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化研究方法为主

一、质化研究方法为主

受众研究的传统主要是量化的经验性调查,用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量化调查来分析和探索“看电视”以及探讨电视对受众态度和行为变化的影响似乎已经受到局限。“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研究者们总是试图将传播过程中那些看上去有效—或是对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群有效—的因素分离出来。多年以来,大量的研究充其量只是就媒介影响力的基本问题给出了一些差强人意的解答。”^[60]近年来,以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和西尔弗斯通等为代表的“新受众研究”强调应该在“自然”的背景下对电视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媒介民俗方法志的人类学模式,因为以依靠观察为主的人类学的视角能够重新调整研究的焦点。“定性研究所关注的就是较为细致地了解我们从传播技术(如电视)获得意义的过程,以及传播技术所涉及的各种实践行为。”^[61]

由此可见,在自然的背景下对放置在其生存与生活的具体社会情境之中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解和观察,尤其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电视使用行为细节的观察,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资料不但真实,而且会非常丰富,因为细节代表的就是丰富性。虽然通过观察所获取的大量、鲜活、丰富而具体的资料无法量化和计算,以至于在确定性和方便性上有所损失,但是这是一种获取研究对象真实情况资料的非常有价值的一条途径。而且使用这种方法在资料获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也可以自身观察,还可以通过搜集现成的日常生活实物或表征物,用于进一步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本课题主要是建立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并配有部分问卷调查。即以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鲜活的资料为主,同时充分辅以部分文献资料。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完成本课题所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的大部分资料来源于对研究对象在其真实的生存与生活情境中电视使用行为的了解与观察。为了获取对研究对象新鲜的、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本人在就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曾经多次深入牧区鄂温克主体民族聚集的地区,对鄂温克民族居住地区进行专项调查,具体了解和观察电视对鄂温克人的思想观念、民族心理以及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由于本人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充满着深深的爱,并且对草原游牧文化有着较深的了解,本课题的完成便是建立在以下多次对牧区鄂温克族聚居地区的实地社会调查基础之上。

第一次调研时间为2006年7～9月,此次调研得到了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和市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虽然本人出生在呼伦贝尔,由于多年的他乡生活,关于家乡的变化,尤其是对于草原牧区人们生活的变化,以及媒介接触行为等方面的了解,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区隔。为了感受今日草原牧区的变化,在呼伦贝尔市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笔者从海拉尔出发,先后深入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即呼伦贝尔牧业四旗进行考察,行程长达1000多公里。在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中,笔者初步了解了牧业四旗广播电视发展情况和牧民们的电视接触行为。后来,在广申局领导的亲自安排下,笔者深入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东苏木的孟根图亚嘎查,居住在牧民家中,与他们一起生活,在自然情境下考察牧民们的电视收视行为。并且走访了20多户牧民家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牧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第二次调研时间是2007年1～3月。由于此时博士论文选题已经确定,研究电视对鄂温克人态度构成与行为变化的影响,调研的主要区域便锁定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主体民族聚集区,具体考察电视对鄂温克人生活的影响以及鄂温克人由此而产生的态度与行为的变化。这次调研以搜集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纪录片等影像资料为主。与此同时,笔者还专门向经常去牧区采访的新闻从业人员,比如鄂温克电视台的一些记者和负责“村村通”工作的部分一线人员,尤其是在最基层工作的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鄂温克牧民的电视收视情况和他们感受到的电视对鄂温克人生活的影响。

