中国昔日之煤仅用之以代炭薪，故有之不足为重无之不足为轻，是在可有可无之列，自不必劳心经划也。至通商以后，用兵之时仿照西法设立机器制造局制造枪炮，旋又购用火轮船以运军需。肃清之后，又行仿照轮船以供巡海捕盗之用，复设招商局购用西国轮船以为载客运营之资，其用煤之事日甚一日，早宜开挖煤矿以应用矣。乃复迁延日久，日向西人出重价购买各煤以供各项之用，使中国之银又是流出于外洋，岂不可惜”^[72]。今则铅、铁、煤“凡此数物每岁价银流出于外洋者亦实难以数计，夫目下所用诸物皆系购自外洋，而此诸物又非中国所必无者，特令藏之地中皆不肯开取而用之，徒使中国之金银日流出于外洋而不之惜”，“矿务之兴，上益于国下益于民且中益于各官也”^[73]，这些言论自然不会不对清政府及其官员造成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