第三次深入牧区调研是2007年7-9月。在前两次调研基础上,此次调研对象最为集中,目的更加明确,而且收获也最大。除了积累了近20万字的观察记录资料之外,还有近10多万字的录音访谈资料以及大量的鄂温克族历史文献资料,与此同时还拍摄了很多鄂温克人生活的图片。这次的实地调查在调查方法上也更为得当,其中最为侧重的是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观察地主要在鄂温克民族主体聚集地辉苏木和下属的乌兰宝力格嘎查。首先,笔者选定了有电视机而且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牧民家庭为切入点,深入其中,在真实的空间和时间里,详细观察三户家庭成员日常生活中的电视收视行为以及电视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个家庭的观察时间在一周左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电视和电视节目对鄂温克人态度和行为层面的影响。笔者调研期间,正好赶上一户家庭的电视机出现了故障,三天时间没有电视节目可以收看,这为研究电视在鄂温克人生活中的角色重要性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让笔者进一步观察到,已经习惯在闲暇时间依靠看电视打发时间的牧民,在电视节目突然中断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无所适从。除此之外,笔者还对没有电视的家庭进行了考察。在牧区,没有电视的家庭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家庭成员收看不到电视,到别人家去看电视是很正常的事。实际上,在资料获取的过程中,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总是相伴而行,不可能截然分开。正如柯克·约翰逊所言“一进入调查现场,情况便变得很清楚:这两个过程(观察和访谈)的相互联系是多么紧密啊!访谈不可能存在于真空里。观察不仅持续地影响着访谈对象的选择,而且影响着研究者需要提出的问题。”^[62]为此,本课题的完成主要是建立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同时还配合着大量的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

(二)深度访谈与小组访谈

在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观察的同时,本课题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由于自身性格的原因,笔者与访谈对象接触时很容易给对方一种信任感,有些鄂温克人亲切地称呼笔者为“好姑娘”,这很有利于笔者尽快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本课题最主要的访谈对象是鄂温克主体民族居住地辉苏木(相当于乡)以及所辖的乌兰宝力格嘎查(村庄)的牧民,其次也对团结嘎查、巴彦托海嘎查和锡泥河苏木的部分鄂温克牧民分别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在性别、年龄和职业方面各不相同,就职业而言,绝大多数访谈对象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民,但也有一少部分访谈对象从事其他职业,比如苏木的政府官员、小学教师、个体商户等。从年龄层面来看,访谈对象分为老年、中青年和少年儿童。由于大多数老年人和部分中年鄂温克人不懂汉语,在与他们进行交流时,笔者请汉语非常流利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做翻译,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由于牧民们生活比较忙碌,访谈对象很难抽出专门的时间与笔者进行交流,为此,访谈多数是在访谈对象干活而笔者也在尽力帮忙干活的情况下完成的。比如,笔者经常帮助访谈对象做饭、看孩子、打水、找夜晚未归的牛羊、一起去捡干柴等。尤其是早晨,主人三四点钟起床挤牛奶,笔者也随之起床,为主人家烙饼、擀面条、煮奶茶,以便他们吃上热乎乎的早饭。在牧区居住的日子里,接受访谈的鄂温克人一共有40人左右,访谈主要围绕着以下话题进行:电视落户草原之前,人们怎样度过闲暇时间；电视进入草原以后,现在每天的生活怎么安排；说说你看电视的体验,这些体验是否会带入日常生活中；是否喜欢评价电视节目,如何看待、评价电视节目；电视对生活的影响,包括哪些方面受影响,哪些方面不受影响；电视激起哪些方面的欲望以及鄂温克人对未来生活的打算等。

由于笔者的调研多数是在夏季进行的,这是草原最美的季节,也是活动最多的季节,为大家相聚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为我的小组访谈提供了便利。很多次的小组访谈都是在一些活动中进行的,比如,那达慕和祭敖包的活动现场、婚礼宴和学子宴等聚会现场。

(三)文献研究

本研究在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以及小组访谈这些主要的方法之外,还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式获取一些资料。鄂温克民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中阻碍了文化成果的保留,其文化传承主要通过史诗、神话、民间故事等口碑传说的方式以及石碑等物质形式得以部分保留。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视,国家民委组织民族学家和民族工作者深入鄂温克族居住地区,对鄂温克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共三部分)和《鄂温克族简史》。其他的研究成果还包括《鄂温克族研究文集》(上下)、《鄂温克族历史资料集》(一、二、三)、《鄂温克族资料选编》等。内蒙古鄂温克族研究会成立以后,通过举行研讨会、深入实地调查、采访、查阅历史古籍等多种方式展开对鄂温克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被编辑出版,即《鄂温克研究》。随着中外学者对鄂温克民族研究的重视,关于鄂温克民族的研究成果在相对增多,如《鄂温克风情》、《鄂温克族人物志》、《鄂温克人》、《鄂温克族人口》和《鄂温克族经济简史》等书籍。本研究中文献部分的资料是在参考、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形成。